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80周年｜秘密大營救：在港文化人士如何虎口脫險？

1942年，在日本佔領下的香港，曾上演一場驚心動魄的秘密營救行動。短短數月內，大批文化名人、愛國民主人士等，從香港神秘「蒸發」。後來，他們突破層層關卡，安全地出現在抗日大後方和根據地。

他們是如何撤離香港？為甚麼要秘密營救文化人士？一齊走近這場驚心動魄的「秘密大營救」。

文化名人在港宣傳抗日 淪陷後處境危險

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舊址坐落在中環皇后大道中18號，現時已是高樓大廈。當代中國攝

1938年初，一家名為「粵華公司」的店鋪在港島皇后大道中18號靜靜開張。這是八路軍香港辦事處（香港八辦）的掩護點，主任廖承志是中共香港統戰委員會書記。

1938年6月14日，宋慶齡、廖承志等人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保盟），以「宣傳中國抗戰，爭取國際援助、支援抗戰」為宗旨。圖為宋慶齡（右四）與廖承志（右一）等保盟成員在香港合影。網上圖片

1941年1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皖南事變」，中共中央為保護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免遭毒手，陸續把他們從重慶、上海等地轉移到香港。他們在香港建立文化宣傳陣地，向海內外宣傳抗日救亡運動。當時，香港湧現出新的文化、藝術、教育團體，報紙、刊物、戲劇影視猶如雨後春筍。

當時，許多一流的刊物都集結於香港：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筆談》，端木蕻良主編的《時代文學》，鄒韜奮等主辦的《大眾生活》，梁漱溟等創辦的《光明報》，黃慶雲主編的《新兒童》等。網上圖片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日軍為扼殺中國人民的抗爭意識，將矛頭指向在香港為抗日奮鬥的一眾文化名人。他們大肆搜捕愛國文化人士，脅迫茅盾、鄒韜奮等人共建「大東亞共榮圈」。這些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陷入危險處境。

文藝界人士在香港淺水灣蕭紅墓前合影。前排左起：丁聰、夏衍、白楊、沈寧、葉以群、周而復、陽翰笙。後排左起：張駿祥、吳祖光、張瑞芳、曹禺。網上圖片

部署營救計劃 制定營救路線

香港淪陷後，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急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中共廣東黨組織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要求務必將文化人士安全轉移到內地大後方。

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副書記張文彬、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政治委員尹林平等人召開緊急會議，研究部署營救工作：一是由港九地下工作人員整理出龐大的待救名單，並與他們取得聯繫；二是制定營救路線，沿途設立秘密接待站。

秘密大營救路線示意圖。圖片來源：中國文化研究院

路線方面，從九龍撤離到東江游擊區，主要有東西兩條路線：東線由九龍經牛池灣到西貢，在企嶺下乘船渡過大鵬灣到惠陽游擊區，這條路線在香港淪陷前已經是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十分重要的海上運輸線；西線從九龍經荃灣翻越大帽山到元朗，渡深圳河抵達寶安游擊區據點白石龍村，這是當時香港難民返回內地的主要線路。

宋慶齡的撤離過程十分驚險，廖承志護送她搭乘最後一班飛機離開香港後幾個小時，啟德機場就遭到日軍轟炸。網上圖片

脫險之路困難重重 游擊隊英勇護送

1942年1月開始，文化人士陸續從海路或陸路撤離香港。

陸路營救文化人士的第一步，是要從港島乘船到九龍。當時，日軍封鎖了維港，負責護送的同志安排文化人士坐小船避開日軍巡邏艇，從港島偷渡到九龍。文化人士裝扮成難民混入隊伍中，徒步走到荃灣，再翻越大帽山。

元朗楊家村「適廬」曾在秘密大營救中作為重要中轉站，以及港九大隊元朗中隊的據點，時間長達一年。茅盾夫婦和鄒韜奮通過日軍檢查站後在適廬歇息一晚，再渡過深圳河。圖片來源：古物古蹟辦事處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前身）以及港九大隊前身的武工隊，為西線撤離行動保駕護航，幫助他們安全通過日軍在元朗的檢查站，清除了大帽山的土匪勢力威脅。

1942年1月13日，第一批撤離的茅盾夫婦、鄒韜奮等20多人抵達深圳白石龍村。當時，這是寶安羊台山抗日革命根據地的中心，也是陸路營救路線上文化人落腳的第一站。

一眾文化人士在深圳白石龍村落腳的中轉站舊址，如今是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網上圖片

海路方面，何香凝、柳亞子等人乘船經西貢到汕尾海豐。他們的船被日軍拆了引擎，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在糧水告急的時候幸而遇到游擊隊，補充了淡水和食物，才能繼續前行。一部分電影、戲劇界人士，走陸路容易被認出，也只能坐船去澳門，再回到內地。

1942年1月下旬開始，撤離到白石龍、羊台山的文化、民主人士在游擊隊和地方黨組織的護送下，經過各接待站轉送到國民黨統治的廣東惠州，數百名文化、民主人士在惠州停留休息後，再乘船到國統區大後方——廣東河源的老隆。

位於廣東惠州市東平大街上的東湖旅店，是秘密大營救的中轉站之一。現在，東湖旅店被開闢為營救中國文化名人陳列館。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茅盾夫婦、何香凝、鄒韜奮等人曾在營救路上，下榻在東湖旅店，他們與一眾文化人士和營救人員一起吃上了團年飯。圖為館內雕塑還原當時場景。視覺中國/當代中國授權

無一人犧牲或被捕 大營救全面勝利

時至1942年11月22日，鄒韜奮歷經多次輾轉和躲避蔣介石的抓捕，終於安全到達蘇北解放區。鄒韜奮是最後一位成功脫險的文化人士，他的脫險標誌着這場千辛萬苦的文化名人大營救取得全面勝利。

除了文化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外，這場行動還營救了科學家、外交家以及國際友人等。整個營救行動中，無一人犧牲，無一人被捕，創造了「勝利大營救」的奇迹。

秘密大營救後部分文化人士合影。網上圖片

秘密大營救的成功，得益於中共領導人的直接指揮和部署，以及中共領導的三支隊伍：一支是廖承志領導的香港八辦及其領導的劉少文組織的秘密交通員；一支是尹林平領導的廣東抗日游擊總隊；一支是張文彬等領導的中共地下黨組織。

茅盾在《脫險雜記》記述了當年艱辛的逃亡路，稱其「是難以想像的仔細周密，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鄒韜奮在深圳白石龍時曾感言：「沒有人民的槍桿子，就沒有人民的筆桿子。你們拿槍桿子，我們拿筆桿子，今後一定要把筆桿子和槍桿子結合起來！」

鄒韜奮在白石龍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領導人曾生題詞。網上圖片

新中國成立後，這些被營救的文化界精英、民主進步人士，積極投身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成為各個文化藝術領域的領導者和佼佼者：茅盾曾擔任新中國第一任文化部部長，並主編《人民文學》雜誌；夏衍曾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培養了大批電影人才；丁聰成為著名漫畫家……

這場傳奇壯舉不僅有力推動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而且保護了中華文脈、為新中國文化建設留存有生力量。

2017年上映的電影《明月幾時有》由許鞍華導演，周迅、郭濤、葉德嫻、霍建華等主演。該片講述以香港傳奇女性「方姑」為代表的仁人志士，在「秘密大營救」行動中展開生死救援的故事。網上圖片

本文獲「當代中國」授權刊出，歡迎關注：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

「後來居上」這個成語出自西漢司馬遷所寫的《史記》，當中《汲鄭列傳》中有言：「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

西漢時期，有一位名叫汲黯的官員。此人剛正不阿，敢說敢言。每次漢武帝怒火中燒，把文武百官罵得低頭縮頸時，就只有他敢站出來向漢武帝提出勸諫，因此此人也被時人稱為「直諫之臣」。

汲黯像（網上圖片）

身為九五之尊，漢武帝自然會因為汲黯那不留情面的勸諫而感到不悅。有次漢武帝在朝中提出施政要以人為本，以彰顯儒家之義時，百官無一表示讚同和敬佩，就只有汲黯在一旁說：「雖說陛下嘴上說實施仁政，但所做之事無一不是與民爭利。既然陛下心中貪慾無數，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偽裝呢？這不是在為難自己嗎？」漢武帝看自己的心思被人看穿，也不免得有點惱羞成怒。不待數日，他便把汲黯發配到東海去。雖然被貶為東海太守，但汲黯卻沒抱怨，反而把東海治理得井井有條。後來時間久了，漢武帝也忘了當初被汲黯當眾揭穿的羞臊，所以他便下了一道聖旨，把理事出色的汲黯調回京城當官。

漢武帝為增加財政收入，任命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為主要財政官員。當中的鹽鐵專營政策，即百姓不能再私下產鹽，而是由國家把扯鹽、鐵、茶、酒等關鍵資源的開採和售賣。這一政策使眾多百姓失去一大謀生法寶，而為人所詬病。（網上圖片）

不過從東海回來後，汲黯對漢武帝的規諫也沒有絲毫收斂。他並不擔心自己會得罪漢武帝犯，他只在乎百姓的福祉。對於漢武帝來說，他一方面很討厭汲黯這麼嚴苛的對待自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汲黯每次提出的建議都是非常正確的。因此，兩人總是維持着微妙的關係。

當時汲黯有兩個年輕的同事，一個叫張湯，另外一個叫公孫弘。因為兩人很會討好武帝，所以哪怕兩人毫無政治建樹，也能身居高位，其官位甚至都要比汲黯高。眼見及此，汲黯自然心有不憤。因此有天上朝，汲黯很不客氣地對漢武帝說：「皇上用人，就像堆柴一樣。總是把後來的柴放在上面，卻根本不管哪一根柴才是真正的好柴。」漢武帝一聽就知道汲黯這是在暗諷他任用張湯和公孫弘這兩個愛拍馬屁的小人，所以也不敢吱聲，滿臉通紅地走了。

漢武帝像（網上圖片）

後人據此典故引申出「後來居上」這個成語，原意是指一些資歷淺的人反而位居於資歷長的人之上；現在多用來比喻後來的人和事，進步很快，趕上或超過了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