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前，中國出現第一個大一統皇朝秦朝。秦國能夠成功擊敗六國，建立政權，在於採取法家思想治國，即以嚴刑峻法威嚇臣民，使之服膺於君主的權威之下，繼而達到較高的行事效率和紀律要求，令秦國在對外戰爭中無往而不利。
秦始皇駕崩後，由兒子胡亥繼位。對法家思想推祟備致的他，就提出「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意思是，能夠順從君主的命令，愈能奴役民眾和以殺戮鎮懾臣下的官員，就是深得主子歡心、表現忠誠能幹的大臣。
受到誘因的驅使，希望加官進爵的群臣自然會以更加不仁的手法殘待百姓。終於，民怨衝天至不可收拾，搞出一場農民起義，繼而就是各地群雄並起反抗暴秦。
這種主從的關係，即使踏入現代民主社會仍然適用。選民就是皇帝，而臣子就是政治代表如議員，而皇帝的口味直接影響臣子的行為和態度。受著第一代激進派代表人物如長毛、黃毓民影響，加上社交平台的「圍爐效應」愈益激烈，反對派選民，特別是年輕一輩的選民，對站在道德高地的政治家尤其偏好。愈是固執己見，愈是強調教條，愈是激烈對抗，就愈能得到這班年輕「皇帝」的支持。為了爭奪「主子」的歡心，以求取得利祿豐厚的議席，反對派扭盡六壬，即使無視現實條件和民意所在，也要提出不會令自己「失寵」的政治訴求。
屬於溫和民主派的民主黨，曾經就是背離「皇帝」心意的政黨。在2011年的政改方案中，民主黨便秉承司徙華先生遺留下來的精神，即是在高調表達立場和訴求之餘，亦不忘與政府充分合作和協商，在有限的空間下盡可能爭取最大的利益。因此，時任主席的何俊仁大膽與中聯辦官員討價還價，在表決中支持增加民主成分的方案，令香港政制更趨民主化。
然而，這種平衡理念和現實的折衷方法，使民主黨大受大撃。本身應是同道中人的人民力量，為了報復民主黨而展開「票債票償運動」，在11及12年兩場選舉狙擊民主黨候選人，使民主黨的選舉表現大幅下滑，當中參選新界西的資深議員李永達更落馬收場。
其他反對派政黨眼見民主黨的遭遇，都紛紛與民主黨劃清界線。雖然他們沒有落井下石，但選擇隔岸觀火，享受民主黨遭受重創的好處。這一個慘痛的教訓，令其他相對溫和的政黨如公民黨、工黨、民協等銘記於心，因而往後的政治議題上再沒有任何退讓或討價還價的空間，反而更有決心與政府對抗。而身受其害的民主黨亦調整路線，向較激進的一方靠攏，例如黨內的年輕議員就不時以本土、自決自居。
與昔日務實路線訣別的民主黨，在政治議題上已經漸見偏激。近日，鬧得熱哄的一地兩檢方案，民主黨的做法不再是與政府磋商，試圖爭取有助減低港人戒心，又能充分發揮高鐵效益的方案，反而借用韓國電影<<屍殺列車>>進行二次創作，將內地執法人員比喻電影內殘殺平民的喪屍、高鐵比喻成引致災難出現、血流成河的列車，藉以鼓動群眾反對一地兩檢。
這種不折不扣的妖魔化宣傳，反映民主黨政治定位上的尷尬。作為相對溫和的政黨，筆者不相信所有民主黨人都是缺乏理性。他們採取這種偏激的宣傳手法，正好顯示民主黨積極迎合日趨激進、以教條主義掛帥年輕人的口味。既然堅持站在道德高地，絕不向政府妥協才是「主子」的樂見的做法，為了一黨的存亡和個人的政治利益，當然不可不向陣營內的各黨學習，選擇脫離現實、高舉理念、主張對抗的政治定位。
傳統政黨要對一班以「對抗政府為明吏，拉布多者為忠臣」為原則的年輕「主子」俯首稱臣，無怪乎香港各種政治、民生議題長期積壓，難以解決。不斷對不顧現實、只談理念的選民投懷送抱，違忘政治家應有的原則和底線，就等於縱容這群選民更加自我，更加激進。最終的結果，就是整體社會的利益，白白葬送在被寵壞的選民手上。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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