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個地方的足球水平位列世界140名以外、聯賽入場人數僅得1200人、職業球員數量逐漸減少、訓練設施極為短缺，你還會願意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振興這項運動嗎？
近日，由於香港足總主席梁孔德公開表示香港足球沒有出路，引起輿論一片嘩然，甚至有立法會議員撰文批評此番言論，要求改革足總及撥出更多資源支持足球發展。
筆者理解，香港曾經是東亞球壇首屈一指的勁旅，從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都出產不少優質球員，令部分社會人士對香港足球仍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可是，與香港絕大部分行業一樣，過去二十年的發展不進則退，變成一潭死水，無從挽救。
自二千年起，足總或是商界不是對於本地球壇的沒落無動於衷，前者曾經推動「鳳凰計劃」，培養年輕人才，惟最終真正具備級數的職業球員寥寥可數；後者就有羅傑承等人投資各大球會，大手招兵買馬，惜近年已經無以為繼，各支球隊仍難與亞洲各地的對手相提並論。可見香港足球不是沒有力挽狂瀾，而是根本回天乏術。
現時政府每年大約撥款三千萬支持港足發展，包括場地、青訓、宣傳等，可是這些資源並未真正刺激本地球壇的發展。假如希望香港足球重拾昔日光輝，投入更多資源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周邊國家對足球的投入也是與日俱增。以中國為例，各大球會以過億人民幣收購歐洲一流球員，球會班費數以十億計；加上習近平主席銳意發展足球事業，各地的青訓資源和規模都有增無減。另一例子有日本，自九十年代開始發展職業足球，至今同樣斥巨資收購頂級球星，也有健全的訓練制度，惟近三十年來日本仍是世界二線尾三線頭的普通球隊。
因此，如果香港希望追趕各地的步伐，至少要投資十倍、百倍、甚至千倍的資金才可成事。而在「軍備競賽」下，大家應該有心理準備，即使資源再多也可能收穫不大，無法大大提升港腳的實力和代表隊的排名。所以，問題來了，憑什麼香港足球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可以得到比其他運動項目更多的眷顧？
如果根據現時政府分配體育資源的原則，即掛勾資源與項目成績，那麼政府反而應該集中資源發展羽毛球、單車、滑浪風帆等在國際大賽中屢獲殊榮的運動。如果政府希望香港體育事業百花齊放，那麼更應關心冷門的體育項目，令各類運動可以在香港落地生根及更好保障運動員，而不是集中資源，對足球特別照顧。
大家應該明白，足球是需要人多地多的運動。在房屋供應極為緊張的情況下，把足球發展放在社會優先位置恐怕與絕大多數市民的期望有落差。再者，足球發展進入高度資本化的階段，這種投入多、風險大、回報低的投資是否值得，社會大眾應該有所深思。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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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華最後一場棟篤笑終於完滿結束，坊間充滿依依不捨的感受。不過，這場引起全城關注的表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黃牛問題。
記得年初開賣的時候，由於贊助單位預留大量門票，使公開售價的數量極少，造成非常誇張的炒賣問題。一張千元的門票，在坊間竟以過萬元轉售，令大批粉絲大感失望和不滿，連黃子華本人也對造成的炒風頗有微言。
面對日益嚴重的黃牛問題，部分立法會議員對此極為關注，紛紛要求政府重新檢視打擊黃牛的條例，加強對炒賣集團的阻赫力，甚至有意見認為可以加入「買票實名制」，要求購買門票的人提供個人資料，並在開場前核對，以杜絕炒賣問題。
這些建議，不禁令我想起黃子華<無炭用>的台詞。當時是2003年，因為經濟、民生問題和沙士襲港，市民民怨甚深，於是不論「失業、失戀甚至失憶」，都說成是「董建華的責任」，意即諷刺港人「賴得就賴」，什麼都當成是政府的缺失。
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現黃牛問題，主因是供求並不平衡。當供應少於需求，便會造成短缺，價格自然上升，而擁有相關貨物的人便可高價出售圖利。按照經濟學家的想法，解決黃牛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增加供應，直至供求達致平衡。換言之，表演者應該大幅增加表演場次，直至公開發售門票的價錢與轉售一致或黃牛問題絕跡。
然而，現實是表演者不可能為了供求取得平衡而增加表演場次，因為表演場次的多寡並非表演者說了算，還要考慮多種因素，如場地、成本效益、表演者體力等。所以部分意見認為，應該由政府採取主動，打擊黃牛。
事實上，黃牛問題是全球問題，不但在香港，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等發達國家，同樣面對令人討厭的炒賣風氣。各國政府都選擇制訂條例，以法律限制炒賣活動。例如美國，就要求所有購買門票的人在網上提供個人資料，並在入場前出示證明才可領取門票；加拿大的做法就是大幅增加罰款及監禁年期以阻嚇炒賣者。
由於這些條例都是過去兩年才正式實行，目前很難檢討這些做法是否有效。不過，根據社交平台的言論，似乎仍有不少粉絲投訴一票難求，反映立法打擊黃牛未必是有效的做法。而且，各國都有民眾批評以上的條例是矯枉過正，影響真正入場欣賞表演的觀眾，例如美國就有意見指做法增加民眾轉贈門票給親友的難度，亦有主辦單位認為入場前的檢查程序過於麻煩。
有見及此，西方娛樂圈開始「自己黃牛自己打」，由表演單位採取主動，在不用增加表演場次下打擊黃牛活動。例如美國天后泰勒斯(Taylor Swift)就按照粉絲參與度，如有否跟蹤她的社交媒體資訊、觀看她的音樂錄像等，決定買票人士的順序，以確保買票人士主要是她的忠實歌迷；鄉村音樂歌手Eric Church則會檢視個唱的銷售情況，並曾經取消25,000張懷疑黃牛票的入場資格，再轉由粉絲訂購。這些做法，比起由政府監管來得更有彈性和直接，大大打擊黃牛票問題。
這個世代，愈來愈多人將問題歸咎於政府身上，永遠期望政府解決這樣哪樣的問題。但是，與其期望公權的介入，倒不如反求諸己，思考在法律框架之內，如何運用合情合法合理的權利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