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首次回應記協稱稅務局「無理複查」多間新聞機構稅務事件，強調無人有特權逃稅，不點名批評有人藉此向政府施壓。
香港記者協會上星期開記者會，表示稅務局前年起複查至少8間新聞機構及20名新聞工作者或其家人的稅務，並要求他們預繳高額暫繳稅，合共涉款約170萬元。受查8間新聞機構為記協、香港獨立媒體、法庭線、Hong Kong Free Press、「爆炸頭」及ReNews等，合共遭追70萬元預繳稅款；而受查的20名新聞工作者或其家屬，則合共遭追100萬元預繳稅款。
記協稱，所有機構及個人已向稅務局反對並申請緩繳稅款，最終涉事機構仍要預繳其中約30萬元，個人則需預繳約9萬元。記協主席鄭嘉如亦被追稅，批評稅務局是「無理」複查，更指控當局係以查稅做工具打壓媒體。
特首超哥今日（5月27日）被問到查稅會否令人懷疑政府針對獨立媒體的記者，他不點名回應指，對於「一啲人士」評稅及追稅的事情，表明稅務局查稅是依法盡責，任何人無特權犯法逃稅。
超哥話：「沒有人有特權犯法、沒有人有特權逃稅，也沒有人有特權不被評稅。專業行業團體也好，非專業行業團體也好，假扮專業行業團體也好，姑息助長成員犯法逃稅，嘗試向政府施壓，只會自曝其醜，政府對一切犯法行為包括逃稅，一律依法追究責任。」
根據香港法例，所有納稅人都要正確報稅及準時交稅，屬於法律責任，逃稅可被依法起訴，最高刑罰是監禁3年。
超哥就強調，稅務局依法查稅及評稅是法律要求的職責，任何人如有逃稅的犯法行為，都會被依法起訴。真正的專業團體應該是提升行業水平，對於有犯法行為的成員應予以譴責，要求改正，不應姑息養奸，助長犯法行為。
高人話，稅局查稅天經地義，據說新聞業界除了記協所講的那些媒體外，其他媒體或個人都有被追查過往稅款的個案。如果鄭主席等人如實報稅，又何必害怕被追查？記協不單止冇做到「真正專業團體」應當有的專業態度，仲聲大夾惡抹黑稅局的正常工作，將「第四權」玩成「特權」，試圖誤導公眾，把事件炒作為政治打壓施壓政府，搞到外界覺得「記者大晒不用被追稅」，最終只會如超哥所講，自曝其醜。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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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