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中國商務部發布了一份僅有九字核心指令的公告——「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這份針對美國將五家中國企業列入涉伊朗石油制裁SDN清單的「阻斷禁令」,看似是一紙法律文書,實則是一記精準打向美國制裁體系軟肋的「非對稱殺手鐧」。它標誌著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已從關稅、科技等「硬對抗」領域,深入到了法律、金融與規則制定的「無形戰場」。
首先看看美國「長臂管轄」的威力,不在於華盛頓能親自切斷每一筆交易,而在於其構建了一套高效的「壓力傳導機制」。通過美元清算體系和全球金融網絡,美國只需將目標企業列入SDN清單,便能迫使全球的銀行、保險公司、航運企業因恐懼合規風險而主動斷絕與被制裁對象的業務。這是一種「美國列名,全球跟隨」的低成本精準打擊。
中國的「阻斷禁令」的戰術精妙之處在於,它沒有直接攻擊美國政府,而是改變了這場博弈的底層成本計算。它依據《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在中國法律秩序內直接否定了美國相關制裁措施的效力。更重要的是,該辦法第九條規定,若任何個人或組織因遵守被阻斷的外國法律而侵害中國主體合法權益,受損方有權在中國法院提起訴訟並要求賠償。
這意味著,對於跨國銀行或航運公司而言,局面徹底改變了。過去,面對SDN清單,它們只需計算美國的合規風險,最安全的選擇是立即終止服務。現在,它們必須同時權衡另一種風險:如果僅以「遵守美國制裁」為由,單方面中止與中國被制裁企業的合同,從而造成損失,它們很可能在中國面臨巨額民事賠償訴訟。美國的制裁壓力,不再是它們可以無成本轉嫁的「免責金牌」。制裁的成本,從中國企業單方面承受,變成了由試圖執行制裁的第三方與中國企業共同分擔,甚至可能反向傳導至制裁發起方。
這件「殺手鐧」的第二重厲害之處,在於其打擊目標的精準性。它瞄準的不是美國制裁的「大腦」(決策機構),而是其賴以運行的「神經網絡」與「末梢循環」——即那些在全球商業活動中扮演關鍵中介角色的第三方實體。
以被制裁的中國煉化企業為例,其真正的困境往往不是無法生產,而是可能因失去金融結算、貨運保險、船舶租賃等服務而陷入「商業孤島」狀態。「阻斷禁令」的作用,正是為這些中國企業在國內構築一道「法律防火牆」,保護其在中國境內的人民幣融資、供應鏈合作與司法救濟渠道。它向所有在華經營或與中國有密切業務往來的跨國公司發出明確信號:在中國法域內,不能將外國的不當域外制裁作為損害中國主體權益的當然理由。
這實質上是在迫使全球商業網絡中的關鍵節點——那些既不想得罪美國、又無法放棄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進行痛苦的「站隊」計算。它們不能再機械地執行華盛頓的指令,而必須在「失去美元通道」的風險與「失去中國市場並面臨中國法律訴訟」的風險之間做出抉擇。這無疑極大地增加了美國制裁體系的執行摩擦力與不確定性,將其從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武器,變成了可能引發複雜法律衝突和商業反噬的「雙刃劍」。
其他國家能否對美國的長臂管轄呢?難,因為能夠或者夠膽出一這招的國家,全球來看,可能也只有中國有實力和有魄力這樣做。任何法律工具的效力,最終都依託於背後的國家實力。中國「阻斷禁令」之所以能成為有效的「殺手鐧」,根本原因在於其背後有強大的實體經濟、完整的產業鏈和巨大的市場規模作為支撐。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最重要的製造業中心和最具增長潛力的消費市場之一。對於許多跨國公司而言,中國市場的份額與營收是其全球戰略的基石。當遵守美國制裁可能意味著在中國面臨法律風險、商業損失甚至市場准入障礙時,其決策天平必然發生傾斜。這與貿易戰的邏輯一脈相承:中國的反制之所以有效,是通過對等工具將美國的單邊施壓轉化為美國企業、供應鏈和消費者必須承受的現實成本。
「阻斷禁令」將這一邏輯延伸至金融與法律領域。它表明,中國不僅能在貨物貿易領域進行反制,也開始系統性地運用國內法律與市場槓桿,來對抗美國在金融合規等非貨物貿易領域的霸權。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發展、中國金融市場的持續開放,都在為這類法律工具提供越來越堅實的基礎設施支持。
首份「阻斷禁令」的發布,意味著中美大國競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硬實力的直接較量,逐步深入到軟實力與制度力的規則博弈。它標誌著中國的反制裁體系從「制度儲備」走向「實際運轉」,從被動防禦轉向主動塑造。
這件「非熱兵器」的厲害之處,不在於其能瞬間摧毀什麼,而在於它能系統性地改變遊戲規則,增加對手使用其慣用武器的成本與複雜度。它未必能讓美國立刻放棄制裁,但能讓每一次制裁的出台,都必須更慎重地計算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與反向衝擊。對於志在維護自身發展權益、挑戰單邊主義霸權的中國而言,這無疑是在複雜戰略博弈中攻守兼備的關鍵一步。
未來的大國角力,將越來越多地體現在這種塑造規則、定義合規、影響全球商業預期的無形戰場之上。中國的「阻斷禁令」,正是在這個新戰場上擲下的一枚重磅棋子。
東方策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