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進入流感高峰期，求診人數急劇增加，公立醫院的醫生及護士壓力及工作量大增，其中以屯門醫院及將軍澳醫院的情況最為嚴重。不勝負荷下，前線醫護人員紛紛表達不滿，要求增撥資源，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
要減少工作量，辦法只有兩個，即「開源」和「節流」。開源即是增加醫護人員的數目，分擔工作量；節流就是減少公立醫院的病人，使工作量減少。
然而，節流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普遍在公立醫院求診的市民，正是無法負擔私人醫院的高昂開支，才被逼在急症室等候五、六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求診。要求一班經濟能力較低的市民轉移到私營醫院，是不可能的任務。
有偏激的醫生論政組織指出，最理想的做法，是停止接收每日150個單程證新移民，這種說法，簡直是涼薄不仁。事實上，取得單程證來港定居的人，本身就是具備成為香港人的條件，只是受限於配額原因而分批來港。換言之，新移民或即將來港與家人團聚的人士同樣是香港人，有資格享受公共醫療資源，接受優質的醫療服務。將這群人士拒諸門外，甚至視為多餘、負累，實有違「醫者父母心」的美好醫德。
即使撇開道德觀點，現時醫療人手短缺、工作大增的責任也不應歸咎於新移民身上。隨著近年內地發展步伐加快，新來港人士數目逐漸減少，每日150個名額鮮有用盡，因此每年新增人口不過4萬人左右，再加上每年約5、6萬名新生嬰兒，即公營醫療系統每年最多應付10萬個新症。按照維持目前醫生病人比例，香港只需每年增加190個醫生即可應付。如果希望比例達至國際平均水平，也只需額外提供60個醫生。以一個經濟發達、醫療系統完善的城市而言，只要資源分配恰當，根本不成大患。
既然節流並不可行，也不是問題之關鍵，那麼，只有開源，即增加醫生數目，才有望舒緩醫生的工作壓力。由於培養一名醫生需8年時間，救火的唯一辦法，就是輸入外地醫生。
不過，這個方法飽受以蔡堅為首的香港醫學會的阻撓。由2000年代初有數據發現未來香港醫生人手短缺，需要考慮引入外國醫生開始，醫學會便站在普羅市民的對立面，反對有關建議。即使是數年前的醫改，政府嘗試廷長外地醫生「有限度掛牌」年期上限，作為解決人手不足的方案，也慘遭醫學會的反對。
同樣深受醫療人手不足問題影響的新加坡，早就開始放寬輸入外地醫生的限制，設立「認可院校清單」，承認英、美、香港等先進地區的醫科畢業生到新加坡公立醫院服務，表現合格及累積數年經驗即可申請成為當地註冊醫生，大大改善醫生不足的問題。
醫學會明知香港醫生數目難以應付全港市民需要，仍然大力反對引入外地醫生，目的當然是保障業界利益，令醫生這個專業更加渴市，賺取最好的待遇。這種心態，令筆者想起明代末年的一件事。時值崇禎掌權，面對北方滿清的連年征戰，明政府國庫早就空虛，唯有向大臣招手，徵集資金應付軍餉。但是斂財甚深的大臣們寧願亡國也不願貢獻銀兩，隨意捐出一百幾十敷衍了事。最終明亡清興，與這班逆臣賊子不無關係。
反對輸入外勞的醫生，行徑與明代的逆臣賊子相差無幾。更為可恥的是，他們選擇轉移視線，將公立醫院工作過多的問題歸咎於政府資源不足，要求增撥資源改善前線醫護人員的薪酬。筆者絕對同意提高前線醫護人員薪酬待遇，以提振土氣，亦認同現時香港投放在醫療的開支落後於不少發達國家，但如果以改善待遇與私營醫院爭奪人才的話，則此法只會徒勞無功。因為在醫生數目嚴重短缺下，即使調整公立醫院醫生人工，私營醫院也會為保障服務質素而跟隨，變相造成惡性競爭，最終結果只會是整體薪酬開支增加卻無法吸納醫生回流公營系統，公營醫生的問題依舊持續。
筆者真心認為，香港醫療服務質素冠絕全球絕大多數地方，值得港人自豪。惟部分醫生的醫德及品格，實在令人不敢恭維。為了一己私利，反對輸入外地醫生，甚至妖魔化放寬執業資格的建議，犧牲廣大市民的利益，教人極之失望。如果這班害群之馬繼續奉行保護主義，則香港公營醫療問題的責任，應由這些醫生自行承擔。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