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建議修訂《監獄規則》，明確賦權懲教署有權拒絕任何不符合法定「主要目的」的探訪外，另一個較多討論的是廢除容許候審在囚人士（未正式判刑者）可穿着私人衣服及可自備「私飯」的相關條文，特別是「私飯」話題，講到食，就易引發普通人好奇，為何要修訂。
睇番膳食相關的條文，目前根據《監獄條例》第24A條規定，行政長官可決定膳食營養準則，為在囚人士供應簡單而有益健康的食物。而根據《監獄規則》第31條，任何在囚人士不得收受或管有不符合該準則的食物(在特殊情況下獲署長准許者，或基於健康理由而經醫生建議者除外)。
而另一方面，根據《監獄規則》第192至195條，候審在囚人士均可自備或收受食物及酒精類飲品(統稱叫「私飯」)，但這種「私飯」容易成為在囚人士私相授受的工具，往往是導致在囚人士發生爭執和打鬥的其中一個主因。
政府消息人士話，因為「私飯」安排已經出過很多事，有錢的人不單自己食雞髀，還分給無錢的在囚人士，用以「收靚」。
同時，容許「私飯」也增加了將未獲授權物品引入監獄的保安風險，消息話懲教署因此要增加大量人士檢查「私飯」中有冇違禁品，甚至有毒品，另一方面，衛生、營養問題也難解決，
單由2018年至2024年期間，超過300宗候審在囚人士因為「私飯」引致的違紀事件，當中更涉及在囚人士參與集體違紀行為，更有在囚人士利用「私飯」 在監獄組織勢力，挑戰懲教署的管治，損害監獄的保安、秩序和紀律。
原來「私飯」的安排源自英國相關的法例。但現在情況已同以前大不相同，懲教院所的膳食安排已經相當完善，英國早在1988年已廢除咗「私飯」相關規定 ，包括新加坡、澳門、馬來西亞、西澳洲及韓國等司法管轄區亦沒有容許在囚人士選擇「私飯」的制度。
高人話，如果因為廢除「私飯」又批評政府收緊自由，咁呢啲人先去抗議「先進文明」的英國，香港唔係倒退，反而喺呢個議題，跟英國的步伐跟得「太慢」。
結論係，無論從管理和保證質量上考慮，「私飯」安排都唔應該保留啦。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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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