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企隨特首訪中東 卡塔爾企業下一站等尋合作 讚香港是研發及結算中心首選

行政長官李家超中東訪問行程結束，今次是首次有內地企業商貿代表隨團，其中有份參與的東朝科技發展（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朝友表示，香港在金融、法律、稅務等優勢，讓他首選香港設結算中心及海外研發總部，還透露一個在中東的難忘經歷，指在緊密的行程中，有卡塔爾企業為尋求與他們合作，竟提前到下一站等着他們，反映潛在合作夥伴真的誠意十足。

東朝科技發展（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朝友(左一) 隨特首李家超率領的訪問團訪中東，感受到當地企業的合作誠意。（政府新聞處圖片)

王朝友表示，今次代表團內有很多政府官員及工商界人士，非常務實，彼此可深入交流，詳細介紹了香港在金融、法律、稅務等領域的優勢，坦言這些都是內地企業希望知道的，因為不少內企都希望走出去，而香港實際上是他們的首選之地，打算把其結算中心及海外研發總部落戶香港，他個人本身也準備接下來會留在香港，「香港的金融和法務優勢，能為我們提供高效的結算和法律支持，這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理想跳板。」

王朝友還透露，今次四日行程緊張，在卡塔爾的時候，還遇到一家當地企業對其公司有特別的想法，表現出想跟他們合作的興趣，但由於行程太趕，雙方無法深入交談，該企業遂表示想了解他們的行程，原來他們想提前前往到下一站去等着王朝友到來，以期跟他們作深度交談合作，他直言：「對於我來說，是以往很少會有的一個經歷，特別榮幸。」

在2018成立的東朝科技發展（上海）有限公司，業務範圍廣泛，包括電子科技、計算機科技、建築科技、智能科技、信息科技領域內的技術開發、建築智能化建設工程、機場空管及航站樓弱電系統建設工程、公路交通建設工程等，也從事貨物及技術的進出口業務，銷售電子產品、建築材料、木材、電線電纜、計算機軟硬件及輔助設備等。

代表團在科威特到訪大型流動通訊企業Zain Group。（政府新聞處圖片)

特首李家超形容今次中東之行，成果豐碩，首次邀請20多個內地成功企業代表參加，希望展現本港跟內地協同發展，優勢互補可以發揮的力量。他坦言，以往香港代表團多次出訪時，很多時候訪問對象都問一些內地的問題，故他認為最好是由內地企業親自介紹，可以更詳細之餘，也代表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做好內聯外通的工作。

高人話，今次特區政府訪中東行程確實緊湊，惟更顯出高效，短短數天已共簽署了59項合作協議，還在行程中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讓內企也走出去，但與此同時，卻令他們更感受到香港的優勢和吸引力，也把他們「引進來」，落戶香港，完全發揮了內聯外通的橋樑作用。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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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