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頌》：後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原歲並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一
兩千多年前的風風雨雨一剎那間近在咫尺──屈原在汨羅江畔趻踔而行吟著《天問》，從容不迫而氣勢如虹，那最後的背影深深地印刻在中華民族那部悲愴的史冊上……
屈原出身於貴族家庭，頗有文學天賦。少年時代，他曾創作一首《橘頌》（見配圖文字）言志。「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橘是一種紮根南方水土而不能遷徙的植物，屈原以“受命不遷”頌橘，顯然是有感而發的。春秋戰國時期，縱橫之風極為盛行，那些巧舌如簧的遊說之士有高官厚祿則留，否則另擇其主，朝秦暮楚，縱橫、騰說而取富貴。楚國這樣的策士不在少數，以致“楚才晉用”成為屢見不鮮的現象……屈原從小熟諳本國本族的歷史，有著很深的鄉土之情和民族觀念，決心像橘一樣不離本土，力抗此風。屈原獨以幼橘大加讚頌，很切合自己當時的年齡，《橘頌》正是少年屈原的自我寫照和人格宣言。
果然，這株橘樹很快長大成材了！屈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檢閱歷史，我們發現楚懷王當政前期並不像後期那般糊塗，而是一位雄心勃勃、頗想有所作為的君主。他破格提拔屈原擔任左徒，為屈原實現從少年時代就懷抱的理想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
屈原的理想是什麼？倆字便可概括：美政。美政理想的核心就是民本思想。可以說，美政是屈原為之奮鬥一生的政治目標，也貫穿在他的詩歌中，成為統率他創作的靈魂。他在詩歌中始終要求楚王體察民生的艱難，了解民心的向背，關心百姓的疾苦。
毋庸置疑，這是屈原政治生涯中最為光芒四射的時期。他「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顯得那樣聰穎明睿、瀟洒自如。最重要的是，屈原精通歷史、“明於治亂”，富於革新銳氣，在此期間促成懷王實施了一系列“朝政改革”。而楚懷王，也因急於有所作為，欲與西方的強秦、東方的齊國爭雄，對屈原的主張十分支持。楚國的朝政由此蒸蒸日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旺氣象。
還有一項重大決策，顯然也是洞察戰國局勢變化的屈原促成的，那就是毅然改變楚國的親秦外交，而與東方的齊國結成共同抗秦的聯盟。
屈原生逢戰國後期，此時各國諸侯正進行著最後的拼搏，統一中國的慾望在各個君王的心中愈發強烈。秦、楚兩國在長期爭霸中日漸興盛起來。商鞅變法之後，秦國一躍成為強國；而楚國由於吳起變法的擱淺，國力相對落後。於是，戰國紛爭的態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兩條根本對立的外交方略逐漸醞釀成熟。一條是「連橫」之略，即以秦為主角，自西而東聯合“橫”國，逐個擊破關東六國，以實現天下的統一。一條則是“合縱”方略，即自北而南聯合“縱”國，共同抗擊咄咄逼人的秦國。按照戰國謀士的判斷，“橫成則秦帝，縱成則楚王”。在當時條件下，足以與強秦抗衡的，只有齊國和楚國，現實的嚴酷要求楚齊兩國聯合起來，共同抵抗虎視眈眈的秦國。
一直以來，楚秦長期和親。然而，齊王四年（公元前320年），「迎婦於秦」。秦、齊締結姻親關係，可見兩國關係之好。秦之所以這樣，其實是想拉一個打一個，從而各個擊破，乃至獨霸天下。
屈原當然洞察了這一潛在危險。在任左徒期間，他就力排眾議，提出了轉變外交方略，與秦斷絕外交關係，而與齊國結成聯盟的重要主張。「屈原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兼并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一度睡卧的楚國雄獅，終於在內政外交的大變革中奮起了。作為楚懷王的重要輔臣，屈原雄心勃勃，準備推行變法，振興楚國。
二
屈原並非政治空想家，他有一定的從政治國的經驗，其民本思想是希望國富民強安居樂業，免受敲詐勒索、顛沛流離之苦。他虔誠地渴望國富民強，有著卓越的政治眼光。
然而，楚國的政壇卻存在著兩種不同戰略思想和眼光。以王子子蘭和上官大夫靳尚為代表的政治保守勢力深深地左右著楚懷王的決策。以屈原為代表的政治力量，主張對外聯齊抗秦、對內實施政治體制改良。當那些既得利益階層受到威脅時，兩種勢力便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和對立。
屈原明知改革舉步維艱，但他依然旗幟鮮明地表示：「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賢明的政治，需要賢明的人才來實行。可是，楚國執政者多為奸佞，他們只知道追逐一己之私，全然不顧國家和民族的安危，排斥迫害賢明人士。因此，屈原極力主張“舉賢而授能”，只有讓德才兼備的人士來治理國家，才能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
讀《惜往日》，我們可知，楚懷王曾委託屈原立法、執法。屈原認為，要使國家富強，必須進一步變法，集中國家的重權，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則止。楚懷王便將修訂法令法規的大事全權委託屈原。本來，屈原身居高位就已引起靳尚等人的嫉恨，加上楚懷王又把起草憲令這個重大使命交給他，這更讓靳尚之流眼紅了。於是，早就「爭寵而心害其能」的靳尚在這緊要關頭就不得不撕下最後的面紗赤膊上陣了，他在楚懷王面前讒毀屈原說：“大王叫屈原制訂法令，大家沒有不知道的，每一項法令發出，屈原就誇耀自己的功勞說：‘除了我，沒有人能做的。’”楚懷王很生氣，於是疏遠了屈原。
以上記述見於《史記·屈原列傳》。但從情理上說，對屈原一向倚重的楚懷王這時竟然為一件事、一句話便改變態度，似乎令人難以理解。屈原被楚懷王疏遠的原因究竟在哪裏？
封建社會所謂的變法，說白了，就是變換權力，把偏於守舊的舊有貴族手中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權力奪取過來，一部分集中到君王手中，一部分重新分配給銳意變革的新興的利益集團手中。因此，在中國古代社會裏，君王無不通過變法加強自己的權力。如果一場變法不僅不能加強君王的權力，反而把他從權力的巔峰上拖下來，那他會怎麼辦？毫無疑問，他將立即終止變法，對法令的制定者或疏、或逐、或囚、或殺。
屈原就是遇到了這種情況。仔細檢閱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楚王族三姓（屈、昭、景）中，屈氏勢力最大，地位最為顯赫。楚國重大的內政外交活動，幾乎都有屈氏人物出場。而地位極高的左徒一職，常為屈氏壟斷。一旦屈氏有所不忠，楚懷王極有可能被趕下台去。靳尚、子蘭之流深知楚懷王心理。說屈原泄密，也就是暗示泄給了屈氏；而誣衊屈原自矜其功，則直接點出屈原已經危及王權的威勢。楚懷王為保自己的王位，立即終止變法，疏遠屈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如果只有楚懷王疑忌這一方面的原因，屈原也許還可以對付，還能等待時機，盡釋嫌疑，東山再起。可是，還有來自另一方面的攻擊，屈原無論如何也承受不了。
屈原是在屈氏一族的扶植下登上左徒之位的，族人將他推上全族最高的官位，自然希望他為本族謀取利益，最低限度也不要損害本族的利益。可惜，變法的矛頭所向將要使包括屈氏一族在內的貴族集團利益受損，這就讓他們大失所望了，屈氏家族自然不會支持變法。
翻開《離騷》，我們發現屈原曾培養一些支持者，但是他們都在邪惡勢力的高壓下紛紛變節了；即使楚懷王，也是一個信讒親佞的昏君。屈原無可奈何，「哀眾芳之蕪穢」。可以說，在這事關楚國興衰乃至存亡的改革中，屈原是個孤軍奮戰的獨行俠。
三
屈原被疏不久，支持他聯齊抗秦且頗有作為的令尹昭陽也隨之下台，由親秦派的景鯉接任。一場由屈原發動的朝政改革，從此中斷了。於是，楚國的政局便急劇地發生了逆轉，而一直緊緊窺視楚國內政變化的強秦開始把手伸過來了。
楚懷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惠王遣張儀詐騙楚懷王，只要斷絕與齊之盟交，即願歸還楚之「商於（今河南淅川）之地六百里」。楚懷王大喜，即遣勇士北上辱罵齊王於廷，逼使齊國斷絕了與楚國的聯盟。而當楚使至秦索取償地時，張儀卻改口說：“當初只說歸還楚地六里，哪來的六百里？”楚懷王氣得七竅生煙，貿然發兵進攻秦國。秦國立即給予迎頭痛擊。楚軍大敗，損兵折將八萬多人，漢中被占。眼看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楚懷王更加惱羞成怒，調集全國兵力孤注一擲，結果又是潰敗。更有甚者，得悉楚軍傾巢出動對付秦國，國內空虛，韓魏兩國竟然趁火打劫；齊國因楚國單方面絕交而懷恨在心，不肯派兵援救。楚軍東西受敵，兵力捉襟見肘，只好鳴鑼收兵。
連遭慘敗，楚懷王這才有所悔悟，忙請屈原出山再使齊國，重修舊好。由於楚懷王不久前的背信棄義，齊國早懷怨懟。因而，屈原此次使齊處境極為困難。但是屈原憑藉自己的外交才華和一腔熱忱打動了齊王，恢復了邦交。
聽說屈原使齊，秦國便知大事不妙，立即派人使楚表示：我們願把漢中之地分出一半還楚言和。剛吃過虧的楚懷王恨死了張儀，便對秦國使者說：「我不要漢中，只要你們把張儀送來解我心頭之恨！」
張儀早已摸透了楚懷王的脾氣，大搖大擺地來到楚國，馬不停蹄地賄賂靳尚等人。於是，靳尚等人立即找楚懷王說：「如果我們殺掉張儀，就會得罪強大的秦國……後果不堪設想。」接著，靳尚又去挑撥楚懷王寵妃鄭袖：“您馬上就要失寵了！”鄭袖莫名其妙。靳尚又說：“秦王非常器重張儀，而大王要殺他，秦王將以上庸（今湖北竹山）之地饋贈楚國，還要送來美女來贖張儀。大王得到上庸，尤其秦國美女，您不就要失寵了嗎？我看您不如去勸大王放走張儀算了。”聽了這話，鄭袖日夜糾纏著楚懷王撒嬌啼哭：“要是您殺張儀，秦國必然報復。您把我們母子遷居江南，免得秦兵將來作踐我們！”就這樣，楚懷王又被這幫小人迷惑，不但釋放了張儀，而且以禮相待。張儀趁機勸楚懷王與秦和好。楚懷王竟又“背齊合秦”，並娶秦女為婦，與秦結成了“姻親”之邦。
外交政策的反覆無常，不僅使楚囯遭受了韓、魏諸國的連年討伐，而且導致秦軍更加肆無忌憚地乘隙進犯。楚懷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秦囯聯合齊、韓、魏三國大舉攻楚重丘（今河南泌陽東北），大將唐昧殉國；楚懷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00年），秦復攻楚，斬殺士兵二萬，並殺大將景缺。楚懷王不得不與眾臣緊急磋商，命令大夫昭應奉送太子入質於齊以求援助……
在這一段風雨飄搖的危難時期，屈原卻始終沒有在史籍記載中露面。許多研究者推測：他很可能由於堅主聯齊抗秦，而被舊貴族黨人排斥在外，繼續擔任著「三閭大夫」的閑散之職，根本無權參與朝廷議政。眼睜睜地看著楚國如帆落桅折的航船，隨時都有觸礁而沉的危險，自己卻不能為它排難解危，屈原怎能不感到焦心如焚？
楚懷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這危險終於降臨到楚國,而屈原也為此遭到楚懷王放逐。
事情是由秦昭王的一紙來書激起的。在連續三年軍事進攻楚國以後，秦昭王忽然一變常態，致書楚懷王建議「和解」，並約請楚懷王到秦之邊境武關（今陝西商洛西南丹江北岸）“好會”。這顯然是一次居心叵測的兇險之會，然而楚懷王身邊的大臣，如子蘭及權臣靳尚，懾於秦之淫威，紛紛勸說楚懷王赴會。這消息傳到屈原耳中，頓時將他驚呆了。他清醒地估計到，「武關之會」其實是個可怕的陷阱，楚懷王若從大臣之議赴會，定遭不測！一旦楚懷王遭秦挾持，楚國的命運便不堪設想。深切的憂慮，促使屈原作出了非常的舉動，他竟不顧楚懷王不准他參與朝議的禁令，毅然赴闕強諫，從而與親秦的子蘭和靳尚等輩，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可嘆的是，在這一場關乎楚懷王安危、楚國命運的諫爭中，屈原還是失敗了。而且，由於屈原不顧個人安危，強諫「武關之會」而觸怒楚懷王，導致屈原被“放流”了。這“放流”的地點，據《九章·抽思》所述，大抵就在遠離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紀南城）都的漢水之北。
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懷王率領扈從剛入武關，就被秦國伏兵包圍擒拿，押往秦都咸陽，被軟禁了起來。
消息傳到郢都，楚宮上下一片混亂。為了避免為秦要挾，大夫尹昭睢急赴齊都，堅請齊王放回人質之太子熊橫，立為楚襄王。秦昭王大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
楚襄王二年（公元前279年），楚懷王乘隙從咸陽逃出，後被秦師追及，死於西河。秦人謊稱楚懷王「發病」而死，第二年才歸還靈柩。
按說，楚懷王之死應該震醒楚襄王；屈原諫「武關之會」而遭放逐的冤屈，也應該得到昭雪了。
然而，楚王朝的舊貴族勢力，特別是陰險狡詐的子蘭和靳尚絕對不會放過屈原。於是，在子蘭的授意下，靳尚在楚襄王面前陷害屈原：「屈原當年咒罵先王，本就罪不容誅；而今聽說氣焰更加囂張，在漢北鼓動百姓，攻擊大王您‘信用奸佞，置父仇國恥於不顧，有違萬民仰戴之望’。觀其用心，豈不是要翻當年之舊案、取大王之位而代之？」
昏庸的楚襄王最怕的就是動搖自身的王位。聽了靳尚的讒言，楚襄王勃然大怒，當即下令：不准屈原再涉江夏一步！
四
官場政治的波濤很快就將屈原徹底掀翻了。邪惡勢力猶如洪水猛獸衝垮了屈原正直與善良的堤岸，也沖毀了他那顆悲愴的政治雄心。
屈原被迫離開楚國的政治中心郢都，他的全部政治理想遭到了最無情的扼殺和迫害，並被永遠拒之門外。在長期流浪生涯中，他仍十分關注楚國的命運，寫下了《離騷》、《天問》和《九歌》等光照千秋的詩篇，尤其是《離騷》，反映了詩人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每讀一行詩句，我們彷彿登上一級台階。我們與詩人同呼吸、共命運，體會著兩千年前那場悲劇的開幕和尾聲，那悲壯濃烈的氛圍。
可以說，屈原的悲劇與其歷史局限性是緊緊相連的。他死心塌地地忠於與之有著宗法聯繫的楚王朝，永遠無法解脫，即使死去，也是如此。他在《離騷》中表現著自己「九死猶未悔」的執著的信念；他在《悲秋風》中袒露自己感天動地的憂傷……他對自己遭受放逐始終百思不得其解。
屈原提出了一百七十多個「為什麼」和“什麼”，其深度、廣度，正如魯迅所言：“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不過，他對宇宙萬物的造成、運行和因果進行了廣泛的拷問，但這除了有助於抒發內心的苦悶之外，對自己的疑問是沒有幫助的。
屈原遍經詢問仍找不到心靈的支點，他從少年時代樹立起來的信念轟然倒塌，竟把自己的生命推向了虛無的深淵，當所有的道路都通向絕望與悲哀之後，當他與神靈的對話全被封死之後，當他聽到秦軍攻破郢都之後，世上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失去了價值。於是，他以死的方式義無反顧地拋棄了這個骯髒的世界，縱身躍入了波濤滾滾的汨羅江中。
汨羅江翻騰著……汨羅江嗚咽著……江水帶走了那具衰弱的身軀，卻把詩魂留在楚國大地上。屈原就這樣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