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為何反對陳毅當元帥 粟裕為何被撤職

資料圖：陳毅元帥和夫人張茜。

劉少奇是毛澤東最得力的助手與第一個接班人，曾在二十餘年間受到毛澤東格外的倚重、信任。複雜激烈的黨內鬥爭中，毛澤東之所以笑到最後，最高領導地位與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得以最終確立，都有劉少奇殫精竭慮的汗馬之功。

劉少奇也因此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全黨二把手。

但毛澤東的信任似乎有一個前提，這位二把手不能插手軍隊，或者說擁有自己的「山頭」與“嫡系將領”。這也是後來兩人不幸翻臉時，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的自信之源。

因此，劉少奇雖然曾做過新四軍的政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乃至中央軍委副主席，但還是沒有機會在軍事上成就亮點，未能成為後來的三十六個軍事家之一，頭上也就只有政治家和理論家的桂冠。

劉少奇與粟裕的認識較晚，是在「皖南事變」前夕的1940年。後來，劉少奇對粟裕的信任與推舉也是不遺餘力的。

這年10月，粟裕和陳毅取得黃橋戰役大捷後，與南下的八路軍第五縱隊會師。當年長征的紅軍主力與南方叢林的游擊隊，六年後終於再次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喜歡舞文弄墨的陳毅在詩里記敘的一件大事：「十年征戰幾人回，又見同儕並馬歸。」

粟裕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的身份，在江蘇海安主持大會，紀念這一非凡的勝利，並歡迎中原局書記劉少奇以及他帶來的八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員黃克誠等人。

不久，兩支部隊奉命統一指揮，成立了新四軍、八路軍華中總指揮部，陳毅任代總指揮(總指揮葉挺未到職)，劉少奇為政委。這便是後來新四軍新軍部的雛形。

陳毅升職而去，粟裕也跟著前進了半步，開始獨立打理江北指揮部。

但這時候，初來乍到的「中央大員」劉少奇，更多倚重的是早負盛名的陳毅，不僅三個月前就決定將蘇北各部隊(包括八路軍南下部隊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隊)由陳毅擔任戰役上的統一指揮，而且不久後他還向毛澤東提議，重建後的新四軍軍部，“以陳毅代軍長”。

粟裕雖然剛創造了黃橋戰役以少勝多的軍事傑作，被劉少奇稱為「有偉大的決定意義」，但他到底還不是軍事主官，其運籌帷幄的實際內情並不為人知曉。因此，劉少奇並未對他留下後來的「黑馬」印象。

「皖南事變」後，劉少奇擔任了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成為華中戰略區的一把手，一師師長粟裕正式成為他麾下的戰將。

劉少奇在新四軍的時間並不長，一年後的1942年3月就奉毛澤東之命返回延安，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三位書記之一(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進入了中央核心領導層。但這麼短的時間內，他就敏銳地看出了粟裕的出色才幹。

離開新四軍前的1月20日，他在華中局擴大會議總結工作時，給予了粟裕和他的一師非同一般的評價。

他稱讚說：「我一師幾年來工作是獲得了最大的成績，在抗戰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勞。在我全軍中以第一師部隊作戰最多，戰果最大。」隨後，他還具體列舉了一師一些戰例以及其他許多工作的成績。

粟裕與其他師長們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對這位軍部最高負責人的嘉許，他當然由衷高興，也深感任重道遠。

這時候，蘇南的新四軍六師打得不夠好，有不能立腳之勢。劉少奇當即向毛澤東提議，由粟裕統一指揮一、六兩個師。

毛澤東很快予以批准，粟裕也就獨挑大樑，成為唯一同時指揮兩個師的師長。

劉少奇經過九個月長途跋涉的「小長征」後回到延安，向毛澤東詳細地彙報了自己的工作。其間，他對粟裕還讚不絕口，高興地說在華中局和新四軍工作時發現兩個人才，“一是新四軍四師政委鄧子恢，他是農村工作的專家；二是新四軍一師師長粟裕，是新四軍7個師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個師長。”

毛澤東原本和粟裕有井岡山同吃紅米飯的淵源，劉少奇又如此力薦這位「黑馬」，自然印象就更深了。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由劉少奇代理其中共中央主席一職。從這時開始到第二年春天，劉少奇一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這期間，在東北，劉少奇決定「迅速地、堅決地爭取東北，在東北發展我黨強大力量」，並成立了以彭真為首的東北局；在華中，他又在10月8日批准了華中局的建議，“同意粟裕留華中任司令”。

同時，劉少奇還決定讓年長粟裕九歲，曾參與組織福建西部農民暴動，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老資格領導人張鼎丞擔任華中軍區副司令員。

華中軍區管轄原來新四軍的區域，與陳毅任司令員的山東軍區平級，劉少奇此舉，無疑是對粟裕相當的信任與重用。

但「有古名將風」的粟裕認為，由張鼎丞擔任華中軍區司令員，更有利於工作和團結，因此向華中局建議，改任自己為副職，張鼎丞為正職。

在華中局未同意的情況下，粟裕直接致電中共中央，陳述自己這一建議和理由。

劉少奇接到電報後，認為粟裕擔任正職是適當的，也依然堅持原來的決定。

10月27日，華中局根據劉少奇的批複，再次宣佈華中軍區「以粟裕為司令，張鼎丞為副司令」。

當天深夜，粟裕第二次致電中共中央，重申自己的理由，懇切地說：「請求中央以鼎丞為司令，職當儘力協助，以完成中央給予之光榮任務。」

粟裕的誠意終於被劉少奇理解了：他不是在推卸責任，而是出於華中軍區領導上層團結考慮，願意在張鼎丞領導下，不折不扣完成中央賦予的重任。

劉少奇深為粟裕不計個人名利的公心與謙讓品格而感動，接電後進行了慎重研究，最後決定採納他的建議，但同時決定在華中軍區組建野戰軍，任命粟裕為華中野戰軍司令員，負責前方打仗事宜。決定之後，劉少奇親自起草了回電。

在執行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決策過程中，華中局和陳毅提出新四軍除三師全部調往東北以外，其餘都部分抽調去山東或東北。這樣，不管是調往山東、東北的部隊，還是留在華中的部隊，都將打破各部原有的完整建制。

粟裕認為，這不利於部隊的建設和作戰，而應儘可能保留主力部隊的原有建制，以保持傳統的作風和戰鬥力。

因此，他多次向陳毅和華東局(華中局改稱)建議，但沒有得到同意。粟裕不得已冒著「本位宗派主義之嫌」，再次直接向中共中央陳述自己的意見。

劉少奇出於對粟裕的信任，從諫如流，支持粟裕的意見，他為中共中央起草回電說，「其(粟裕)提議是有理由的」，“各師建制應儘可能不分割”。

華東局因此改變了原來的方案。粟裕的建議與劉少奇的納諫，均為後來華東野戰軍表現出強大的戰鬥力，成為全國戰區戰績第一的野戰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6年8月，粟裕率華中野戰軍在蘇中取得了七戰七捷，劉少奇為這位老部下的輝煌戰果興奮不已，特意搞了一個家庭聚會，交代夫人王光美做了幾樣難得一見的好菜，邀請了朱德、彭德懷等人來喝酒，慶賀勝利。

1948年5月，毛澤東調離陳毅，讓粟裕接任其職，擔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粟裕堅持謙讓後，改任代司令員兼代政委)。這一決策的運籌過程，除了戰局需要與毛澤東的信任外，劉少奇的及時建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個老兵心目中的陳毅元帥》與《傳檄到中原》兩書，曾披露陳毅突然被調離華野的真實原因：「中央有人說：‘陳毅在山東，很多有能力的幹部他沒有充分用起來，很多事情他攬在自己一個人身上，結果這些事情沒有做好。’而這人和饒漱石的關係密切。」

這個人是指劉少奇。

饒漱石早年在東北期間，就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深受其信任。劉少奇曾在華中局會議上說：「饒漱石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優秀學生！是一個成熟的革命者。」

因此，他離開新四軍前，鄭重向毛澤東推薦饒漱石接替自己的職務，使之成為華中局與新四軍的一把手。饒漱石也由此成為華中以致後來華東戰略區與東北高崗、西南鄧小平、西北彭德懷、中南林彪同列的人物。

儘管饒漱石很不地道，後來翻臉不認人，妄圖拱倒有知遇之恩的劉少奇，但他們曾經關係密切，也是不爭的事實。

建國後，劉少奇雖然短時間兼任過軍委副主席，但主要工作在地方，不分管軍隊的具體事務，不久又相繼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因此與從未脫下軍裝的粟裕交往不多，但他並未忘記這位老部下。

1951年11月12日，粟裕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第二副總參謀長。進京之前，他請假半個月，到上海治療右臂內殘留彈頭處的發炎。

11月25日晚上，正在上海視察與療養的劉少奇得知這一消息後，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突然造訪粟裕的駐地。粟裕的秘書鞠開馬上進屋報告。

劉少奇時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軍委副主席，可謂位高權重。粟裕深感意外，連忙到大門口迎候，說：「少奇同志，應該下級看上級，豈有上級看下級之禮。真是不敢當啊！」

劉少奇接過粟裕的話，爽朗地笑道：「怎麼沒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來看你，不就有了嗎？」

粟裕也笑了。隨後，兩人互相慰問，暢談甚歡。

有來當有往，儘管相隔久遠了一點。1954年5月19日晚上，粟裕也到劉少奇家拜訪。

不久，劉少奇要求粟裕將所負責指導的各兵種、各部門以及有密切關聯部門的情況和問題，向他和中共中央彙報一次。

粟裕隨即向劉少奇提交了報告，分別彙報了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防空部隊、公安部隊以及全軍裝備情況的現狀，五年計劃和遠景、存在的問題和措施，並且彙報了1954年各兵種及作戰部的情況。

報告中，粟裕還建議：「今後應主要加強海、空軍，而最近十年或十餘年內尤以加強空軍為主。」

1955年全軍授銜，在粟裕早已提出辭帥並獲毛澤東批准後的9月9日，負責決定元帥人選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即後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召開會議，有關元帥軍銜授予問題成為議題之一。兩天後的晚上，中央書記處又召開會議，再次專門討論元帥軍銜授予問題。

會上，劉少奇提出對陳毅授銜元帥的異議。

此前的1954年9月，陳毅被任命國務院副總理，分工為常務副總理，兼管科學院、政法、文化，並「準備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國務院再次分工，確定陳毅分管第一、第二辦公室、民族事務和科學、衛生工作。按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銜的標準，陳毅顯然也可以不授銜。

而如果陳毅不授銜，那麼南方紅軍游擊隊、新四軍以及華東野戰軍(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銜元帥，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粟裕將再次成為當然人選。

顯然，劉少奇在給粟裕爭取授銜元帥的最後機會。

但這兩次元帥人選最後確定的會議，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的周恩來均因正在北戴河療養而未參加，當中央書記處委託中央辦公廳主任徵求他的意見時，周恩來主張給陳毅授元帥銜。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55年9月11日，周(恩來)致函，主張給陳毅授帥，認為給陳(毅)授帥，對陳(毅)現在和將來的工作都沒什麼影響。」

周恩來還引用了蘇聯布爾加寧的例子。他說：「軍銜授予，對陳毅同志現在和將來的工作均無不便之處，平時可以不穿軍服(必要時穿)。蘇聯的布爾加寧同志也有元帥銜，現在他做部長會議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帥的頭銜了。可以說是一個例子。」

因為周恩來的堅持，劉少奇的異議未被書記處通過，粟裕也因此與軍人的最高榮譽--元帥軍銜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廬山會議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懷被打倒。他曾向毛澤東施加影響，說粟裕「裏通外國」，引起毛澤東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總參謀長一職。

不想才過一年，「裏通外國」的帽子被如法炮製，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懷頭上。毛澤東生氣地說：“其他一切都好談，裏通外國就難辦了。”與上一年對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轍。

會議期間的一個下午，時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找到粟裕，關切地說：「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說說嘛。」

他是粟裕兩讓司令一讓元帥的見證人，當然不相信這位老部下是什麼「極端個人主義者」、「裏通外國」。因此，他要粟裕提出申訴，恢復被潑了髒水的個人名譽。

不過，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謝，卻沒有接受這個建議。他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出自己的問題，堅信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以說明自己的清白。

1969年11月，劉少奇這個被毛澤東培養了二十餘年的接班人，沒能等上「接班」的風光日子，在飽受迫害中悲慘地辭世，粟裕也失去了一位伯樂。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的事情，已經成為歷史。

鄧小平重要談話不是由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中央媒體，而是由深圳地方媒體「搶了頭功」等等一系列問題產生了種種疑問和猜測。

包括向時任廣東省委主要領導同志請示，均未獲同意；《深圳特區報》搶先發表鄧小平談話後，受到上面嚴厲批評等等。

、紀實書籍所敘說的事實必須準確無誤。對錯誤的東西，如果不澄清、糾正，報道或書籍公開出版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社會上造成的不良影響將會越來越大。

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我於2008年5月寫出了一份《關於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並發表重要談話的宣傳報道情況》的資料，共2萬多字，刊發在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主編的《經濟特區研究簡報》2008年6月第32期，印發給深圳市的在職和已經離、退休的各位領導，以及深圳方面當時參加接待工作的一些主要當事人。幾個月之後，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辦公室告訴我，所有看了第32期簡報的人都認為材料翔實，情況清楚。

》為標題，分兩期連載，引起轟動。《新民晚報》、《今晚報》、人民網、新華網、新浪網、百度網等紛紛轉載。《新華文摘》於2010年第16期又全文轉載。對此，我開始是有意見的，因為他們登載我的文章，預先都沒有同我商量，沒有經過我的同意。還好，這麼大範圍地轉載、傳看，至今還沒有人說我所披露的「內情」不符合事實，或者政治上有什麼問題。

這一次為了寫好這本書，我當然必須查證更多的資料、文檔和更細緻地翻看自己幾大包的筆記，也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我覺得，對於1992年鄧小平視察深圳之後，海內外曾經流傳的某些猜測或不實說法，必須根據我個人所知和了解的情況，給予說明和澄清。有些事情則還要給予補充、講明。

第一，並沒有具體說要誰下台，也沒有點哪個人是「左王」。20年之後，回過頭看，1991年春，老人家就到上海講話。但是，很多人沒有聽到、聽懂，或者有些人根本聽不進去。上海《解放日報》披露鄧小平談話內容的“皇甫平”文章，也沒有引起人們更大的關注。所以，“全退休”的鄧小平1992年春才又到由他自己“畫了一個圈”建立起來的深圳經濟特區來“休息”，並對中國改革開放和國家的發展大局有更多、更深入的談話。

但是，鄧小平是一位偉人。在批評的時候，只對事，卻不點具體的人名。在深圳視察期間，我們都沒有聽他具體說過要誰下台，誰誰是「左王」等等。1月20日上午在深圳國貿大廈談話中，講到培養接班人時他說：“那兩個人都失敗了。不是在經濟工作出問題，而是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他只講“那兩個人”，點到則止。更何況對在台上工作的江澤民為核心的新班子，鄧小平是真心支持愛護的。他於1989年5月31日專門同李鵬、姚依林談話：“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是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關鍵在領導核心。”“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因此，鄧小平在談到中央新班子堅持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問題時，當然是更有分寸了。

鄧小平南巡談話的態度，一直是積極支持的。並不存在迴避、甚至給我們施加壓力的問題。在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的過程中，廣東省委書記謝非曾經幾次主動向鄧辦、甚至是鄧小平本人彙報，希望廣東的新聞單位能夠公開報道他老人家的重要談話精神。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破這個例」，“不開這個口子”。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為了深圳媒體能宣傳報道鄧小平重要談話精神，也向鄧辦及至鄧小平本人請示，得到的同樣是「不破這個例」。

在這種情況下，省、市領導卻從未通知省市的宣傳部門和新聞單位：不要搞，不能搞。我們做具體工作的幹部也都心照不宣：直接的上司不反對，就等於支持。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就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任何一個改革，開始的時候都往往會被當作「離經叛道」。

鄧小平談話的問題，向省市領導具體請示，更不可能越級向中央的任何領導或部門請示。因為，在這個特殊時期，又是特殊的事件，鄧小平本人都說「不破這個例」，請示誰又怎麼可能“破這個例”呢。而且當時沒有向省市主要領導或中央某些部門請示，實際上也是為了不給他們添麻煩。

出去。如果出問題，我這個深圳市委宣傳部主管的副部長責任當然最大。那時候，我們除了作好可能受到批評處分的思想準備，根本沒有考慮將來會有什麼功勞，會得到什麼獎賞。正是在這種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而敢闖的精神感召下，大家才能夠互相配合、支持，團結一致，親密無間，千方百計，把鄧小平的重要談話精神報道出去。

工作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是上得天時、下得地利。首先是得天時。經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的中國，絕大多數人在痛定思痛之後，更加認識到改革開放的重要和迫切，希望加快經濟發展，盼望民族振興。鄧小平1992春的重要談話，順應黨心民心，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那一年的春節，親戚朋友互相拜年、團聚，談論的話題很多都離不開鄧小平南方講話。

元宵節之前，也就是大年還沒有過完，中央的領導核心就開始傳達、貫徹鄧小平的談話精神。這不能不感嘆中國共產黨之幸，中華民族之大幸。新華社於1992年2月20日就播發了這樣一條重要消息：即將出版的第4期《半月談》，刊登了雜誌編輯部輯錄的江澤民、楊尚昆、李鵬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公開發表的談話摘錄，題目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由此也可以說明：過了大年之後，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已經在傳達、學習、領會鄧小平南方重要談話精神。3月11日，新華社又播發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開全體會議，討論全國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消息，多處引用鄧小平在南方重要談話的內容，特別提到“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認真學習鄧小平同志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要論述”。

消息，就會闖大禍，可能碰得頭破血流，而不會有後來屢受稱讚和表揚的結果。

的”。可是，我們並沒有放鬆自己的工作，而且因為受到一種責任的感召，從頭到尾都不敢半點鬆懈，認真記錄，見縫插針地抓現場新聞素材。有機會跟隨鄧小平視察採訪的《深圳特區報》記者陳錫添，就能夠抓住機會，認真寫好長篇通訊，終於一舉成名。攝影記者江式高在跟隨鄧小平採訪過程中，也十分認真地工作，所以能夠發表許多震撼海內外的獨家新聞照片，得到了省市和全國的新聞攝影大獎。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的記者在跟隨鄧小平的採訪過程中，同樣認真努力工作，所以能夠在3月22日就發表《鄧小平在「先科」人中間》的通訊，比《深圳特區報》發表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還早4天。只不過《南方日報》的通訊分量相對輕了一些，所以影響力也沒有那麼大。我想，這應該不是前線記者的問題，而很可能是報社編輯部的問題。

；因為深圳毗鄰香港，思想文化和新聞輿論容易互相交流、影響，所以1992年春的《深圳特區報》「猴年新春八評」很快就在海外傳播。其結果與上海《解放日報》1991年春的“皇甫平”文章就大不相同。當香港及海外其他地區大舉轉載“原汁原味的鄧伯談話精神”的《深圳特區報》“猴年新春評論”的時候，就有人說，《深圳特區報》敢於頂風傳達鄧小平談話精神，發表評論，真是一個大新聞。

從來都是北京的中央新聞機構的「專利」。而深圳經濟特區由於所處的特殊地位、特殊環境和所具有的特殊條件，使上頭對深圳媒體的某些“反常動作”有時候反而會先問一個“為什麼”，也就不輕易、隨便地發號施令。這也往往使深圳媒體避免像內地的報紙那樣很快被封口的遭遇，有時間和機會等到“反常動作”在實踐中證明是“正常的革命行為”，所以，才會有最後上上下下皆大歡喜的結果。

不是這個地利、這個大環境，深圳的任何宣傳或新聞單位、個人，就是膽子再大、能力再強，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有機會突出表現、建立功業，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中留下小小的一筆。

但是，畢竟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是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中國共產黨是新中國的執政黨，一直強調「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在意識形態的掌握控制方面，更加強調循規矩，守紀律。所以，1992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就專門向全國各新聞單位發了一個通知，強調“今後中央領導同志在各地的活動，統一由新華社發稿。”

是一個很特別的「特例」，雖不可以說“前不見古人”，卻也可能是“後不見來者”了。

第四，鄧小平家庭生活和諧、溫馨，使他健康、長壽、頭腦清醒，老而不衰。1992年1月19日到23日，鄧小平在深圳視察。我跟隨做記錄只有這短短几天，而且還有一些場合跟不上，或不能跟，只能聽錄音、靠傳達，但是，我已經深深體會到這一點。

鄧小平很重視兒孫團聚、家庭團圓。在深圳視察的那幾天，鄧小平都在桂園裏面同家人一起吃飯。無論到哪裏參觀、視察，他都帶著家人一起，從坐輪椅的大兒子，到還帶紅領巾的小孫兒，都儘可能緊緊跟隨。在華僑城錦繡中華景點參觀，看到輝煌、祥瑞的「布達拉宮」，老爺子主動提出“我們一家子照個像吧”。鄧小平的夫人卓琳也是“延安的老幹部”，從跟著鄧小平同甘共苦、轉戰南北，到六七十年代鄧小平大起大落，同經風雨，50多年夫妻感情堅貞不渝，恩愛有加。鄧小平在深圳視察期間，卓琳總是隨和地跟在他的身邊。在各種各樣的公眾場合，大家看到的是鄧小平身邊卓琳慈祥的笑容，從沒聽到她在鄧小平談話中間插話。兒女們很尊敬自己的父親，但似乎並不懼怕老爺子的威嚴，甚且可以拿老爸開玩笑。

20年前，互聯網還很不發達，我只能通過查閱各種書籍報刊，進一步了解鄧小平家庭生活的相關資料，證明我的觀察是對的。1992年秋天，本人曾經在廣東《文明導報》上發表過文章，講述鄧小平溫馨、和諧的家庭生活同他健康、長壽和思考能力旺盛，有很重要關係。

海內外一些喜歡對鄧小平南方談話佚事多加猜測的媒體，卻好像不大關注這個「秘密」。而這，恰恰是鄧小平之所以成為偉人、並且活到90多歲的重要條件和原因。 

本文摘自：《鄧小平南方談話真情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