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週年，很多外國媒體都做了相關報導。《每日電訊報》訪問了前港督彭定康，他講起在香港的一個小故事。
他說當年曾造訪一家精神病院，遇到了一名精神病人。那病人穿著三件頭套裝，儀容整潔，他很認真地問彭定康，為什麼英國一個民主國家，要把香港交給一個專制的中國政權。他說回程時對事件苦思良久，為什麼正常人沒有問過他這個問題，反而是住在精神病院的病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肥彭作為一名退休政客，如今提起這個「有趣」的故事，固然博到一點掌聲，他似乎正在批評英國把香港主權交回中國的行為。回心一想，無論是評論家、空想家、任何的退休人士，人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評論問題，講完就算。不過，如果他是事件中的當事人，便要很務實地行事。正如今天你會見到英國作為民主國家，要以最高禮遇，用皇室馬車接載「專制」國家領袖習近平，進入白金漢宮與英女皇會面。英國要禮遇中國，當然涉及莫大的商業利益。
習近平2015年訪英的時候，英國還未脫歐，英國去年無端端公投脫了歐，經濟更加風雨飄搖。英國政客已經不能夠再輸，只能更靠攏中國。假設今天彭定康做了英國首相，他也會做出同樣的事情。可見一名退休人士的隨口評論，與當事人幹實事並不相同。並不是如《飛越瘋人院》的電影那樣，只有瘋子其實最正常，只不過瘋子夠膽亂說話而矣。君不見有些港官當官時是出名的庸官，退休後卻如超人那樣，站在道德高地，胡亂說話，指手劃腳。
看彭定康的故事，想到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究竟我們應不應該與中國政府對抗？習主席剛結束的訪港行程，傳出了一個很強烈的信息，要香港人尊重「一國」，要以一國為本。對於這個核心議題，反對者會說，強調一國，便沒有了兩制，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我為什麼要以一國為本？為甚麼香港人不能對抗中國政府？
先不論這些觀點是否愛國，也不論中國在香港的憲制地位其實不容挑戰，假設中國明天變成西方式民主國家，到底會變得更好？還是會變得更壞？
1989年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鐵幕國家倒台，已經顯示一夜間由專制變成民主的國家，結果就是四分五裂。蘇聯衍生出大量的小國，成為西方的附庸，而剩下的大國俄羅斯，初時普京求加入北約不可得，最後俄羅斯被逼走自己的路，成為披上選舉外皮的專制國家，才可以生存下去。
我是民主的愛好者，從讀書年代開始，已經覺得民主政制比專制優越，可以防止殘酷的獨裁政府出現。不過，對民主政制是否可以發展出穩定和有效的政體就抱有懷疑。究竟如何可以建立一個既有民主參與，也可以維持到較高效率，與及比較穩定的政府？這不易給出答案。
從蘇聯、東歐到中東國家，近年步向民主，沒有太多成功案例，當中有不少國家出現無休止的戰亂。倒是中國，雖然是專制體制，但仍能保持高速的經濟發展，同時帶來社會的發展，也一定程度增強了人民的自由。中國人已可較自由地出國旅行，甚至移民；只要每月付出10元的翻牆費，才可以瀏覽到外國的網站，但更更重要的是，過去39年，中國政府讓6億人脫了貧！
到今天，我覺香港人需要思考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劇烈地與中央對抗？甚至堅持要推翻中國的制度，硬要把西方民主制度強加於中國身上？尊重中國，尊重中央，現實地尋求香港自身發展的道路，這就是瘋子嗎?
盧永雄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六在七一當天，為香港第五屆新班子政府就職監誓，並發表了長篇演辭。我在台下聽演講，本來無打算做筆記，想不到習主席講得如此具體，結果忍不住拿出電話記下幾筆。
習主席從鴉片戰爭講起，說區區一萬多人的英國遠征軍入侵中國，竟然逼使擁有80萬軍隊的清朝政府割地賠款、割讓香港島；之後中國一次又一次被領土幅員及人口規模遠遠不及自己的國家打敗，先後再割讓九龍及新界。直至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後，中國人民才站起來，而上一世紀70年代末推行改革開放，經過近40年努力，終於開創中國民族發展的嶄新局面。
習主席短短一段講話，令到我們重溫香港作為殖民地的歷史，就是一部國弱家貧的歷史，香港命運就與國家緊密扣連，這些事情香港人或許已經忘記，但國家領導人就常記在心中。
習主席不止講到一國兩制的成功，亦講到香港遇到的新問題，包括一、香港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制度還須完善；二、對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宣傳有待加強；三、社會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問題上還缺乏共識；四、經濟發展也面臨不少挑戰，傳統優勢相對減弱，新的經濟點增長點尚未形成；五、住房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
過去領導人的演講很多時比較「行貨」，或者專講好說話，像習主席般具體點出香港問題，講得「咁白」，的確讓大家開開眼界。
細心分析習主席講的香港五大問題，樓價、經濟增長，甚至政治法律問題的爭拗，香港人都意識得到，但他提出另外兩點，即維護國家主權及安全的制度尚需完善，對國家歷史和民族文化的教育不足，就是我們平時完全沒注意的。這兩個問題都關乎國家，亦即我一直講的香港人缺乏國家觀念，中央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習主席劃公仔劃出腸提提你。
問題提出了，那應如何解決？泛民認為解決經濟政治社會問題的靈丹，就是發展普選，認為香港全面發展了民主制度，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習主席當然並非如此，他通篇講話對推進民主隻字不提，他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歸根結底是要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特別是當中的「一國」原則。
就此他提出了四點意見，第一是要準確把握「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他說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堅守「一國」原則，正確處理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任何危害國家安全，挑戰國家權力及基本法的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都是對底線的觸碰，絕對不能允許。
第二是依照憲法及基本法辦事，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區履行主體責任有機結合，要加強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
第三是要聚焦發展，他特別提出香港背靠祖國，國家的持續快速發展為香港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他更用香港俗語「蘇州過後無艇搭」來提醒香港要集中精力來搞建設、謀發展。
第四是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他提到要求大同、存大異，但他亦指出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渦，人為製造對立，就會窒礙社會發展。
習主席講得如此具體，將這四點貫穿，可以總結為兩句話：「堅守一國，聚焦發展」。若你同意這些前提，甚麼人都可以溝通，若不同意這些前提，就好可能觸碰到中央的底線。習主席有些話在這裡沒講出口，觸碰底線的就會變成敵人，可能要對你進行無情打擊，無觸碰底線的，好似前民主黨副主席羅致光，都可以加入政府成為局長。
我想習主席這番說話，並不只對香港市民講，亦對在座數以千計的社會各界人士講，更加重要是對特區政府新班子講，希望他們明白如果不堅守一國原則，就很難「行穩致遠」。到底新班子裏有多少人明白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