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碩勛寫給妻子的絕筆信

李碩勛寫給妻子的絕筆信

楊春來

李碩勛和趙君陶夫妻合影照

陶：

余在瓊已直認不諱，日內恐即將判決，余亦即將與你們長別。在前方，在後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後勿為我過悲，惟望善育吾兒。你宜設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謀自立為要。死後屍總會收的，絕不許來，千囑萬囑。

勛

九.四

1931年9月5日，李碩勛烈士在海口英勇就義。在前一天，李碩勛給妻子趙君陶留下了這封絕筆信。

李碩勛（1903—1931），四川慶符（今高縣）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早期參與領導軍事鬥爭的先驅之一。

1925年，李碩勛與趙君陶相識於杭州西子湖畔，互相萌生愛慕之心。後來，他們又都就讀於上海大學社會系，李碩勛被選為上海學生聯合會代表和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趙君陶品學兼優、思想進步，兩人情投意合，在上海大學結成伉儷。

1931年5月，李碩勛奉黨中央命令去南方，擔任兩廣軍委書記，機關設在香港。同年7月，奉組織安排，趙君陶攜帶3歲的兒子李鵬來到香港，掩護李碩勛開展地下鬥爭。然而，夫婦倆剛剛見面，李碩勛就要去海南島指導工作。

8月，根據黨的指示，李碩勛來到海南島。他住在海口得勝沙路中民旅社，按照秘密地址與瓊崖黨組織取得聯繫，並準備召開軍事會議，部署工作。不料，由於原中共海口市委書記嚴鴻蛟叛變投敵，李碩勛不幸被捕，押至海口府城監獄。

李碩勛被捕後，敵人稱「抓到共黨要犯」，對他施盡了皮鞭抽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各種酷刑，妄圖從他嘴裏得到黨的機密。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李碩勛忠貞不屈，拒不泄露黨的半點機密。

獄中的同志們看到李碩勛被敵人打得遍體鱗傷，非常難過，而他總是說：「要革命就不能怕死。請轉告黨組織，我頂得住。」李碩勛知道敵人不會放過自己，做好了犧牲的準備，於是給夫人趙君陶寫下遺書。

從書信可以讀出，李碩勛面對死亡，沒有絲毫恐懼和絕望，將自己看作是千千萬萬為革命犧牲的志士之一。為了信仰而犧牲，他心滿意足。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妻兒。短短几行文字，我們可以讀出烈士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和對妻兒的深情眷戀。

1931年9月的一天，海口府城監獄鐵門大開，大批反動軍警擁進牢房，將李碩勛押向海口東校場刑場。這時，李碩勛的雙腿已經被敵人打斷，血肉模糊，不能行走。敵人只得用竹籮把他抬出牢房。李碩勛從容地向同志們告別：「同志們，繼續努力吧！」一路上，李碩勛不斷地支撐起身體，昂著頭，高呼：「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李碩勛英勇就義時年僅28歲。解放後，朱德曾為李碩勛烈士題跋：「碩勛同志臨危不屈，從容就義，是人民的堅強戰士，黨的優秀黨員。」

李碩勛犧牲之後，趙君陶遵照愛人「善育吾兒」「設法送之返家中」的遺囑，帶著兒子李鵬並懷著遺腹女李遠芹（後改名李瓊）回到成都，先後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屬第三保育院、延安大學、中央教育研究室等單位工作。在任何險惡的環境下，她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愛護李碩勛的遺書，所以遺書才能完好保存至今。

1985年，趙君陶不幸逝世，李鵬將母親骨灰送到海口父親就義地安放，與李碩勛烈士合墓，了卻了其母親的心愿。這對革命伉儷永遠在一起了！（楊春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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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聯五烈士」其實是中共一場黨內鬥爭的犧牲者

“事實上，他們（即‘左聯五烈士’）並不是在‘左聯’的活動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殺的。他們其實是中共一場黨內鬥爭的犧牲者。”朱正在《一個人的吶喊：魯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年）一書中這樣寫道。這無疑向人們透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

1931年1月7日，在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米夫的主持下，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秘密舉行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開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扶持王明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開會的情況，據當時在場的六屆中委羅章龍回憶說：

在四中全會開始時，米夫宣佈開會，會議按預先所擬定的議事日程進行。首先由國際代表作政治報告，著重批判右傾思想，要求執行國際路線，強調改造黨的領導機構，成立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央機構……最後由米夫起立宣佈進行選舉，提名王明、博古等名字，說明國際全力支持他們的決心。座中諸同志不耐，以腳擦地板，會場上一片噓聲四起，登時秩序紊亂。史文彬首先起立，代表出席的中委等二十六人聲明選舉不合手續，會議應即停開，宣告會議決裂。於是代表群起集體退席，走出會場。

在這次會議上，王明和博古都被增補為中央委員，王明甚至還成了政治局委員。會上六屆中委史文彬提出：這樣的增補不符合黨章的規定，共產國際也不能隨意任命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外之個人擔任中央領導成員。會後，羅章龍、史文彬等二十六人聯名寫信給米夫，再次表示會議為非法，應宣佈會議一切決議及選舉結果為無效。請他轉達國際，採納多數中委意見，重新召開緊急會議或七次代表大會，以解決黨內的分歧。

米夫感到事情有點不好辦，就邀請反對四中全會的人來開個會，以消除分歧。這會是在上海靜安寺路地區一所花園洋房內開的，後來就被稱為“花園會議”。1月10日黃昏時候，羅章龍、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人分批來到這裏住下來。第二天，以米夫和另外兩個外國人為一方，二十六個反對者為另一方，開會了。雙方都還是堅持各自原來的意見，說不到一塊兒去。最後，隨同米夫前來的一個外國人說：“我們對於今日會議完全感到失望，這證明你們是有組織、有綱領地來反對四中全會，已經走向反國際反黨的道路。你們反對四中全會領導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務，一律開除中央委員和黨籍！”說罷，米夫等三個外國人就怒氣沖沖地下樓而去。

三個國際代表離去之後，顧順章在會場上出現了。他要求大家在這裏再住一夜。說是外面似有警情，如果走難保安全，並且將門上鎖，以阻止人外出。大家感覺到他不懷好意，就衝破他的阻攔，分批離去了。事後才聽到說，顧順章奉命留難，果然是想消滅這些反對者。

這些不承認四中全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的人，就另外成立了一個“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簡稱“非委”。據羅章龍的回憶錄說，馮鏗被選為“非委”的候補委員。

革命文藝界也發生了分裂，“非委”的文藝組織中國革命文藝聯盟（簡稱“革文聯”）是李求實組織起來的。其成員有柔石、胡也頻、殷夫等人。

1931年1月17日，“非委”在三馬路東方飯店原蘇準會所租的房間裏舉行擴大會議。羅章龍和史文彬兩人臨時有別的事沒有到場。會議由何孟雄主持。他們不知道，整個會場已經被大隊英租界工部局老閘捕房巡捕及中國政府五十多名便衣警探包圍了。當大家開完會正要撤退的時候，就全都被捕了。當場抓了二十九人。當天晚上和第二天還在別的地方抓了李求實等十二人。羅章龍在《上海東方飯店會議前後》一文中說，這次大逮捕顯然是有叛徒告密。究竟是誰告的密呢？“對此一般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顧順章打電話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種說法是一個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的學生與龍華慘案有關。此人叫唐虞，他與王明很要好。”

柔石是在東方飯店被捕的，他後來在獄中曾寫信給同鄉王育和（號清溪）：

請將此信挂號轉寄至閘北橫浜路景雲里23號王清溪兄收。

清溪兄：

在獄已半月，身上滿生起虱來了。這裏困苦不堪，饑寒交迫。馮妹臉膛青腫，使我每見心酸！望你們極力為我倆設法。大先生能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須贖款，可與家兄商量。總之，望設法使我倆早日脫離苦海。下星期三再來看我們一次。借錢給我們。丹麥小說請徐先生賣給商務。

祝你們好！

雄  五日

信中的“大先生”是一些親近的人對魯迅的稱呼。柔石曾化名“少雄”，這裏簡略為“雄”。信是2月5日星期四寫的，然而，兩天之後即被殺，他已經沒有“下星期三”了。柔石完全不知道這已經是他生命的最後幾十個小時，還希望大先生能設法（例如通過蔡元培）去營救他。

營救的事，在他們這批人被捕之後就立即開始了。“非委”中央責成史文彬等人籌措營救的款項，找關係營救，並且通過關係給被捕者送去了一些食品和衣服。老閘捕房有一包探頭目同林育南的岳父有交情，表示願意儘力營救育南，其他諸人則不能為力。被捕者的親屬也都各自設法。丁玲在《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文中記下了她進行營救的情形：

……我只有一顆要救也頻的心，沒有什麼辦法，我決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麼人介紹了一個可以出錢買的辦法，我也去做，託了人去買。我又找了老閘捕房的律師，律師打聽了向我說，人已轉到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律師，回信又說人已轉在龍華司令部……邵力子說他是無能為力的，他寫了一封信給張群，要我去找這位上海市長，可是他又悄悄告訴旁人，說找張群也不會有什麼用，他說要找陳立夫。那位說可以設法買人的也回絕了，說這事很難。龍華司令部的律師謝絕了，他告訴我這案子很重……

熱心營救胡也頻的還有沈從文。胡適1931年1月20日的日記說：

沈從文來談甚久。星期六與星期日，上海公安局會同公共租界捕房破獲共黨住所幾處，拿了二十七人，昨日開訊，只有兩女子保釋了，餘二十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為文學家胡也頻。從文很著急，為他奔走設法營救，但我無法援助。

胡適雖然說了“我無法援助”，但還是拗不過沈從文，按沈的要求為他寫了封請蔡元培幫忙的信。沈拿了這信跑到南京去找了蔡元培。蔡元培還真給張群寫了信。2月20日蔡給胡適回信說：

適之先生大鑒：

自京回滬，大駕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從文君到京，攜有尊函，囑營救胡也頻君。弟曾為作兩函，托張岳軍設法，然至今尚未開釋也……

蔡元培這信是2月20日寫的，已在胡也頻被殺十多天之後了，信中還在說“至今尚未開釋”的夢話，可見這時人們還不知道屠殺已經發生：

1月17日在東方飯店被捕的這一批政治犯，其中二十三人，於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秘密處死了。他們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領導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人，還有非委革文聯的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頻，還有非委候補中委、非委婦女部的馮鏗。

這裏的柔石、殷夫（又名白莽）、胡也頻、馮鏗和李求實（又名李偉森）原是“左聯”的成員，他們就被稱為“左聯五烈士”。事實上，他們並不是在“左聯”的活動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殺的。他們其實是中共一場黨內鬥爭的犧牲者。據羅章龍的回憶錄中說，“後來臨中（臨時中央，指六屆四中全會所產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公認何（孟雄）等二十三人為反黨，為叛徒，公然宣稱他們不是烈士。”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才作了這樣的結論：

至於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繫，並且接著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選自朱正《一個人的吶喊：魯迅1881-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