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在北京出席一個香港回歸廿周年研討會時，認為未來5年並非香港合適時間重啟政改。泛民的朋友回應話，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寫明「推進民主、促進和諧」是對港政策之一，質疑王振民不代表中央。
討論誰代表中央沒有意思，話中聯辦不代表中央的言論，很多人在特首選舉時已講過，最後證明這只是泛民不了解中央的誤判。可以將王振民的代表性問題先放在一邊，看看他的推論是否合理。
王振民話:「香港過去用了多年時間處理政改但都不成功，反對的人永遠都反對，令人記憶猶新。香港未來5年、10年不能將時間都花在政改上，認為解決住房、經濟、民生問題更能解決社會撕裂。」
林鄭當選特首，努力想減少社會撕裂。而反對政府最大的泛民政黨，話撕裂源於香港沒有「真普選」，所以要重啟政改，實現「真普選」，社會就沒有撕裂。他們當然會反對王振民話5年不宜政改之說。
若要為這種「有民主無撕裂」找一種理論基礎，恐怕著名的美藉日裔學者福山（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就是最好的基礎。我上星期提過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疑問，話很多新興國家在二戰後走上民主之路，但不單沒有發展，連基本的政治穩定也保證不了。亨廷頓認為是社會動員超越政治機構發展時，新的社會行為者發現他們無法參與政治而產生挫折感，結果便出現政治混亂。
有趣的是，福山是亨廷頓的徒弟，但他卻不信老師追求政治穩定的一套，反而提出更極端的信奉民主制理論。福山在1989年蘇聯倒台的前夕，在國際事務期刊《國家利益》上發表名為《歷史的終結？》的論文，預言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被視為「歷史終結論」。
隨後蘇聯和東歐鐵幕國國家的共產政權紛紛倒台，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由於配合當時的國際政治形勢，一炮而紅，福山亦成為美國政府推崇備至的理論導師。
但20多年過去，解體後俄羅斯和東歐諸國，沒有太多成功變為民主國家的例子，政治反覆，經濟發展亦乏善足陳。到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海嘯，歐洲又有債務危機，中國卻崛起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世界對西方式民主制度的信心大不如前，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變得相當諷刺。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到2016年福山推出《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對當年作的結論作出修正，他認為在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加入「國家治理能力」這個第三變量，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是第三項得分很低，造成發展不如預期。他由對美國制度推崇備至，變成對美國和中國制度各有批評。
長篇引述福山這個大師級人物的理論變化，只想說明一點，民主制度雖有明顯優點(防止暴政)，但沒有人能確立民主制是政治制度的終極模式，甚至不能證明這是新興國家/社會一種有效制度。我們不要迷信民主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包括撕裂問題)，更不用不問代價地急促推進民主制。
泛民的朋友認為推動普選可以減少社會撕裂，我卻認為在現今社會氛圍下，政治對立如此之強，妥協文化如此之弱，55%支持泛民的群眾，和45%支持建制的群眾，各不相讓。有什麼政改方案可以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若無人有把握提出雙方可接受的妥協方案，勉強重啟政改，不會彌合社會裂痕，只會增加撕裂。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