美關稅大刀砍向墨西哥 日系車最後的「快樂老家」危險了？

當白宮4月2日正式宣佈對所有進口汽車徵收25%的關稅，日本車企集體打了個寒顫。這道來自盟友的寒光閃閃的關稅大刀，正精準劈向他們多年來精心耕耘的墨西哥市場，其衝擊可能超過在中國與歐洲遭遇的競爭壓力。

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宣佈加徵關稅。AP圖片

墨西哥製造的戰略價值

由於本土市場容量有限，日本車企長期將北美視為核心戰場。日本車企推動銷售的核心競爭優勢源於經濟型汽車的高性價比，而墨西哥的低成本生產基地為此提供了關鍵支撐。

早在1966年，日產即在墨西哥設立首家海外工廠，比其1983年在美國田納西州建廠早了17年。如今，豐田、本田、馬自達等日企均已在此建立生產基地。

日產在美國的經銷商。

墨西哥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日本主要車企通過墨西哥向美國出口汽車88萬輛，其中日產貢獻33萬輛，在所有日本車企中所佔份額最大，超過三分之一。 另外，標普全球移動研究表明，日產在美銷售車輛的27%產自墨西哥，本田與豐田的墨產車比例分別為13%和8%。

這種生產佈局深刻改變了貿易格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在日產開設工廠的1966年，墨西哥對美出口額僅8.24億美元，位列第六大供應國；在汽車產業驅動下，如今墨西哥對美出口額已達4760億美元，躍居首位。

成本優勢遭遇政策衝擊

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直接衝擊日本車企的商業模式。行業專家表示，車企可能不得不因關稅而提高售價，而經濟型汽車的消費者恰恰是對價格最敏感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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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證券股票研究主管遠藤浩二表示：「車企因成本低廉而選擇在墨西哥生產汽車。並且，墨西哥產車型多為利潤空間有限的經濟型汽車，即使提價，也只能提一點點。」

麥格理移動研究主管詹姆斯·洪（James Hong）則認為，由於關稅根據車輛轉讓價格而不是零售價格計算的，若關稅成本完全轉嫁至消費者，相當於漲價20%，但對於已經在努力應對通貨膨脹的經濟型汽車買家而言，20%也是一個巨大的衝擊。

以日產為例，由於陣容老化、並缺乏混合動力車型，日產在美國已經舉步維艱。

值得一提的是，日產新任首席執行官、46歲的伊萬·埃斯皮諾薩（Ivan Espinosa）就是一位墨西哥人。對於來自美國現實的關稅威脅，他在上周稱日產已經制定了幾個預案，一旦關稅政策明確，預案便可以落實。

日產新任CEO埃斯皮諾薩。AP圖片

不過日產和豐田、本田一樣，均沒有發表明確的應對策略，僅稱考慮減少北美跨境供應，且如果美國長期保持關稅力度，可能會重組其生產網絡和供應鏈。

但詹姆斯·洪也強調，大多數車企也無法將生產從墨西哥轉移到美國，因為其目前在美國缺乏備用產能。

全球市場份額全面收縮

北美市場的動蕩，可能使日本車企失去最後一個支柱性市場。

在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面對自主品牌智能電動汽車的全面進攻，日本車企的銷量面臨全面滑坡：豐田2024年在華銷量為177.6萬輛，同比下滑 6.9%；本田全年銷量85.2萬輛，同比下滑30.9%，且是2014年以來的最低記錄；日產全年銷量為69.6萬輛，同比下滑12.2%，且是200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乘聯會數據顯示，2024年日系車在華的市場份額已跌至11%，比四年前的巔峰時期下降了13個百分點。

在東南亞，日本車企曾憑借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的先發優勢佔據主導地位，並早早地實現本土化生產。因此，日本車企在泰國、印尼等國的市場份額長期保持在80%以上，在印尼一度達到90%。但隨著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入局，日系車在東南亞的市場份額也在逐年衰減。

據彭博社統計，2019—2024年，日本汽車製造商在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的市場份額分別下降18、12、4.9和6.1個百分點，泰國、新加坡等國的日系車份額已降至35%。

在日本川崎等待出口的汽車。

在歐洲市場，日本車企早在上世紀60、70年代便遭到關稅打壓，並被迫於80年代在當地建廠生產，或是通過與歐洲車企聯盟（如雷諾-日產-三菱聯盟）進入當地市場。即便如此，在強勢的本土車企面前，日本車企在歐洲的市場份額依然處於較低水平。

在印度、中東、南美等全球南方國家地區市場，日系車的市場份額在20%—40%左右，但近年來，中國新能源車同樣集中發力中東與南美市場，同樣在削弱日系車的競爭力。

據統計，在1998年，日本汽車產量超過全球份額的20%，而中國當時的汽車產量僅佔不到2%。如今，中國汽車產量佔全球近40%的汽車，而日本汽車產量僅佔不到12%。

特朗普。AP圖片

生存壓力持續加劇

而隨著美國關稅的全面來襲，日本車企的市場格局將雪上加霜。

據高盛估計，與關稅相關的價格上漲，將進一步重創日本車企本年度的銷量和營業利潤。其中馬自達可能會受到最大的打擊——利潤下降59%；日產緊隨其後，預計下降56%；豐田和本田則將分別下跌6%和8%。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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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宣布新一輪關稅政策，對所有貿易夥伴徵收10%的「最低基準關稅」，並對與中國、越南、印度、歐盟等貿易逆差較大的國家和地區加徵差異化「對等關稅」，其中中國商品稅率高達34%（累加現有關稅至54%）、越南46%，印度26%、歐盟20%。政策甫宣佈迅即重挫美國科技盤交易，蘋果公司領跌，跌幅一度達7.9%，創下自2020年9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

美媒普遍預測，關稅政策對蘋果的打擊尤為嚴重，因蘋果作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之一，其供應鏈高度依賴中國、越南、印度等地。今次會否如過去一樣，最終往往由消費者「埋單」？

蘋果股價暴跌。

2018年特朗普首次對華加徵關稅後，蘋果逐步將部分產能轉移至越南、印度等國，以降低對中國製造的依賴。據蘋果的供應商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蘋果200大供應商中約有10%在越南設廠；印度則承擔了部分iPhone和AirPods的生產，並計劃未來生產25%的iPhone。

不過，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將這一布局變得複雜化，因為越南和印度分別對應46%和26%的對等關稅，意味著蘋果在這些國家的生產成本將顯著提高。

圖示各經濟體開展的雙邊與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相關情況，可看到美國原本的線就比其他地區稀疏，而美國加徵關稅後，原本就不多的自貿協定也形同虛設。

蘋果在越南生產AirPods、iPad及MacBook，在印度組裝iPhone，但這兩國家今次均被列入高關稅名單，其中越南高達46%、印度達26%；其他亞洲生產基地同樣受衝擊，包括馬來西亞（24%關稅）和泰國（36%關稅）也承擔部分Mac生產線；另歐盟成員國愛爾蘭（20%關稅）則生產部分iMac。

換言之，蘋果要麼自行吸收關稅成本，壓縮利潤率，否則就是提高產品售價，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彭博社》分析指，iPhone、iPad和Apple Watch佔蘋果年收入的75%，關稅可能直接衝擊其核心業務。

美國軟件開發公司Instrumental聯合創始人、前Apple Watch產品設計主管Anna-Katrina Shedletsky說，蘋果會把這些新的關稅數字放到他們建立的模型中，在幾個小時內就能知道問題有多大。

蘋果的困境反映了全球科技供應鏈的脆弱性。儘管企業試圖通過分散生產基地降低風險，但特朗普的「無差別關稅」政策令這一策略均徒勞無功。

雖然特朗普主張通過關稅迫使企業將生產遷回美國，但現實表明，美國本土製造業面臨多重挑戰。

庫克曾說：美國工人比不上中國

現時，蘋果唯一在美國本土生產的高端產品是Mac Pro，但其德克薩斯州工廠仍依賴中國進口的零部件，如訂製螺絲。Mac Pro生產線更曾出現工人在交接班前提前離開崗位的情況，導致公司不得不暫停裝配線。

2019年，蘋果曾計劃將Mac Pro生產線遷至中國，但因特朗普威脅加徵關稅而被迫保留。然而，該工廠長期面臨生產效率低下、供應鏈不穩定的問題。

庫克曾到中國參觀生產線，認為中國工廠比美國好。

蘋果CEO庫克（Tim Cook）曾直言，美國缺乏足夠的高端製造工人，2017年在一次會議上，庫克表示：「在中國，你能輕鬆找到填滿幾個足球場的熟練工程師，但在美國，我甚至不確定能否坐滿一個房間。」 反映即使企業願意回流美國本土，也難以復現亞洲的高效生產。

事實上，過去關稅成本最終往往由消費者承擔，如特朗普第一任期對鋼鋁加徵關稅後，美國汽車製造成本增加5%至8%，本土鋼價上漲42%，今次新關稅可能推高電子產品價格，進一步加劇通脹壓力。

蘋果並非唯一受衝擊的科技企業，其他依賴全球供應鏈的美國公司同樣面臨挑戰。儘管白宮豁免了半導體關稅，但台積電等關鍵供應商仍受特朗普「芯片稅」威脅。

《紐約時報》提到，谷歌、微軟等對國際供應商的依賴程度沒那麽高，但其重要的消費電子業務也會受到衝擊，關稅可能推高公司建設大型數據中心的成本，而這些數據中心正是開發新一代人工智能（AI）技術的重要基礎設施。

短期來看，企業難以迅速調整供應鏈；長期而言，若關稅持續，全球科技產業可能加速向東南亞、墨西哥等低關稅地區轉移，而非回流美國。

特朗普的新關稅政策旨在重塑全球製造業格局，但其對科技行業的衝擊凸顯了美國供應鏈與勞動力的結構性短板。蘋果的股價暴跌相信僅是開始，若政策持續，可能引發更廣泛的市場動盪與通脹壓力。真正的「美國製造」復興，需要的不僅是關稅大棒，更是本土產業生態的全面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