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財政部11月5日在香港發行40億美元的主權債券，總認購金額1182億美元，是發行額的30倍，其中5年期債券認購倍數為33倍，認購踴躍。
這批債券分3年期及5年期，3年期債券利率3.646%，5年期則為3.787%。美國政府重開，美國國債債息回落，現時美國3年期國債年利率為3.575%，5年期國債利率則為3.686%，財政部當日發行這批債券對比美國同年期國債利率接近持平。
而國際評級機構訂定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為A1，較美國的AA1低兩級，然而，市場的認購反應，反映財政部這批債券非常搶手，以至最後定價息率直追同年期美國國債息率，反映市場對中國的信用認可已經與美國相若，評級機構的評定標準可能是時候重新審視。
中國擁有33433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貿易順差持續增長，經濟改革漸見成效，與美債相比，中國債券收益率相近，有助投資者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
這次認購的投資者，亞洲投資者佔53%，歐洲約佔25%，中東和美國佔22%。遍佈全球，證明了國際資本市場對中國經濟有信心。
長期以來，美元的定價權掌握在美聯儲手中，全球市場幾乎由美國單方面主導，這次發行可能標誌著美元定價權多元化的開始，重塑全球美元信用體系。這次發行的債券收益率曲線已經形成了一條新的基準，未來可能吸引更多新興市場國家加入美元債市場，也證明只要具備足夠的信用基礎，新興市場國家同樣可以在國際資本市場獲得公平定價。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次發行是中國金融開放的重要標誌。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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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