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利人壽保險11月遷冊來港 許正宇訪加國成功「搶企業」 高人：將陸續有來

港府上月公布，便利企業遷冊的《2025年公司（修訂）（第2號）條例》，已於5月23日起刊憲生效，並開接受海外公司遷冊來港的申請。而上月底在加拿大多倫多訪問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更游說兩間總部設在當地、但在港擁有業務的保險公司宏利及永明遷冊來港。

事隔短短數天，宏利今(6日)公布，宏利人壽保險（國際）經相關監管機構批准後，自11月起將根據香港政府新引入的公司遷冊制度，正式從百慕達遷冊至香港。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11月起將正式從百慕達遷冊來港。

該公司指，這項決策反映公司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堅定信心，也彰顯了公司致力於為客提供更好服務的承諾。所有保單持有人的保單和保障將保持完全不變，現有安排包括保單的條款與細則以及合約權利，均不受影響。

宏利表示，將在香港保險業監管局的監督下繼續運營，保持高標準的服務。隨著公司在香港的業務加強，可期待更優質的服務和更多創新的保險解決方案。

許正宇在加拿大獲宏利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韋寧頓（右）親自介紹其公司多年來與香港業務有關的宣傳品。(政府新聞處圖片)

上月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展開其加拿大的訪問行程。5月25日，他在多倫多時，曾先後到訪2間以加拿大為總部、在香港均設有業務的保險公司，分別會晤了宏利金融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韋寧頓和首席財務官Colin Simpson，以及永明金融的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Tim Deacon和副總裁兼首席策略人才官Linda Dougherty。

當時，許局長向他們介紹了剛生效的公司遷冊條例，游說他們考慮將公司遷冊來港，以享受相關的法律和稅務便利，也能減低公司為符合兩套監管制度而需承擔的合規成本。

許更特別提到，在公司遷冊制度生效首日，已即時有國際保險集團宣布計劃遷冊來港，充分印證制度對企業提升營運效率極具吸引力。因為在新機制下，非香港成立的公司只要符合公司背景、誠信、對成員及債權人的保障和償付能力等規定，便可在保留其法律上的法人團體身分的前提下，申請遷冊來港，以確保其業務的持續性。如公司遷冊後，就實際的同類利潤在香港亦被徵稅，政府會為公司提供單邊稅收抵免，以消除雙重課稅。

許局長當時也指，香港在投資和貿易方面有堅實基礎，絕對是全球企業尋求保險、再保險和風險管理服務，以及設立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理想之地。對保險公司而言，在香港是個充滿巨大發展潛力的巿場。

許正宇在多倫多出席一個金融領袖商務午宴，並以「香港在世界變局中作穩定基石」為主題作演講。

此外，在加拿大期間，許正宇也與當地金融界、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商會代表等會面；又曾會晤加拿大副財政部長、聯邦參議員等，期間提及惠譽、標普及穆迪三家評級機構最近一致給予香港「穩定」的評級展望，反映香港在全球經濟和金融不確定性增加時，具備穩定前行的韌性，強調香港高效政策機制和穩健的金融巿場，在當前全球政經環境不確定格局下，是加拿大可靠的合作夥伴。

高人話，今次宏利決定遷冊來港，印證了特區政府高官到訪海外「說好香港故事」、搶企業的成功例子，料在新機制下，以海外為總部的公司遷冊來港將陸續有來，進一步鞏固香港的領先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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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