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博古、張越霞夫婦與孩子秦鐵、秦新華、秦剛(小)在延安合影。
博古，原名秦邦憲，是中共早期領導人，黨的新聞事業的重要奠基人與開拓者。博古的第一任夫人劉群先，參與領導過無錫工人罷工運動，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稱她是「中國傑出的女工領袖」，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出席世界勞工大會時與博古相識，1928年與博古結婚，長征時任婦女隊隊長，1939年赴莫斯科治病與博古失去聯繫，犧牲於蘇聯衛國戰爭中。博古的第二任夫人張越霞，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在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工作時與博古相識，在重慶中共南方局工作時與博古結婚。1946年，博古與王若飛、鄧發、葉挺、黃齊生等13人自重慶乘飛機回延安，因天氣惡劣，飛機迷失方向，在山西省興縣的黑茶山撞山焚毀全體遇難。那時，張越霞才30多歲，有人勸她再組織家庭，她反問：“博古的孩子怎麼辦？”此後，她盡心撫育博古與劉群先和她自己的孩子，直到孩子們長大。1979年，張越霞在北京病逝。博古共有6個子女，3男3女，他們大多經歷坎坷。
長子秦剛：不幸早逝
長子秦剛是博古與劉群先的兒子。出生後，被奶奶帶至無錫，後跟著叔叔秦邦禮輾轉廣州、香港。1949年後，張越霞將他接到自己家，在北京上大學，不幸染上肺病，於1954年早逝。
長女秦摩亞：終身執教
1933年，博古從上海去中央蘇區以後，劉群先5月生下大女兒，取名摩亞，俄語是五月的意思。秦摩亞沒有滿月，劉群先就將她寄養在姐姐家裏，自己也去了中央蘇區。
姨媽家很窮，有7個小孩，加上秦摩亞，8個小孩擠住在三四平方米的陰暗小樓內。高小畢業失學後，為了補貼家用，秦摩亞去日本人的工廠做童工，幫別人洗衣服，後被一個重慶人以幫她找媽媽為由騙去他家當丫頭。
1950年，張越霞請中組部派人將她接回北京。秦摩亞在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先在北京一中任教並主管全校學生教育工作，後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任中文系黨支部書記。退休後，先後在中國科技經營管理大學語言學院、京師科技學院任副院長兼教大學語文，直至2001年。
秦摩亞勤於著述，寫作和發表了與博古相關的文章約40萬字。
次子秦剛：學習成績最好
次子秦剛，家人叫他小秦剛，是博古與劉群先的兒子。1937年夏，黨中央從保安縣(今志丹縣)往延安搬遷。搬遷途中，秦剛出生在離延安7里的崔村。秦剛小名叫阿福，上學前請爸爸給他取個學名，博古正在工作，想也沒想，拿起筆寫了個「秦剛」，他忘了他給大兒子取的名字就是「秦剛」。
次子秦剛是博古的兒子中學習成績最好的，先在哈軍工學習，後在莫斯科航空學院飛行器機械設備專業學習。回國後，他先在北京航空學院任教授、實驗室主任、輕小型飛機研究室副主任等職，後任海南省開發建設總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等。他還編書和寫作，成就斐然，多次得獎和受表揚。
後來，秦剛腹內長了個動脈瘤，開刀順利切除。不久，又長一個，他說：「我明天不去切，後天要去游泳。」想不到在游泳時動脈瘤破了，沒有說一句話就離開了人世。
次女秦新華：為紀念《新華日報》出版而得名
秦新華是博古與劉群先的女兒。她是1938年《新華日報》在武漢出版時出生的，博古給她取名新華。她說：「爸爸給我取了個好名字。」秦新華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李鐵映的夫人，曾任衛生部科技司副司長，現任中國優生優育協會會長。紀念博古百年誕辰和一切學術活動，都是她與有關單位聯繫安排的。
三女秦吉瑪：博古生前不知道的女兒
1939年，中共中央決定送部分身體不好的同志到蘇聯療養，包括賀子珍、劉群先、金維映等。劉群先已經懷孕。
1940年6月30日，劉群先在莫斯科生下一個女兒，取名吉瑪(俄語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縮寫)。後來，劉群先與金維映等人在德國飛機轟炸中犧牲。
博古自1930年回國後，再沒去過蘇聯，所以博古生前不知道還有這麼一個女兒。1954年，秦吉瑪和在蘇聯長大的一些孩子一起回國。唯一能證明她身份的是一張照片，照片上一名蘇聯護士抱著半歲左右的秦吉瑪，後面有兩行用紫色墨水寫的漢字：「博古劉群先的孩子。」據說是劉群先親筆題寫的。有一天，張越霞接到通知，說讓她到中組部領博古的女兒。張越霞很是納悶：從來沒聽說還有這個孩子。等見了面一看，她覺得秦吉瑪長得挺像博古，就把她領了回來。秦吉瑪和秦摩亞一樣，都沒見過父親，和母親的相處也極為短暫，對父母都沒有印象。
秦吉瑪他們這一批留蘇的孩子回國後，都進入北京育英小學讀書。因為他們一句漢語都不會講，育英小學特地給他們開了一個班，為他們補習中文。他們的生活習慣也完全俄國化，喜歡吃西餐，不會用筷子，全部用刀叉。後來秦吉瑪被保送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畢業後分配到海軍裝備部駐大連紅旗造船廠當軍代表。臨行前，她和同學李海淵確定了戀愛關係。李海淵和他妹妹李海文都是研究黨史的，對博古都稱讚有加，他們相處很好。
三子秦鐵：小時候不肯在墳前給父親磕頭的兒子
1940年出生博古的小兒子秦鐵，是博古與張越霞的兒子。他在1946博古犧牲時還不大懂事，想著爸爸答應去重慶回來給他買的禮品拿不到了，媽媽張越霞讓他在墳前給爸爸磕頭，就是不幹，最後不得不勉強跪了一下。可是，他長大後卻完全不同了。
秦鐵走了許多博古戰鬥與工作過的地方，有許多新發現，也糾正了不少以前的錯誤說法。他現在唯一的心事就是研究與表達博古真實的一生。
2007年6月紀念博古誕辰百周年時，秦鐵將他保存的博古筆記中《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交給他父親在《解放日報》的同事筆者，編入《博古，39歲的輝煌與悲壯》。2012年9月18日，秦鐵在北京家中去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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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周恩來（資料圖）
周恩來在其政治生涯中，即使遇上極其複雜的問題，也能冷靜地思考，從容地面對，這是因為他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很好的涵養，再加上無數次驚濤駭浪的歷練。然而，在1973年的5月，周恩來在一次國務會議上卻仰天長嘆：「真是周門不幸！」
周恩來為何會說出這樣的話呢？
1973年是十年浩劫的第八個年頭，神州大地滿目瘡痍。儘管肩負著黨和國家重任的周恩來一直苦撐危局，但畢竟獨木難支。他年前又被查出患了絕症——膀胱癌。由於兩年前的林彪叛逃在全國人民心頭創下的陰影還未消除，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奪權卻在加劇，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憂心如焚，周恩來只能拖著病體，奮力支撐。
筆者曾訪問過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吳階平，他在周恩來患病期間，一直擔任周恩來醫療小組的組長。吳老說：「如果是一般患者，膀胱癌經治療、調養和好好休息，是能控制病情的，治好的也有先例。但是總理太忙了，我們黨離不開他，國家離不開他，部隊離不開他。（毛）主席那兒也離不開他，全國人民更是離不開他，而且他還要跟國際國內的各種敵對勢力進行鬥爭，他只好帶病堅持工作，而且是大強度的工作。這就不利於他的治療和養病。」
從1973年2月始，周恩來常常靠連續治療和吸氧才能入睡。1973年3月5日，原本是周恩來75周歲生日，但他根本無暇顧及：不用說慶賀了，連休息幾分鐘也不可能。他拖著病體主持政治局會議，而且是連續開會，討論決定有關中聯部、外交部的涉外事件、紀念活動……他太累了，沒法再支撐下去了，終於接受醫生建議，在3月9日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自己要請假兩周，以便治療和休息。這一提議經政治局通過後獲得毛澤東批准。可是，在這兩周內，周恩來真的休息了嗎？沒有，在那個特定年代，他說的「休息」也只是相對的或象徵性的。請看在他的“休息期”內的日程安排：
處理教育部部長何偉因救治不力突然去世事件；
處理公安部反映廣東寶安、珠海等地居民逃港、逃澳事件；
看望病中的劉伯承，李富春、蔡暢和鄧小平、卓琳；
在葉劍英陪同下出席中央軍委召開的陸地邊防工作會議、接見會議代表；
……
偏偏就在這時，我駐希臘使館又發生了一件外交上十分荒唐的「雅典事件」，身心俱疲的周恩來得到報告後，既震怒又無奈，只好悲愴地說：「真是周門不幸！」
那麼，雅典事件是怎麼回事呢？
1973年3月，由糧食部副部長調到外交部已經工作近十年的周伯萍被委任為我國駐希臘王國的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為落實希臘副首相馬卡雷佐斯訪華事宜，周伯萍於5月7日中午赴希臘外交部與希方聯繫具體行程安排。事畢時，已是當地下午的13點15分。當周伯萍乘車返回我國使館時，發現沿途警車、哨卡明顯比平常多得多，這說明當天雅典有重要國事或外事活動。周伯萍就問自己的翻譯，翻譯也不是很清楚。回到使館後，周伯萍要翻譯去查一查新送來的請帖。碰巧那天我使館一個剛學英語不久的值班人員，一眼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的一張請帖，是邀請我國大使於5月8日下午12點到13點30分之間去他們使館出席國慶招待會的。捷國駐希臘大使名叫科威克，其署名的第一個英文字母就是「K」，和科威特國名第一個字母相同，這個值班人員也沒看清具體日期就誤認為是科威特大使館當天的請帖。
就這樣，周伯萍和使館翻譯都認為剛才路上見到的就是科威特正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收到請帖不去參加人家的招待會是外交上的失禮行為。此時，距13點30分只剩下10分鐘了，大家都有點慌了，也未看清請帖上的具體內容，周伯萍連衣服也未來得及換就立即登車趕去。沒有想到，他們竟稀里糊塗地跑進了以色列駐希臘外交代表處，向以色列使館代辦祝賀了國慶（以色列的國慶日在5月14日）。
其實，當時我國與以色列還沒有互相承認，雙方根本沒有外交關係。由於在1971年召開的聯合國第二十六屆聯大會議上表決中國代表權議案時，以色列曾投了支持中國「驅蔣納我」提案的票，所以，看到周伯萍出現在以色列使館，在場的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當即問周伯萍大使：“大使先生，你到這裏來是否意味著中國已經承認以色列？”當時周伯萍還不知道自己走錯了地方，認為這是西方記者的無故尋釁，便簡單地將其頂了回去。但那位記者還是向美國國內發回了這條消息。
直到第二天中午，周伯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國慶招待會時，羅馬尼亞駐希臘大使叫過中國大使館翻譯，告訴了他事情的真相：昨天是去了以色列駐希臘外交代表處祝賀國慶。周伯萍大吃一驚，這才明白自己闖下了大禍！
一國大使在所駐國的一舉一動都代表著他的國家。周伯萍在得知真相後，不僅心情沉重，而且有著強烈的負罪感：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主管外交工作，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一直把周恩來作為他們最大的奪權障礙，他們曾一再污衊說大使中有壞人，並以此為借口攻擊周恩來，企圖打倒周恩來。周伯萍這次闖這麼大的禍肯定又會被「四人幫」當作口實，揪住不放了。於是，周伯萍從捷國使館一回來，就立即決定採取三項補救措施：一、分別向希臘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國使節說明中國周伯萍大使誤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純系工作上的差錯，不是我國外交政策的變化；二、立即向國內外交部報告情況，並作初步檢查；三、向使館全體同志如實通報，要求大家接受教訓，改進工作。
外交部收到周伯萍的報告後，首先回電同意三項補救措施，並電召周伯萍回國。5月14日，周伯萍乘法國航班飛回北京，並立即前往外交部報告事情經過。外交部根據周伯萍的認錯檢查，以及他及時的補救措施和迅速回國的態度，寫成具體報告，呈送周恩來。
周恩來在看了外交部關於「雅典事件」的報告後，極為震怒，說：“美國出了個‘水門事件’（“水門事件”是美國尼克遜在競選連任總統時，自己競選班子中有人在水門大廈這個地方竊聽競選對手等事件。被傳為西方民主的一大丑聞，導致尼克遜辭職下台），主角是美國總統尼克遜；中國出了個‘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門不幸！”後來，毛澤東在看這份外交部報告時，認為周伯萍等我駐希臘使館的工作人員是因為“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才發生了「雅典事件」，這就完全改變了關於「雅典事件」的定性，相關人員也沒有受到太大的牽連。至於周恩來為何會說是“周門不幸”呢？原來，周伯萍和周恩來同屬宋理學家周敦頤的後代，按輩分，周恩來比周伯萍高一輩，因此可以說是同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