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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哥公屋政策變招 走出惡性循環 居屋大增促置業 轉向新加坡模式

博客文章

超哥公屋政策變招 走出惡性循環 居屋大增促置業 轉向新加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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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哥公屋政策變招 走出惡性循環 居屋大增促置業 轉向新加坡模式

2025年09月18日 21:25 最後更新:21:38

細看超哥的施政報告,有些政策並非一味向前衝,而是靈活走位,適當變招。例子之一是公屋政策,過去兩年他與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出九牛二虎之力,狂谷出租公屋供應(包括簡約公屋),希望縮短輪候時間,但居屋數量卻不足,市民抽樓難過中六合彩,惟有湧去輪公屋,結果條人龍越來越長,陷入惡性循環。官場朋友說,超哥也看到問題,故今次決定調整方向,轉而鼓勵中低層市民(包括公屋住戶)購買居屋,以激活向上流動的置業階梯,所以未來5年居屋供應將大幅增加。我估計超哥的長遠想法,是居屋佔比將大於出租公屋,步向新加坡模式。

特首超哥今次的公屋政策變招,將會大增居屋供應,未來5年上升8成,以激活年輕市民置業向上流動,以走出過往的惡性循環。

特首超哥今次的公屋政策變招,將會大增居屋供應,未來5年上升8成,以激活年輕市民置業向上流動,以走出過往的惡性循環。

超哥上任之初,首先着力改善最低層的惡劣居住環境,令他們可快些入住出租公屋,故快馬加鞭增供應,包括耍出「速成招」興建簡約公屋,令未來5年的公營房屋建屋量達到189000個單位,比他上任時增加8成。

這一招救了近火,但留下一些問題,經濟學者宋恩榮就指出,因政府着重興建出租公屋,忽略了居屋供應,在僧多粥少下,白表市民抽到居屋的機會極低,而出租公屋居民也難以換樓,以至所住單位未能釋出。结果是,年輕市民置業無望,只好去排出租公屋,他們為求一單位,寧願不加薪、不升職,而申請出租公屋的人龍則越來越長。

官場朋友說,超哥與何永賢也看到有這問題,故今次將着力點轉移到想買居屋的中低層家庭,首先是增加供應,未來5年建成的居屋,將達58000個單位,比超哥上任時預計的39000個單位,大增了5成。幸好政府這幾年大力造地,可以有足夠土地興建更多居屋。

除了增量,政府也調整興建出租公屋和居屋的比例,由以往的7比3,改為6比4,以後更可能變5比5。到那時候,40歲以下市民將可更快抽到居屋。當新一代看到置業前景,工作自然更積極、更進取。

我問官場朋友,地產界會否擔心增加居屋搶走買私樓的買家?朋友說「不會」,其接觸過的地產商,多認為激活中低層市民的置業階梯,反而對私樓市場有好處,因為買了居屋的市民,將繼續向上流動,當收入增加,會考慮換私樓,最重要是置業市場動起來。

除了鼓勵向上流動,政府也將激勵「橫向流動」,官場朋友說,今次推出的新措施之一,是讓居屋長者户換樓,搬去細單位,或較遠地區,他們可以賺一筆,又釋放出原有的居屋單位。此外,政府還放寬出售居屋單位的限制年期,由15年減至10年,也有激活作用。

過往新加坡模式與香港不同,它多年來一直鼓勵市民買組屋(類似居屋),而不是提供出租公屋,促公屋居民盡快置業,故購組屋的市民佔了8成。香港則剛好掉轉,看來新加坡當年更有遠見。

我聽過官場朋友的解說後,估計超哥似有步向新加坡模式的長遠想法,但這轉變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經一段長時間,但方向是對的。

調整政策後,未來中青年市民可更快抽到居屋。長遠而言,將步向新加坡模式。

調整政策後,未來中青年市民可更快抽到居屋。長遠而言,將步向新加坡模式。




時人物語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黎智英案各被告求情進入第2天,《蘋果》兩重臣、社長張劍虹和副社長陳沛敏,先後由代表律師向法官求情,當中提及他們當年工作的境況,以及如何硬着頭皮執行下達的死命令,雖曾斗膽勸諫,卻多數徒然,最後被拖上違法路,道出了幫黎智英打工的悲哀。他們在審訊作供時,曾訴說過不少「失去自由意志」的事例,陳沛敏今日求情時亦披露曾想過離職,只因身患重病,需支付醫療費,無奈留低,對自己當時不堅守傳媒原則抗命,深感懊悔。

張劍虹是黎智英手下頭號大將,他2005年曾「跳船」離開《蘋果》,5年後又再「上船」,晉升至《蘋果》社長和行政總裁,但在反修例動亂期間,他成為了黎老闆的「執行工具」,只能按其指令行事。張劍虹的代表律師昨天求情時透露,當時黎智英欲邀請美國前陸軍副參謀長基恩上其訪談節目,張劍虹提黎老闆「會唔會好敏感」,想加以勸阻,但對方不聽。到《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他也嘗試說服黎和其他同事,不要再做違法的事。從過往庭上的證供可見,張雖然數度力諫,結果黎仍繼續其活動,只是稍為改變方式。

辯方律師指,張劍虹想減低罪行造成的破壞,但他不是「主腦」,沒有控制權,雖任行政總裁,實際權力卻有限,只能聽從「主腦」指示去做,惟有盡力減少報道的影響。

張劍虹的代表律師求情時說,張雖然是《蘋果》行政總裁,卻沒有實際權力,只能依「主腦」指示行事,即使反對也沒用。

張劍虹的代表律師求情時說,張雖然是《蘋果》行政總裁,卻沒有實際權力,只能依「主腦」指示行事,即使反對也沒用。

其實張劍虹在審訊作供時,也曾訴說過「身不由己」的苦況,例如他坦言自己是「工具」,黎老闆經常下達编採命令,然後一錘定音,很難拒絕,只有在沒有指示時,才有「編輯自主」。例如每次開「飯盒會」,黎智英多數會提出自己的政治取態,叫各人按其方向運作。

張劍虹也曾在庭上指,《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約1個月,他和陳沛敏都擔心繼續下去會有違法風險,曾反對黎智英一些做法,但對方一意孤行,沒有接受他們的意見。

《蘋果》副社長陳沛敏也有相同處境,其代表律師今日求情時便指,當時黎智英提出用《蘋果》發動市民「一人一信」,呼籲特朗普出手,她表示過反對,但黎智英堅持行動繼續。

陳沛敏在庭上作供時披露,黎老闆還叫她擬出一份「Shit list」,列出制裁特區官員和政治人物的名單,把她拖進編採以外的政治行動。

陳沛敏的代表律師今日求情時又指,她試過阻止在《蘋果》刊登一些具爭議性文章,也考慮及早辭職,離開《蘋果》,但因當時患了重病,需支付治療費用,且有經濟困難,要工作維持生計,惟有繼續做下去。

陳沛敏求情表示,對自己未能堅守傳媒原則,感到十分後悔。她當時已想辭職離開《蘋果》,但因醫重要病要錢,無奈留低。

陳沛敏求情表示,對自己未能堅守傳媒原則,感到十分後悔。她當時已想辭職離開《蘋果》,但因醫重要病要錢,無奈留低。

她在求情信中訴說,自己本應堅守傳媒原則,卻未能「企硬」,感到十分後悔。

張劍虹和陳沛敏在求情中,盡訴在黎老闆大石壓死蟹下,身不由己、沒法緊守原則的悲哀,而最後更被拖上違法之路,成為階下囚。難怪兩人不單止認罪,還擔任從犯證人,指證黎老闆的罪行,可說是他們屈從多年後的最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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