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蕭定一接手搞HMV來龍去脈 按股按樓加「個人擔保」上晒身

全盛時期在尖沙嘴有幾層樓面店舖供樂迷打躉的HMV，終於結業收場，入主初期雄心萬丈的蕭定一，四按西半山「天池屋」豪宅籌款支持公司，並以個人名義作擔保，最終或要上身。

HMV的前世今生，是不少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但近年已風光不再。2013年3月，香港正值沙士最嚴重的時期，消費急速萎縮，另一方面，非法下載衝擊全球傳統影音零售業，HMV英國母公司面臨破產，於是把香港業務賣盤，前百富勤要員胡景邵主管的匯友資本，以白武士姿態買下HMV香港業務。

HMV當年的白武士胡景邵。

2014年初，胡景邵把HMV業務以4.08億元作價，售予蕭定一旗下的中國3D數碼（8078），並易名為HMV數碼中國，惟支付方式全以配發新股進行，即係胡景邵並無水收，只是透過收HMV數碼中國的股票入股公司。配股完成後，胡景邵的匯友資本成為HMV數碼中國的大股東。注入上市公司後的HMV初期風頭一時無兩，在銅鑼灣旗艦店搞電影宣傳活動，韓星李秉憲、港星王宗堯出席，星光熠熠。

蕭定一

然而，音樂下載潮流不可擋，HMV很快便陷入艱苦經營，蕭定一多次押股套現，作公司的營運資金，2017年11月17日，HMV數碼中國在港交所發出通告，公布向建銀國際出售1.5億元的可換股債券，及1.5億元的票據，合共套現3億元，然而，另外須以價值4.5億元的股份作抵押，股份存入建銀國際的戶口。

當天的通告並無提及4.5億元的抵押股份何來，但到了2018年1月2日，公司發補充協議通告，披露蕭定一將簽立「蕭氏股份押記」，作為建銀認購上述債券及票據的抵押，抵押股份須總值3.795億元或以上。

到了今年3月22日，胡景邵旗下，前稱匯友資本，1月底時易名的海滙國際科技發通告，透露將向HMV數碼中國借出3億股HMV數碼中國股份(佔2.2%股權)，借用費以股份價值以年利率3.5厘計算，所借出的股份，截至2017年12月31日，帳面值7380萬元。

通告的「釋義」中，說明蕭定一是擔保人。而一旦股份被斬倉，就要償還7200萬現金，HMV數碼中國未能償還，蕭定一須代為償還，並承擔借出一方所蒙受的一切損失。

換言之，蕭定一個人向公司借出總值3.795億元HMV數碼中國，再加上海滙國際借出帳面值7380萬元的HMV數碼中國股份，合共值4.53億元，應該就是HMV數碼中國拿去向建銀國際發票據借款的抵押品。但HMV數碼中國去年11月向建銀借貸時股價是0.245元，但到本月初股價暴瀉，今天(19日)股價只有0.012元，當日值4.5億元的股份，如今可能只值2200萬元!

HMV數碼中國12月起股價大插水。

踏入下半年，HMV數碼中國不斷被供應商及業主入稟追債，股價狂瀉，據中央結算數據，蕭定一11月14日向建銀國際增加逾2億股作抵押品(這批增加的抵押股份如今也只值240萬)，另一邊廂，今年10月他四按其西半山豪宅殷然頂層 「天池屋」，料為貸款的抵押品補倉「撲水」。

整件事離奇的地方是 : 蕭定一只持有HMV數碼中國8.27%股權，公司大股東是今年初易名為海滙國際科技的匯友資本（8088），即是胡景邵控制的公司，不過HMV數碼中國財政出問題，就只見蕭定一就卯足全力，押上全副身家力保公司生存，而海滙國際借出股份都要收利息。

HMV全線結業，HMV數碼中國的情況甚危。

如今HMV數碼中國情況甚危，市值跌到只得1.6億，欠建銀國際合共3億，而前後兩批抵押股份跌到約值2440萬元，按一般借貸條款，抵押品價值大跌，借貸方就要再補倉，問題是HMV數碼中國那有現金去補倉呢? 另外按海滙國際的借股協議，蕭定一作擔保人可能要代HMV數碼中國償還7200萬的債務。

蕭定一父親蕭若元在其網台節目稱，兩三個月前已知道蕭定一的公司「出咗事」，說不贊成蕭定一內地人做生意，這違反了他的原則，所以父子一直沒有理會對方的生意已十多年，蕭若元又說這次出事，有經濟因素，也有消費因素。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