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四人幫（左起：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
陳伯達這個人，可以說是個很聰明、很有才的人。他給我的印象是，才勝於學，學勝於德，德毀於位。
不知為何威信一落千丈
陳伯達是以文章上了天，做過幾天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但他怎麼又從九霄雲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的？
陳伯達不是個政客，他並不想當政客，當政客就要活動，要到處跑，要講話，他不擅長這些。他正式講話，五分鐘都困難。在延安，我覺得他只想當個政論家，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出來，得到全黨注意，全國注意，他就十分滿意了。他一生的文章，沒有離開最高的領導，都是受命要寫的。他寫這種時尚著作，一直到1966年「文革」，他到《人民日報》，可以當場寫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無法無天的緊急總動員令，這個口號是顆炸毀全國的原子彈，誰不吃驚？歷史證明，這個文章一出來，實際上陳伯達的歷史作用也就完了。這個橫掃的對象其實包括了他在內。他的作用發揮到了頂點，因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以後，就沒有可以再掃蕩的東西了。
所以，不是1971年廬山會議批評他後，他才不重要了，而是在這篇文章發表以後他實際上就不重要了。不僅如此，這篇文章發表以後，他的活動，反而變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說他是在為林彪服務，破壞了毛主席的威信，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頭上。「文革」的事，是江青在那裏指揮，陳伯達也根本不大會做這些事，只有江青一人敢對陳左一聲老夫子，右一聲老夫子。其實是挖苦他，輕視他，說他除寫幾篇文章外，無用了。
從此，陳伯達就被打倒、被批判了，成了林彪集團頭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
陳伯達的為人，在延安是很受青年人尊敬的。但是進城後不久，一下子就成為一些人諷刺挖苦的對象了。1951年5月初召開全國第一次宣傳會議，後面幾個人，有田家英、于光遠、黎澍、王宗一、王惠德。這幾個人我都特別熟。這幾個人還有個特點，說話都比較隨便。陳伯達在台上講了二三十分鐘，哪曉得首先就是王宗一發難。王宗一講話相當尖銳。他說，呵，呵，你看這傢伙，又來了，又來了。其他幾個人跟著挖苦。當時我感覺到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不是個別人對他，而是宣傳部那麼多處長們都把他作為笑話。
除了于光遠，在延安時，其他人對他都是很尊敬的，但到了1951年卻都挖苦他，我不相信會毫無根據。現在於光遠還在，其他人都不在世了。
我與陳伯達的關係
我跟陳伯達的關係不多，有一點點直接的個人關係。1941年夏天，也就是開始整風前，他好像並沒有什麼固定的職務，就是以一個重量級的文化人的身份住在延安。據說他曾經是中央黨校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如果真是的話，也是掛名，他不大管這些事情的。他一生在什麼單位負責，都是個甩手掌柜。
1939年或者1940年，延安組織了很多研究會，是上面發起的，什麼資本論研究會、哲學研究會、馬列主義研究會，一大堆。我由馬列學院派去參加兩個研究會，一個是由陳伯達管的三民主義研究會，一個是由王明管的馬列主義研究會。我在三民主義研究會聽陳伯達東講西講，我們懂什麼？就聽他講。
延安時期，1941年夏起，他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個研究人員，我是在經濟組。陳伯達對我們的影響就是「個人講學」。晚上，吃過晚飯後，我們拿著凳子到他的窯洞裏聽他漫談。
陳伯達住在一個窯洞裏，裏邊有一個小炕，他躺在炕上。我們20來歲，他已經40多歲，是老前輩，胖胖矮矮的，很隨便。窯洞裏邊最多能容十多個人，擠不進去，我們就在外邊聽他閑吹。他什麼都吹，天上，地下，無所不吹。有時候，他會講一些毛澤東跟他談的事情。在延安，毛澤東窯洞的座上客有誰？公事以外可以隨便談談的大概只有一個，即陳伯達，我不知道還有第二個。周恩來、朱德是談公事，陳伯達不談公事，陳伯達去是聽毛閑聊。毛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閑聊。陳伯達這個人看書雜，思想也活潑，有時候叫他去。陳伯達對我們講，毛主席說，曾國藩家書是好東西，應該讀。而過去，共產黨把曾國藩罵得狗血噴頭，還會讀你曾國藩的書？陳伯達也說，曾國藩的家書，文字非常漂亮，內容非常實際，這個書讀了沒有壞處。一般的馬列主義者，不僅是我們這些青年，那些40來歲的入黨一二十年的，一般對中國的文化是一筆抹殺的，罵曾國藩罵得更厲害。陳伯達一次講，毛主席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說，毛主席這個意見很好，完全強迫革命不行，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辦了。
總的說來，陳伯達在延安時政治地位不是很高，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是威信高於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遠遠高於周揚這些人。當時延安的黨內黨外文化人加起來恐怕有幾百個。
陳伯達在延安整風中的特殊重要性
延安整風應該從1941年毛主席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算起。大概在1942年前後，陳伯達寫了兩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這兩篇文章對建立毛澤東的崇高威望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這是把黨史翻了個個。現在不提它們了，不符史實。實際上，延安時我們多次讀過這兩篇文章。一篇叫《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還有一篇叫《十年內戰時期的革命與反革命》（此書在解放後出單行本時可能更名為《關於十年內戰》）。
這兩篇文章，在理論上第一次提出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實踐上從來就是正確的，他是唯一正確的領袖。這兩篇文章，對建立這種觀點，起了無比重要的作用。所以，陳伯達在延安整風，在擁護毛，說毛是中國共產黨唯一正確的、最高的領袖這方面，他是出了大力的。這兩篇文章當時大家擁護，事實上對我們這些小青年堅決擁護毛起了極大的作用。
蔣介石在1943年發表《中國之命運》。這本書當然是別人替他寫的，講將來要統一，要建國，要強國，一切歸國民黨領導，中國的命運，一切都掌握在國民黨手中，掌握在蔣介石手裏，離開蔣介石，什麼都不行。陳伯達奉命寫一篇文章，評蔣介石這本書，名《評中國之命運》。毛主席也改過很多次。這篇文章很好，在延安發表了，佔了兩三版。陳伯達給我們講過，寫文章要學習梁啟超。他很喜歡梁啟超的文章。他講，梁啟超說過，寫文章筆尖要常帶感情，這樣的文章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鳴。他寫文章就很注意這個問題。他的《評中國之命運》就是這樣，全文充滿了革命的感情。這篇文章不是簡單地反蔣，擁護共產黨。這篇文章我只看過一遍，現在還記得一點。陳伯達講到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屠殺共產黨，講到蔣介石屠殺的革命者很多，用了三句話，好幾十年了，仍然記得。他說：蔣介石殺人流的血“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連用了三次，一般用二次，他用了三次，讓人無比沉痛。我現在說起來還要流淚，這叫言有盡而悲無窮。陳伯達文章感動人的力量，在共產黨成立以來，恐怕也是難得的。用在好的方面，就是《評中國之命運》，用在極壞的方面，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筆尖也帶感情，就是：殺，殺，殺。
陳伯達的教訓
陳伯達還喜歡寫毛筆字，他寫毛筆字也是個天才。他練字不多，但寫得非常之好，又豪放，又瀟洒。他的幾本小冊子的封面，都是他自己寫的。那個時候，我們都很佩服他。
陳伯達這個人，留下的教訓是很多的。他十分有才情，但他沒有去做學問，他完全為了當時的某種政治的需要服務，只要是這個需要，他個人的上升需要，他就用文章用書籍來響應，改造歷史事實來發揮他的論點，而不是把自己的歷史論點建立在事實基礎上。所以陳伯達的一生，雖然寫了那麼多東西，今天看來，在學術上有根據，能站得住的，怕很少。
陳伯達的一生，是一面很好的鏡子，值得一切弄理論史學的人引以為鑒。陳伯達之所以會這樣，因為人聰明，但沒有很切實的真才實學。如果他要像黨內的其他學者，像范文瀾一樣，一輩子研究學問，他的成就可能會比范文瀾這些前輩高得多（范有大實學，但後來被簡單的「階級鬥爭論」教義化了）。陳伯達的這一生，其實也不過像蘇聯的米丁、尤金、維辛斯基、李森科這一類的所謂學者一樣（不過，我認為陳比他們究竟高明得多，因為那些不過是幾把刀槍而已），事情一過，東西全部無用，甚至是胡說八道。在學術上沒有真正的建樹。今天不管陳判沒判刑，陳的書的參考價值都還有，但不大。以陳伯達為鑒，可觀得失。
不過，在判刑的人當中，最令人嘆息的還是陳伯達，他不是張春橋、姚文元這類東西。他是1927年「四一二」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後加入共產黨的。這一點，他自己是引以為驕傲的，他常給我們講，雖然話說得平淡。可惜，一個人如果不真正以人民的利益為重，只是為自己的名、自己的位，而不去堅持事實，寫多少書都沒有用。在當時就有人看穿你這個東西不行，以後更會成為廢品。我作為晚輩也算觀察了這一類人70多年，我現在覺得任何東西，凡是不合歷史事實的，隨便你怎麼講，有些當時就被人恥笑，有些最後要破產。我覺得，陳伯達留下的教訓非常深刻。一個文化人，一個作家，光趕時髦沒有用，最後還要考慮到對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符不符合史實，對不對得起中國人民。
（曾彥修 口述 李晉西 整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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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毛澤東在延安時的合影（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蹤報告》，徐焰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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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海豐澤園工作過的人多年後講起江青，幾乎無不在怒罵後又搖頭嘆息，這個女人當年四處橫行禍國殃民，把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幾乎盡數得罪，可是大家那時又對她無可奈何！
粉碎「四人幫」之後，揭露江青罪行的文件、書籍、文章已經是汗牛充棟，不過從更深的層次分析，江青這個禍國殃民的歷史罪人所以能夠出現在中國共產黨最高層的政治生活中，並造成那樣大的危害，既是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餘毒影響的結果，也是她本人在舊社會黑暗腐朽的生活經歷和後來特權地位相結合所造成心態異化扭曲。
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便是存在決定意識。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自身思想的形成。出生於山東諸城的江青自然也非生來就壞，不過她少年時代的家庭環境便充滿了舊封建家族的惡劣氣息，年輕時又進入當時便是藏污納垢的十里洋場，打下了很糟糕的人生最初烙印。
江青(1914～1991)，原名李雲鶴，出生於一個封建地主家庭，由於其母是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時期受到周圍歧視，滋生了叛逆和虛榮的雙重性格。
成年以後，李雲鶴同一個名為章泯的男青年出走，後受到過進步思想影響，於1932年在青島又同當時的地下黨領導人俞啟威(即解放後的天津市委書記、中央委員黃敬)結婚，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應該承認，10幾歲時的江青(當時還名李雲鶴)曾對黑暗的社會不滿，這從她在山東青島結識和跟隨俞啟威參加過革命活動，並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過共產黨組織也可以得到證明。
江青入黨不久，青島的黨組織遭到破壞，她在白色恐怖下又脫黨跑到上海，還辦過自首手續，並與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拉上了關係，是被崔萬秋等人捧出來的話劇和電影明星。崔萬秋是個慣搞兩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許江青參加一點進步活動。江青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一度逮捕。她的自首和出獄手續，是由趙玉珊負責辦的。
過這個藝名「藍蘋」的三流影星的一些生活醜行，恰恰是她惡劣品質的反映。
在上海演藝界中，江青也有落魄的時候，所住的亭子間夜間又經常有男人來往。一次有個男人毒打她，這位「藍蘋」小姐大喊救命，同樓的保姆秦桂貞趕去救護，還受了傷。遇到缺錢甚至沒飯吃的時候，秦桂貞也來幫助。江青離開上海之前曾感激地說：“以後我會報答你的！”
如何「報答」呢？全國解放後，江青生怕別人知道她過去的醜行，對秦桂貞雖記在心頭並時時注意，卻再不來往。後來，江青找到吳法憲，讓她把秦桂貞抓起來，一關許多年。如此恩將仇報，表現出心理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在描寫宋代的小說《水滸傳》中，曾講到清風寨官員劉高的妻子被強人劫住準備當「押寨夫人」，幸虧遇宋江救下。結果這個劉夫人事後生怕一度被強人所劫之事外傳，發現宋江這個救星後不但不感謝，反而要丈夫把他抓起來，還想殺掉。這是因為，擔心自己名聲受損的精神壓力，遠比感恩的道義負擔重得多。江青與古代這種封建貴婦的心理，真是毫無二致！
後來參加審判江青的人曾總結此人的一生品質，那就是：她要討好一個人、拉攏一個人、想利用一個人，可以處心積慮、費盡心機，施展各種手段，以各種假相來達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別人，折磨別人，顯示她是掌握了對別人生殺予奪大權的人物。
1937年江青到了革命聖地延安，組織上未作認真審查，由當時負責保衛工作的社會部長、同鄉康生代她隱瞞了這段歷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風。因為歷史上的原因和這次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關係也格外密切。
江青很快通過演戲、提問題求教，混到剛剛妻子出走的毛澤東身邊，並取得了好感。
像這樣一個雖表面有過追求進步表現，卻存在著極其惡劣的潛意識的人物，能進入毛澤東身邊並於1938年秋成為夫人，實在是歷史的悲劇。
江青是演員出身，結婚後的幾年間在文娛活動方面對毛澤東確實提供了一些樂趣。張聞天的夫人劉英記載，她1940年從蘇聯回到延安，去看毛澤東時，發現這個新婚夫人對主席照顧得很周到，與個性很強的賀子珍不同，於是還稱讚了幾句。毛澤東聽後非常高興地拍了大腿說：「劉英同志，你真是了解我的人，你要替我多宣傳啊！」
毛澤東這時講的「多宣傳」，是針對延安的諸多新老同志對此事議論紛紛，希望劉英能做些解釋。據衛士李銀橋回憶，在艱苦惡劣的戰爭環境中，江青確實曾以她的文藝特長給毛澤東和身邊的一些普通戰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鬆。1947年轉戰陝北時，大家疲憊不堪或蹲或站或拉條小板凳依牆而坐，聽一段京劇清唱或是猜幾個謎語，真是莫大的享受。
在陝北時期，毛澤東常常由於緊張過度、用腦過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額用力地揉搓，閉目嘆長氣。這時江青便打開她從上海帶來的那架手搖留聲機，為毛澤東放幾盤京劇唱片。在那些艱苦的歲月中，幾張唱片翻來覆去聽，每次聽過之後，毛澤東都顯出一種精神獲得調節之後的安寧和愉快。他有時還愜意地點頭說：「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不過當時一直在毛澤東身邊的李銀橋回憶說：「江青在表現出她的種種優長之處的同時，也不斷地暴露出她品質和性格上的缺點和弱點。這些缺點和弱點彷彿是與生俱來，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並且不斷發展，終於造成與毛澤東感情生活上的裂痕。」“江青來自上海，受現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農群眾，和工農兵打成一片的願望。但是她的驕傲，她的愛出風頭，她的頑強表現自我，總想高居人上的慾望，她從來不會替別人想一想的極端個人主義，使她始終不曾與任何一名普通群眾‘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終未能與她的丈夫毛澤東感情融洽，心心相印。”
當時從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表現出江青品格上極端狹隘自私的一面，而且條件一好便追求享受，並想居於他人之上。例如，她在毛澤東忙於工作時常常無事可做，便找警衛員打撲克。那時革命隊伍中講究人人平等，沒有人有意讓她贏。當她打輸了時，便稱別人偷看了自己的牌，竟為這點事向毛澤東提出要把贏了的警衛員從工作崗位上趕走。對阿姨做針線活一類小事不滿意，也是當面訓斥甚至發出羞辱性的挖苦，搞得人家哭鼻子。
中央機關的生活條件一改善，江青又要耍威風。從陝北到西柏坡後，房間裏裝了電鈴，她也越來越習慣按電鈴叫衛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能幹不能幹的事，都叫衛士代勞，似乎使喚人是一種享受，是一種身份和新生活的證明。
有一次江青按電鈴。衛士張天義匆匆趕進屋，只聽她懶懶地指著他說：「把暖水袋給我拿來。」其實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須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寧願按電鈴下命令，也不願意欠欠身。張天義為此事很傷感，回來對李銀橋反映了此人“越來越習慣於指手畫腳”。
對這些，毛澤東當時一再生氣地批評她說：「你就是改不了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一些事情上江青還拿出當年在上海十里洋場養成的作風，會撒潑要挾。
據當時在毛澤東、周恩來身邊的警衛副官龍飛虎回憶，1947年3月國民黨軍進逼延安時，毛澤東堅持到最後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鬧，要求馬上離開。毛澤東開始和顏悅色反覆說不要緊，而江青卻大哭起來說什麼：
「你當然不著急，到了緊急關頭，有人會抬著你跑！誰管我們啊！」
毛澤東氣得吼起來，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說：「滾！給我馬上滾！」
李銀橋等警衛人員都說，江青每逢被毛澤東訓斥，往往都是披衣衝出窯洞，哭哭啼啼，直奔周恩來的窯洞。她每次同毛澤東鬧了矛盾，都要找周恩來訴苦。周恩來是解決矛盾的能手，往往能調和關係，當時這樣做的目的也是不影響毛澤東的工作。其實周恩來對江青一向並無什麼好的看法，只是他組織紀律性強，從不背後議論，不像延安其他一些領導人那樣經常對這個「三流演員」發些不敬之詞。
更糟糕的是，江青從這時起便顯示出在人際關係上願意撥弄是非，經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澤東面前講一些人的壞話。此刻她還不能涉入高層政治生活，攻擊的還是些身邊的小人物，以致於秘書和警衛人員都被她得罪遍了。
看到這些情況，毛澤東對找個江青這麼個老婆也有些後悔，不過他已經是最高領袖身份，感到也不便再輕易離婚。對此，李銀橋回憶說，在陝北時就有過這麼一件事：
「下午，我服侍毛澤東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煙，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訴苦。講了很長時間，聲音沉重，很有些傷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黨小組長，我心裏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說說。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務員早就把她趕走了。當初結婚沒搞好，草率了。現在怎麼辦？我現在的身份，我的具體情況，離婚也不好。江青沒大錯沒大過，現在離婚同志們會有看法，日後會有各種說法。不離婚呢，就背了個政治包袱。唉，沒辦法，跟她湊合著過吧。」
對於江青撥弄是非說別人壞話，毛澤東有兩次聽了嘀咕，都是望著江青說：「你這個人哪，跟誰也合不來！」“你跟什麼人也搞不到一起，你這個人就是到處樹敵！”
在陝北時，毛澤東便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過一句話，使這些人幾十年後都有深刻印象，這話是：
「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窩，盡傷人。等我死後，人家得把她整死。」
由此看來，毛澤東對江青的下場還是很有預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