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資料圖）
１９７９年，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代表中央發表國慶３０周年講話時，第一次權威地陳述了解決「四人幫」領導者的概念：“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執行全國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繼而，中國共產黨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進行了充分的說明：“在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後來，紅旗出版社出版的《國史通鑒》概括兩方面的表述，如是說：“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採取斷然措施……”而筆者認為，更為豐富和更具有內涵的看法，是鄧小平在事後回答著名記者法拉奇提問時的一句話：“這是集體的力量！”
毛澤東點透「四人幫」為起事之本
「將來的事只有天知道！」１９７６年夏日的一個夜晚，病中的毛澤東向在他身邊值班的幾位中央政治局成員發出感嘆。
這位憂國憂民的開國領袖，在風蝕殘年的感嘆中，道出了中國政治正面臨著歷史的礪煉……
「文革」後期，中共中央上層的確存在著兩種勢不兩立的政治力量：一邊是以老同志為代表的務實派，一邊是以「四人幫」為主的造反派。
１９７４年７月，毛澤東不得不帶病主持一次特殊的政治局會議。他對與會的政治局委員說：江青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接著，毛澤東指著江青說道：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上海幫」的概念。他同時嚴肅地告訴從上海來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澤東一生對宗派主義深惡痛絕。對王明和張國燾等宗派主義他沒放手，建國後對高崗、饒漱石的宗派主義又重拳出擊。為什麼沒有馬上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一則是有其理論上的問題，二則是有其依賴性。就其問題的嚴重性而言，也早該進入了要解決的範疇。
有一種說法，認為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主要是對親者嚴、疏者寬，有一種家長「幫妻教子」式的批評。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實際上，毛澤東在晚年對江青的問題思考得很多，而且在其他場合也比這次要講得重，講得遠：
１９６７年９月下旬，毛澤東與江青進行了一次誠懇地談話：「我們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不能讓別人罵為夫妻黨。我看，你權力越來越大，捧你的人越來越多，這不是好現象。我要求你盡量少出風頭、少講話、少以你名義批東西。」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毛澤東告誡江青：「人貴自知之明！」
四屆全國人大前夕，毛澤東又說：「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當委員長，她當黨的主席。」
１９７５年初，毛澤東說：「她看得起的人沒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我也不在她眼裏。」“我死了她要鬧事……”
這些話雖然是毛澤東的隻言片語，但卻是他一貫的憂慮。不僅對江青這樣，對其他幾個江青的同夥也是如此。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４日，毛澤東就嚴肅教育了王洪文。
那天，王洪文受「四人幫」之託到長沙告周恩來等人的“罪狀”，毛澤東當面批評了這位年輕的中央副主席：“你們不要搞‘四人幫’，搞宗派是要摔跤的。”他講了黨的歷史上的例子，苦口婆心地教育王洪文不要與其他３個人搞小宗派。
毛澤東這一次批評很嚴厲，並要王洪文為此寫出檢查。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清查人員在王洪文住處找到了這份檢查原件：
……這兩天來我認真地回憶了自己所犯的錯誤。
主席發現以後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按主席批示行事。在工作中遇到問題時不是和政治局多數同志商量，研究解決問題，而只是找少數幾個同志。雖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主席在離京前政治局會議上又指示，“你們不要搞上海幫”。以後又有同志找我來議事我自然頂不住，因此就犯了錯誤……
次年初夏，毛澤東經過１０個月的休養返回北京，就此問題再次批評了「四人幫」：“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還要搞？為什麼不和２００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讀者會發現，毛澤東指出這個問題一次比一次嚴肅，他搬出了解決林彪問題之前反覆強調的「三要三不要」，可見問題的嚴重性。
由於歷史的局限，毛澤東沒能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即撒手人寰。在臨終之際，他作為一代“導師”，面對自己的“學生”——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等幾個擔任常務看護的政治局委員發出感嘆：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８０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語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
「我一生幹了兩件大事。」他在一陣喘息之後說，“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在對自己蓋棺論定後，他就開始憂心「接班人」和交班問題：
「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哦！」
毛澤東至死沒有解決好「接班人」問題，也沒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但他預見到了未來將會出現的兩個方面。他選定了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並多次對「四人幫」進行批評，深刻地提出要解決這幾個人的問題，對其表現、性質和解決時間都有明確的指示。他雖然不能看到歷史的結局，但他的思考和安排，無疑有助於人們對陰謀家的認識，同時也為粉碎「四人幫」埋下了伏筆。
由此觀之，毛澤東可謂發起和提出解決「四人幫」的第一人。
鄧小平與「四人幫」針鋒相對可謂先鋒
鄧小平從第二次復出時開始，就同「四人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當然，由於他對「四人幫」的觸及同時也觸及到毛澤東晚年“繼續革命”的理論，鬥爭只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在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７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葉劍英等人又同「四人幫」發生了交鋒。由於江青等人無理取鬧，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對「上海幫」進行了嚴厲地批評。會議結果可想而知。
５月３日，毛澤東自去年７月１７日召開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之後，針對宗派主義尚未得到遏制的問題十分惱火，指示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對「四人幫」進行批評。
在隨後召開的５月２７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理直氣壯地對江青一夥搞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批走後門”和“反經驗主義”，把矛頭對準周恩來等人這三件事進行質問：“倒是要問一問，為什麼鑽出這三件事？”並說：“不搞掉派性不行。”
他義正辭嚴地說：「你們批周總理、批葉帥，無限上綱，提到對馬列的背叛，當面點了那麼多人名，來勢兇猛。別的事不那麼雷厲風行，這件事就那麼雷厲風行？！」
鄧小平進一步闡述了會議主題，指出：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講話精神召開的，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同志要做到。主席多次批評宗派主義，搞「四人幫」。他問我們討論得怎麼樣，有沒有結果，要我們好好討論討論。
針對「四人幫」辯解在此之前“４月２７日會上講話過了頭”，是他們進行“突然襲擊、圍攻”等色厲內荏的謬論，鄧小平當場回擊道：
「我看連百分之四十也沒講到，有百分之二十也難講。說不上突然襲擊、過頭了！」
６月３日，中央政治局繼續上一次議題召開會議……
鄧小平主持召開兩次政治局會議，把批評「四人幫」作為中心議題，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當面質問和批評，這不僅是「四人幫」進入政治局以來沒有過的事情，也是「文革」９年來前所未有的事情。會議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健康力量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反擊。無疑，鄧小平擔任了反擊先鋒。
經過這次面對面針鋒相對的鬥爭，江青不得不妥協，並代表「四人幫」於６月２８日寫了一份檢討：
主席、在京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４月２７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經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志們的批評和幫助，思想觸動很大……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什麼主席從去年講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
獲悉政治局兩次會議情況，並聽說了江青的檢討後，毛澤東很高興：「好呀！這個會開得很好！就是要斗一斗她，她是從來不接受批評的！」
鄧小平在與「四人幫」作鬥爭的同時，還要致力於解救國家於危難的全面整頓。而就在鄧小平等人大刀闊斧、堅決推動全面整頓之時，「四人幫」加緊了利用毛澤東晚年的失察搶班奪權的步伐。他們收集材料，羅列罪名，打擊健康力量。
此時，病重的毛澤東，根本上是希望雙方能妥協，進行合作。很快，作為中央聯絡員的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加入了「四人幫」的行列。他稟承「四人幫」的意圖，向毛澤東彙報說，鄧小平將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和生產鬥爭“三項指示為綱”變成了一條，即“以生產鬥爭為綱”……
這些話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這位視「文化大革命」為傑作的偉人，感到選錯了「接班人」。在１９７６年清明節群眾自發地借懷念周總理、向「四人幫」宣戰的“四五”運動中，「四人幫」藉此誣陷鄧小平為翻案的“總後台”。而所謂的“鄧小平翻案”，使毛澤東大怒，從而造成了鄧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
意味深長的是，毛澤東雖然拿下了鄧小平，但仍保留了他的黨籍。而且，他並沒讓「四人幫」得勢。他在一個特定場合談起「接班人」問題時，對「四人幫」中的任何一個也未提起，同時對老同志也未納入考慮。最後，他選擇了平和、樸實和厚道的華國鋒……
鄧小平「靠邊站」了。儘管粉碎「四人幫」時他不在其位，儘管他身處逆境，但他信念堅定，為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而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未完待續）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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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東興與毛澤東（資料圖）
陳雲等老一輩領導人的見解推動「驚雷」
就在毛澤東去世不久，陳雲同鄧穎超一起來到西山。
陳雲拍著葉劍英的胳膊說：「你看這局勢怎麼辦啊？得趕緊想辦法才行！」
葉劍英很明確：「辦法得大家想，靠我怎麼成呢？他們把我常委會的資格都取消了！」
鄧穎超也說：「他們那幾個想怎麼胡來就怎麼胡來，再不對他們有所限制，我們這個國家被他們弄得越發不可收拾了！」
葉劍英、陳雲問鄧穎超，周總理生前對此有何意見？鄧穎超說：「他從來不給我講我不該知道的事。他知道黨內的矛盾和鬥爭，到時候黨是會一定採取措施的，他是從不過早表達自己的意見。」
當葉劍英再次問陳雲怎麼辦時，陳雲表了態：「這場鬥爭不可避免。」
除了黨內元老、幾位老帥這些「重量級」人物之外，還有一人可謂重要。此人便是“黨內秀才”胡喬木，而且胡喬木表達態度和拿出意見也較早。
唐山大地震發生不久，上海出版的《學習與批判》發了一篇署名《山崩地裂視若等閑》的文章，文中火藥味十足：「每當出現嚴重自然災害的時候，黨內機會路線頭子就是要跳出來造謠惑眾，散佈悲觀情緒，開歷史倒車，妄圖取消革命，復辟資本主義！」
胡喬木看後吃了一驚。他憑多年黨的理論宣傳工作經驗和鬥爭習慣，感到這篇文章大有來頭。
事關國事，他馬上找到汪東興。胡曾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同負責毛澤東警衛的汪東興有著十分深厚的友誼。他見了汪東興就將文章拿出一起分析，並明確指出：「這是上海發出的一個信號，他們想動手啦。應當先把張春橋搞起來！」
「搞他一個人不行吧？」汪東興同意他的分析，也在思索，“搞他一個人，還有別人呢？”
這次談話，對後來啟發汪東興思考解決「四人幫」問題影響很大……
在粉碎「四人幫」前夕，老一輩領導人紛紛向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和有關核心人員積極建議，通報情況的人員也很多。
老一輩革命家們主宰了歷史的潮流，堅定了華國鋒、葉劍英和李先念等人帶頭與「四人幫」鬥爭的信心，推動了中央採取堅定果斷的行動。
汪東興成為抓捕「四人幫」行動的關鍵
歷史把汪東興推到一個特殊的位置上……
汪東興是中辦主任，毛澤東在世時，已將他吸納到政治局。同時，他還負責毛澤東的警衛工作，所處的位置決定了他角色的關鍵性。
許多材料表明，汪東興與江青之間矛盾較深。毛澤東生前曾有話：汪東興能對付江青。
毛澤東去世後，汪東興便自然、本能地站在了華國鋒和老同志一邊。
最初，當王洪文在中南海架設電話，讓各省、市、自治區與他們那個所謂的「中央」彙報請示，華國鋒問起此事時，汪聞聽如響炸雷，但他聯繫一系列反常現象，馬上試探華國鋒：“我叫江青交出毛主席文件手稿，她不交。看來，她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裏……”
這句話激怒了華國鋒。他拍著茶几說：「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們怎麼連起碼的原則都不講了？何況葉帥也是副主席嘛！怎麼把他架空呢？你馬上以辦公廳名義通知全國，一切事情，都要請示我們！」
汪東興從中知道了華的態度，也知道華將他劃入了「我們」的範圍，同時知道了基本陣線。
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９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次會議，１５名政治局委員、４名候補委員到會。江青像潑婦一樣，與華國鋒、葉劍英等人大吵大鬧。最後，江青要趕走所有「無關人員」，而汪始終未走，他十分警覺，陪著華國鋒堅持到最後……
在這期間，汪東興始終密切關注著鬥爭的動向和進程。他先是向華國鋒彙報了胡喬木等人報告的緊急情況；同時，不斷反饋著他對「四人幫」的監視動態，基本上保持著與華國鋒的經常性聯絡和對「四人幫」的全程監控。
汪東興領命抓捕「四人幫」，是華國鋒同葉劍英兩次碰面之後作出的決定。在葉第二次到華家，與其確定對「四人幫」隔離審查時，葉慎重地向華建議：“你得再和汪東興同志談一下。”
這就是葉劍英的高明之處。他讓華站出來領頭，讓華用合法地位全面領導這項行動，而他則擔當起全過程的策劃和思考。
華國鋒慎重地向汪東興談了他同葉劍英的決策後問：「汪主任，你有把握嗎？」
「有把握！」汪東興一聽有葉劍英的參加，便說，“有軍隊的支持就有把握！”
汪東興表情嚴肅而激動，他斬釘截鐵地說：「只要中央下命令，我就干。現在只能考慮黨和國家的命運，個人命運就考慮不上了！」
「好！就這麼辦！」華國鋒眼裏閃著光輝，“我馬上告訴葉帥！”
葉劍英明白了汪東興的態度，連續兩次來到中南海。這兩次都是在汪東興家中，葉劍英同他個別交談，共同分析形勢，估計「四人幫」的力量，判斷他們的動向。
一次，汪東興建議迅速動手：「據我了解，張春橋最近兩次到江青家裏，每次都是幾十分鐘，情況非常緊迫。」他還向葉劍英報告了江青找人在釣魚台密謀、鼓動人寫“勸進信”和「四人幫」成員照標準像及揚言要準備慶祝“節日”的情況，建議早早決斷。
「不能等了！」葉劍英感慨地說，“再推遲，不是我們解決他們 ，而是他們解決我們了。要以快打慢！”
隨著葉劍英「以快打慢」的指示，汪東興開始著手三項工作：一是以什麼理由和形式抓捕；二是派哪些人負責抓捕和抓捕後放在何處；三是抓捕之後以什麼形式、方式昭告天下。
那一陣，汪東興心頭如負重荷。他很清楚，自己稍有不慎，黨的事業就會毀於一旦，歷史不知將倒退到什麼時候去……
幾經思考並徵求其他人的意見，汪東興終於找到一個合適的理由，利用「四人幫」要毛澤東五卷文稿要得急，建議中央以常委討論“毛選五卷”的名義引「四人幫」出來一網打盡，這一建議得到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的肯定；另外，他組織了一支中央信得過的抓捕隊伍，這支隊伍後來以漂亮的結局完成了任務；再則，他籌備了抓捕「四人幫」後召開的一個特殊的在京政治局會議，確定了黨的領導核心，並在穩定全國中作出了努力。
陳錫聯、吳德代表大多數政治局委員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初，臨近抓捕「四人幫」的日子。從表面看，主要是政治局主要領導在忙；實際上，在京的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已參與，都在忙碌。
吳德作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也加入了策劃之中。
吳德參與進來是在華、葉、李、汪幾個主要人物確定大方向之後，特別是華、葉決定採取行動之後。時間在９月底，吳德記得是２９日或３０日。
那天，華國鋒約李先念、吳德在國務院小禮堂看電影。接著，便在後面小會議室開始密談。華國鋒開始就給吳德交了底：「‘四人幫’的問題要解決，到解決的時候了。這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如果在我們手裏被他們篡黨奪權，我們就是黨和人民的罪人！」
吳德聽了，馬上表態：「‘四人幫’的問題是該解決了！」
但採用什麼辦法解決，吳德若有所思：「怎麼解決好呢？」
李先念事先參與了謀劃，已有些思想準備，他很傾向華、葉的預案：「一是抓；一是開會選黨的主席，看他們的態度，然後一個一個逐出中央。」
「開會我們是多數！」吳德很贊同第二方案。
「赫魯曉夫是怎麼上台的？」李先念問吳德。吳德比較清楚：赫魯曉夫當時在政治局是少數，他通過軍隊把中央委員找來，經過活動，中央委員擁護赫魯曉夫上台。所以，李先念又接著說：“我們中央委員中許多都是‘造反派’啊！”
華同李、吳一直談到凌晨５點，最後意見還是隔離審查好。
國慶節後，華國鋒找吳德更頻繁了，因為他們倆住得很近，只有２００米，同時華也知道必須依靠北京市才能萬無一失。
第一次，華找吳談，主要是談汪東興。將千斤重擔系汪東興一人，華國鋒必須把這個人看透。
「汪東興是反‘四人幫’的！」吳德把他所了解的情況向華作了介紹，進一步堅定了華依靠汪的決心。
接著，華又與吳談了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吳德對吳忠很了解，也堅定了華對吳忠的信任。
不久，華國鋒又讓吳德與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聯繫，將北京衛戍區交給北京市統一指揮。
接下來的日子，吳德便從北京市的穩定來思考一切，同時還作出了在抓捕「四人幫」之後，抓捕「四人幫」的幾個小卒遲群、謝靜宜等人的方案。
抓捕前夕，華國鋒還交給吳德一項特殊工作，就是陪同「四人幫」在北京市的活動。
吳德清楚華國鋒的安排，這時候的陪同，並不是一般陪同，他一方面要穩住陪同對象，一方面要觀察監視。每次回來，他都將情況報告給華國鋒。
話，告知其晚上行動。吳德坐陣指揮，迅速組織衛戍區將「四人幫」幹將遲群、謝靜宜和王洪文的秘書金祖敏抓獲。
在華國鋒一手抓北京市的同時，他還一手抓著軍隊，主要抓住時任政治局委員、主持軍隊工作的陳錫聯。
毛澤東去世後，作為軍隊工作的主持者，陳錫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部隊進入戰備狀態。同時，他遇到的第一個麻煩，則是毛遠新私自調瀋陽一個師向北京開進。他在獲悉情況後，馬上報告中央，並根據葉劍英的指示，預設部隊在山海關一線警戒，阻止了這個師向北京開進。
隨著情況的複雜變化，軍隊越來越處於風浪中心。而此時陳錫聯的態度，越來越關鍵。陳錫聯痛恨「四人幫」，他支持解決「四人幫」。
吳德生前回憶華國鋒給他講的一席話，很說明問題：「華要我找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聯繫，說陳錫聯是可靠的。陳錫聯將《光明日報》的‘按即定方針辦’文章給華看過，陳說這是一個信號。」因此，華信任陳錫聯，並依靠他在一線掌握軍隊。
華給吳講的只是一部分，葉劍英在同華商量時，也對華交了底，說陳可以信任。實際上，陳錫聯將報紙給華看，說明「這是一個信號」，也是給華國鋒一個信號，軍隊是支持他的。
隨著事態發展，陳錫聯根據葉劍英的指示，開始向部隊領導打招呼，不同程度地通報情況，指示各級領導掌握好部隊，聽從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的指揮。
１０月５日，華國鋒告訴陳錫聯將衛戍區交給北京市統一指揮。陳錫聯把吳忠召到家中，特事特辦，先交指揮權，再補手續，當面將衛戍區的調動權交給吳德。
不僅如此，在抓捕「四人幫」之後，陳又協助中央調動部隊對上海的“第二武裝”進行了威懾，保證了上海權力的和平交接。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四人幫」被粉碎前後，陳錫聯給予鄧小平特殊的關照，並將病中的鄧小平接到三○一醫院進行了必要的保護……
除在京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之外，其他在外的軍隊政治局委員也不同程度參與了這一行動。
許世友根本沒把「四人幫」放在眼裏。許世友與「四人幫」之間，用他的話講，叫“不是一條道上跑的車”。
李德生是上一屆中央副主席，他雖然被江青一夥擠出北京，但卻早已從葉劍英和其他軍隊領導處獲得解決「四人幫」的信息，特別是葉劍英曾同他談話，他一直牢記在心。
那是他向葉劍英彙報工作並受葉委託去看望鄧小平之後，葉劍英問他：「當前全國形勢嚴峻，你看到底是抓組織重要，還是抓生產重要？」不等李德生回答，葉劍英自問自答道：“依我看，還是抓組織重要！”
李德生明白葉劍英說的「組織」不是一般的組織，而是指中央。他馬上表態：“這是根本，我一定照辦！”
回到東北，他坐陣毛遠新發跡之地瀋陽，密切關注著黑土地上的動向。毛遠新私調部隊進京之時，他馬上將情況報告給中央軍委和老帥。同時，根據老帥指示，讓這支部隊原地待令。之後，他又及時掌握毛遠新一夥在東北的行動，及時將地方情況報告給中央……
韋國清是鄧小平的老部下，一直對「四人幫」保持著警惕；政治局候補委員蘇振華一直同葉劍英保持著密切聯繫；政治局候補委員倪志福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對毛澤東、周恩來充滿感情，在會議上多次與「四人幫」展開鬥爭；陳永貴一向聽毛澤東的指示，擁護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還有紀登奎和政治局候補委員賽福鼎也受「四人幫」的打擊，對中央主要領導與「四人幫」作鬥爭從內心擁護。
葉劍英在第一次與李先念商量解決辦法時，認為開會時「四人幫」的勢力只是少數。他搬著指頭一個一個地數，反對「四人幫」的是絕大多數，而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加上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這半個，只有四票半。可以說，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的態度，決定了此次行動向著勝利發展！
中辦「三雄」擔起千鈞重擔
汪東興事後回憶：在具體組織行動時，我們靠的是張耀祠、李鑫、武建華三位同志。
張耀祠、武建華和李鑫是汪東興長期的助手，張、李是中辦副主任，武是警衛局副局長，都是汪東興信得過的人。
話：「東興同志請你馬上過來一下，他現在就站在電話旁邊。」
李鑫知道汪東興找他的目的。在此之前，他向汪東興彙報了「四人幫」找他索要毛澤東五卷文稿的事情，並建議對「四人幫」採取措施。此時，汪東興一找他，他心裏便明白了八九分，馬上與妻子告別：“我走了，我這是做殺頭的事情！”
他乘上接他的汽車，來到中南海汪東興的家。一進門，汪就對他說：「黨中央決定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要我們儘快做好準備工作，你能不能參加一些工作？」
「我聽從中央的安排！」李鑫高興地回答。
汪把李引到家裏一間小屋，向他交待任務：「你就住在這裏，幫助中央起草文件。我派人給你送水送飯。門，我從外面反鎖起來……」
李鑫明白此事關係大局，必須特別機密，這也是必要的，所以他欣然同意，並建議中央要起草三個文件：
一、隔離審查「四人幫」的決定；
二、關於出版毛澤東選集五卷的決定；
三、關於建立毛主席紀念堂的決定。
這個建議，由汪東興報告華國鋒，華國鋒認為很好，我們就是要高舉毛主席旗幟，這樣有利穩定形勢，馬上表示同意，擬將起草意見在抓捕「四人幫」之後由政治局公佈。
從１０月３日到６日，李鑫就在汪家「關」了三天三夜，趕著起草文件，參與商議行動方案的細節。
越是臨近行動的日子，工作也就顯得越來越細。特別是誘捕的理由很關鍵，李鑫在這一點所出的主意特別重要：「現在張春橋、姚文元抓毛選，要毛選五卷的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討論毛選五卷名義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議，調他們來開會，他們一定會來。過去中央討論毛選，都是在中南海懷仁堂開的，他們肯定不會懷疑，一定會上鉤的！」
汪東興、李鑫和武建華抓住這個環節進行了思考和推敲，在反覆比較中，均認為這個方案可信、合乎邏輯、符合預定的方向，便由汪東興報告給華國鋒和葉劍英，最後獲得批准。
汪東興的另兩位助手，張耀祠和武建華進入行動崗位要比李鑫早一天。
所謂早一天，只是在進行具體操作上早一天。在此之前，他們兩人都同李鑫一樣，多次向汪表明態度、反映情況和交換意見，在思想上為解決「四人幫」問題做了充分準備。
１０月２日深夜，汪東興讓值班秘書高成堂叫起張耀祠、武建華，當即命令：「要動手！你們先琢磨一個行動方案！」
說完，他特彆強調一句：「要嚴守機密，不能有絲毫疏忽！」
在汪家，張耀祠和武建華原地思考方案，就方案中涉及到的地點、形式、人員進行了討論。
首先是地點。選在懷仁堂，也就是中南海內部。因為王、張、江、姚都住在外面，誘進中南海好控制，影響範圍小。
其二是形式。形式用開會的形式，發會議通知。用吸引「四人幫」的會議議題將他們引入中南海。
其三是到場人員。華、葉到場，他們分別是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代表中央宣佈決定符合程序。王洪文是副主席，張春橋是常委，發常委會的通知即可在場。姚文元雖不是常委，但可以讓他列席。江青在家中解決，因為她身邊工作人員幾乎不聽她的話。另外，毛遠新同「四人幫」一併解決。但毛遠新有武器，可不到場，就在家中解決。
圍繞這麼幾個原則，最後確定了在中南海懷仁堂正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內容：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問題；二、建造毛主席紀念堂選址問題。
最後，涉及中南海內部解決與外部協調問題議論的時間較長：
一是首都的安全，由北京衛戍區負責，八三四一部隊仍負責原來任務；二是姚文元可能不參加會議，也可以由衛戍區配合到其住處解決；三是警衛局只負責解決「四人幫」和毛遠新，其他人由北京市負責。
他們還議論了北京以外的情況，建議中央掌握好軍隊……
一夜未眠，這個頗費腦筋的方案一直從前一天晚上研究到第二天凌晨４點多。當東方露出魚肚白時，方案出來了，報華國鋒和葉劍英，得到了認可。
１０月３日至６日，中間僅有３天時間，張耀祠和武建華進行了緊急準備。
１０月４日，武建華隨汪東興及其他四人以檢查一線戰備的名義，檢查了設在地下工程的隔離點。同時，準備了一個行動人員方案。
１０月６日下午３點，汪東興向兩位助手發出命令：照計劃當晚行動。
很快，張耀祠和武建華來到汪東興在中南海的辦公室。他們分別領命，張耀祠帶一個行動組先解決毛遠新，武建華準備三個組配合汪東興解決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然後，張、武一同解決江青。
一切都在計劃之中。中辦「三雄」肩負了中央交給的千鈞重擔！
一支忠誠的戰略預備隊做後盾
王震是粉碎「四人幫」的擁護者，或者叫“串聯人”。
最初，他在「文革」中受到毛澤東保護，是個自由人。後來，他下放到江西。林彪事件之後，他回到三○一醫院住院。王震從許多跡象發現「四人幫」忙於奪權的情況後，先找到葉劍英建議採取行動，並根據葉劍英的指示，採取了一系列的聯絡工作。
首先，他跑到被軟禁的鄧小平處，將他所知道的「外面」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彙報，並促成鄧小平與葉劍英進行一次會面。
王震的另一位「串聯」對象是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陳雲，促使陳雲和鄧穎超一起與葉劍英見面共商大計。
王震還「串聯」了不少老同志，為粉碎「四人幫」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葉劍英住在西山，他過去在軍事科學院工作時的兩位助手粟裕和宋時輪經常上門。有一天，葉劍英問他們：「你們在首都附近還有什麼老部下？」
兩位將軍如數家珍一一報來後，葉劍英指示：「那好！要個別打招呼，提高戰備觀念，隨時準備應付複雜情況！」
兩位老將軍知道葉劍英所指的「複雜情況」，表示：“一定照辦！”
「文革」中早早被打倒、剛出來不久的原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多次去見葉劍英，建議“先下手為強”。
總政副主任梁必業也是建議黨中央採取「緊急情況」的支持者。由於張春橋兼任總政治部主任，為防患於未然，梁必業堅持在第一線，防止了張春橋對軍隊的插手……
據葉劍英傳記人員統計，那一陣，西山葉家成為剷除「四人幫」的聯絡點和指揮部。先後有一大批中央部門的負責人和軍隊老同志上門反映情況，建議行動。
海軍司令員肖勁光給葉劍英辦公室打電話，只有一個要求：速見葉帥！
葉劍英稱肖勁光為「急先鋒」，在小翔鳳駐地與他見面。肖一進門便說：“葉副主席，事不宜遲，再不動手，他們就要動手了！”
海軍如此，空軍同樣如此。當筆者向時任空軍司令員的張廷發核實此事時，張廷發將軍記憶猶新：「當時，葉劍英同志就是要我們牢牢掌握部隊，防止野心家在軍隊插手！」
據統計，先後在西山和小翔鳳葉劍英住處面見和通過其他方式聯繫葉劍英、參與此事的還有：譚震林、耿飈、李強、羅青長、熊向暉、王諍等老同志；三總部負責人還有華楠、史進前等人；空軍、海軍和其他軍兵種還有吳富善、向守志、呂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吳烈等人；各大軍區和外地的則有吳克華、 烏蘭夫、韓先楚、陳丕顯、楊得志、李堅真等人……
這裏還要特別提到一個人，那就是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
吳忠在１９７５年末就得到鄧小平的指示。鄧指示陳錫聯給吳打電話：「現在中央鬥爭激烈，有個‘上海幫’的問題，這你是知道的，要有個準備，要特別加強安全警衛工作！」
吳忠心領神會，一直在精心準備。
當華國鋒、葉劍英和李先念決定解決「四人幫」時，馬上想到吳忠。但華是到中央後才認識吳的，他不是很有底，決定親自找吳談一談。
華國鋒秘密召見了吳忠，吳回答得很乾脆：“請中央放心，衛戍區絕對可靠，絕對聽從黨中央、華總理指揮。至於我個人，我盼望這一天已經盼了幾年了，早該把這幾塊臭狗屎從中央扔出去。
除了華找吳談，葉劍英也指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蘇振華找吳忠到「密雲水庫玩」。在靜悄之處，蘇向吳提了三個問題：“你對‘四人幫’怎麼看？如果中央解決‘四人幫’問題，你持什麼態度？如果要動用衛戍區部隊，你能不能保證部隊絕對服從華總理和葉帥指揮？”
吳忠在戰爭年代是蘇振華的下級，老首長話很明白，他的態度更乾脆。
一切按照安排，陳錫聯將吳忠叫到家中，讓他將北京衛戍區的指揮權交給吳德統一指揮。從那時起，吳德就每天晚上到吳忠家，兩人一同制定方案……
１０月６日，吳德到吳忠家下達中央決定採取措施的指示。接著，又到汪東興辦公室聽取了實施方案，晚上８時，吳忠進入指揮位置。
就在汪東興等人逮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和毛遠新的同時，北京衛戍區的行動小組也閃電般地開始了行動。整個過程不到１小時，衛戍區先後在市委大樓逮捕了遲群、謝靜宜；在全國總工會大樓招待所逮捕了金祖敏。
６７名衛士現場實現民族意志
近年來，關於粉碎「四人幫」的策劃內幕反映較多，而具體在現場實施這一方案的中央幹部和中央警衛局官兵，則一直是無名英雄。最近，通過中央警衛局的幾位老領導的回憶，筆者基本上理出了各行動小組人員的頭緒。
負責抓捕現場外圍警備的除了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外，還有處長孫鳳山、副大隊長畢方治等。
現場抓捕人員是汪東興、張耀祠、武建華從中央警衛局機關和警衛團部隊中精心挑選的得力官兵。
第一組，負責解決王洪文。組長李廣銀，隊員吳興祿、霍際龍、王志民；
第二組，負責解決張春橋。組長紀和富，隊員蔣廷貴、徐金升、任子超；
第三組，負責解決江青。組長高雲江，隊員黃介元、馬盼秋、馬曉先（女）；
第四組，負責解決姚文元。組長滕和松，隊員康海群、張雲生、高鳳利；
現場擔任警戒的有：丁志友、東方、葉桂新、趙汝信。
據武建華回憶，他於１０月６日１５時通知４個行動小組和有關人員，集中在汪東興辦公室外面的幾間屋子裡，等待接受任務。
１５時３０分，汪東興準時出現在行動人員中間，開始戰鬥動員：「黨中央已經作出決定，對‘四人幫’今晚要採取緊急措施，進行隔離審查。‘四人幫’結幫拉派，陰謀篡黨奪權，對這一點，同志們都有所聞，比較清楚，現在情況發展到了我們非動手不可的時候了！」
「這是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你死我活的鬥爭！」他提高嗓門說，“要求你們必須果斷、堅決地去完成這項政治任務，決不辜負黨和人民對我們的重託！同志們有信心沒有？”
「有！」大夥發出深沉而又洪亮的聲音。
「宣佈兩條紀律，」汪東興又接著講道，“一、要絕對保守秘密。萬一失密，敗壞了黨的大業，那就非同小可，要給予最最嚴厲的制裁。從現在起，以行動小組為單位活動，組長負責，隨時做好戰鬥準備。二、要堅決服從命令，聽從指揮。任何人不得擅自開槍！我們要爭取不響槍、不流血地解決問題。這是上策！”
「大家明白沒有？」汪東興再問。
「明白了！」
「好！」汪東興很滿意，“今晚具體集結時間、集結地點、車輛配備，以及互相協同的問題，由武建華同志分別向你們佈置交待。”
「解散！」這是汪東興向隊員們發出的最後一道命令。但這道命令似乎有點多餘，會議雖散了，但人並未解散。事情已到這種地步，保密需慎之又慎，各行動組統一集中，誰也再沒離開。武建華一個組一個組將具體事宜交待清楚後，各組就進入了戰前的等待之中……
北京的１０月，已進入日短夜長的時令。１８時，暮色已徐徐降臨，行動隊員們集中用餐後，於１８時３０分進入了崗位。
１８時剛過，汪東興先來到懷仁堂，在進行最後一輪檢查後，便迎接葉劍英和華國鋒的到來。在行動的現場，他們三人第一次面對面聚在一起。正廳只有兩張沙發，葉劍英叫汪東興坐下。汪指了指屏風後他的崗位，拿出了手槍———他是今天的指揮員，也是戰鬥員。
１９時５５分，王洪文步入懷仁堂。行動人員像餓虎撲食一般衝過去，將王洪文押到華、葉面前。華隨即向其宣佈中央決定至結束，前後只用３分鐘。
１９時５８分，張春橋到達。又是一組隊員迅速快捷地將其抓捕，包括華國鋒宣佈決定，只用兩分鐘。
解決姚文元也是如此，只是沒讓華國鋒宣佈決定而已……
以上三人被相繼「解決」後，張耀祠和武建華又馬上帶一中隊指導員李連慶等１０多名幹部，按預案「解決」了毛遠新。
大約２０時３０分，張耀祠和武建華帶領第三組人員直奔江青住處。
在春藕齋正廳，張耀祠宣讀了華國鋒、葉劍英命令對其隔離審查的決定，沒收了保險柜鑰匙，然後將江青押走。整個過程，也只有幾分鐘……
一切完畢後，張耀祠、武建華等人到懷仁堂會合，整個活動只用了３５分鐘。
在這次行動中，還有幾個未列入行動人員名單的人也在現場，他們是華國鋒的秘書曹萬貴、葉劍英的警衛參謀馬錫金和汪東興的秘書孫守明等人。
據筆者了解，除了懷仁堂現場的一班人馬外，還有一支隊伍。這支隊伍就是為關押「四人幫」做準備、警衛和服務人員。
據武建華回憶：這項工作在此之前由汪東興同我及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毛維忠、人民大會堂管理局長劉劍一行四人檢查確定地點。
據筆者見到的中央領導人接見八三四一部隊參加粉碎「四人幫」的照片上，除領導同志外，大約是６７人左右。
另外，筆者感到還有一個人應當記上一筆，此人就是受汪東興管轄，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機要秘書張玉鳳。
在粉碎「四人幫」的整個過程中，張玉鳳參與了保護毛澤東的文件、及時反映「四人幫」的動向、並為中央領導人提供了毛澤東對處理「四人幫」和對重用華國鋒及其他老同志的指示，這為粉碎「四人幫」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耿飈、遲浩田和劉西堯領命接管輿論
隨著抓捕「四人幫」的成功，一切似乎已經平息，但也不能忽視一段必須記載的插曲和幾個相關人物。
眾所周知，「四人幫」靠“造反”和筆杆子起家，控制著黨的輿論工具，輿論一旦出現問題，則難以出現圓滿結局。於是，經葉劍英、李先念推薦，華國鋒緊急召見了時任中聯部部長的耿飈。
１０月５日下午兩點多，華國鋒突然召見耿飈，要他到家裏見面。在華國鋒的家中，華向他說起「四人幫」的問題，話說一半，耿飈就講：“你分配什麼任務我都干！”
華國鋒笑了：「還沒研究呢，你怎麼知道要給你任務？」
耿飈憑著軍人的敏感，說道：「我已經有所覺察了！」
「那好吧！」華國鋒開門見山，“你這幾天呆在家裏，不要離開，和我保持電話聯繫！”他具體地說，“我的秘書和別人給你打電話你都不要相信，聽出我的聲音，你才講話，明白嗎？”
話來了，讓他速到懷仁堂。見面後，華、葉很是興奮地對他講：「我們已經採取行動，並取得了勝利。現在派你到中央廣播電台去，控制廣播電台。還有衛戍區邱巍嵩副司令員跟你一起去！」
接著，葉劍英又向他交待了「防止內部混亂，防止向外泄密」的要求，讓他參照林彪事件後的處置辦法行事。最後，他問耿有什麼要求。
「只有一個要求，請華總理寫個手令。」華國鋒欣然允諾，給中央廣播事業局鄧崗寫了一封信。
是夜，耿飈、邱巍嵩和警備師副師長王甫帶人接管了中央電台，並組織電台領導成員十天十夜集體辦公，保證了對中央重要媒體的控制……
話，讓他連夜趕回北京到中南海西樓報到。
「一進門，我就見耿飈……他一把拉緊了我的手，大聲地說，你來了，我真高興啊！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四人幫’被我們抓起來了！接著就張開雙臂擁抱我。我對這位長期從事外事工作的大使的禮雖不習慣，但毫不遲疑也張臂迎了上去！」
正說著，紀登奎走了進來，熱情地說：「上次你在軍報，落了個‘復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這次讓你到人民日報社去，再搞一次‘復辟’，把權奪回來！」
紀向他交待了任務，並告知他：中央決定由耿飈負責宣傳口，讓他與耿研究。
耿飈向他宣佈進駐黨報的安排：要他與另一位同志孫軼青進駐人民日報社。
與此同時，很早參加革命、並長期受「四人幫」迫害的劉西堯也接到通知。劉西堯被派到光明日報社。
耿飈宣佈完方案，便問遲浩田有什麼要求，遲也要一封介紹信。劉西堯也如此。很快，介紹信辦好，落款是華國鋒。
１０月１０日，《人民日報》借中央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和建立毛澤東紀念堂的決定，登出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
社論一出，人心大振。耿飈帶領的得力幹部完成了中央對輿論戰線的和平接管。
蘇振華、倪志福和彭衝上海劃句號
「四人幫」雖然解決了，但其根據地尚未動搖。不然，「四人幫」為什麼叫“上海幫”呢？
針對上海的問題，中央在封鎖其消息的同時，調上海領導到京做工作。不料，上海的「四人幫」死黨在獲悉「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後，馬上組織武裝，發放武器，打出反革命口號，準備與中央對抗，情況緊急。
為此，中央決定由政治局候補委員蘇振華、倪志福和江蘇省委書記彭沖赴上海。
１９７６年，蘇振華向在西山「養病」的葉劍英吐露心跡。
一天傍晚，蘇振華來到葉劍英駐地，他用一張便箋給葉劍英寫了四條：
一要抓軍隊，軍隊不能讓「四人幫」插手，把部隊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裏；
二要抓輿論，設法把「四人幫」控制的報刊、電台抓過來；
三是中央領導人的安全要注意，不要老住一個地方，要變動；
四要趕快下手，夜長夢多……
葉劍英胸有成竹地頻頻點頭，對蘇振華說：適當時候，你當面與華國鋒談談。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蘇振華在緊張地戰鬥著。事後，蘇振華的秘書何慶舟出示了蘇振華在１９７６年的工作日誌：
１０月２日，看望華國鋒。又找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談話；
１０月３日，去葉帥處彙報和接受指示。當天與陳錫聯商量，分頭找有關單位負責人談話；
１０月５日，同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談話……
１０月６日晚，蘇振華在家等候，半夜被通知到玉泉山開會。一進會議室，他發現沒有「四人幫」在場，就明白勝利了！他激動地流出了熱淚。當場表態擁護中央的正確決定，擁護華國鋒擔任中央主席和擁護高舉毛主席偉大旗幟。
１０月１３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派人處理上海問題。
葉劍英說：上海是「四人幫」發家之地，他們多年經營，勢力盤根錯節，情況複雜。派人進駐上海，要穩定局勢、穩定人心、恢復生產，要抓住揭批，取而代之。
接著，他又說：要派一個有經驗，又有地方經驗，壓得住台的「老傢伙」去。
「我建議蘇振華去牽頭；再把‘四人幫’的老對頭、江蘇的彭沖也派去。‘四人幫’不是說王洪文是工人領袖嗎？我們派一個真正的工人領袖去，派倪志福去！」
李先念等人支持，華國鋒批准。
當時，倪志福生病沒痊癒，抓捕「四人幫」之前，他根據華國鋒指示，帶病監視江青在京郊的活動。「四人幫」被打倒後，他也緊張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葉劍英態度很明確：“你不要多干，只要你進到上海，哪怕躺在那裏。對‘四人幫’幫派勢力就是打擊！”
而彭沖剛同中央接上海的「一把手」馬天水、南京軍區司令員廖漢生、武漢軍區政委楊得志、山東省委書記白如冰等人的專機一同到京。在飛機上，他見馬天水後面跟著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便已明白了幾分。到北京聽說粉碎「四人幫」，他更是歡欣鼓舞。現在聽說派他去上海，他也投入緊張的準備。
蘇振華、倪志福和彭沖隨之緊張地挑選中央工作組人員，研究進入上海後的工作，先後從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和軍隊審慎選調了１８７人。
中央解決上海問題已是粉粹「四人幫」的尾聲。一方面，中央派陳錫聯與馬天水談話，爭取他覺醒；另一方面，中央工作組悄悄進入了上海。
１０月１８日，蘇振華、倪志福和彭沖先行趕赴上海。一到上海，就坐陣上海的海軍基地，緊緊依靠原中共華東局的王一平、韓哲一等老同志開展工作，很快弄清了上海「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和殘渣。
但是，蘇、倪、彭沒有輕易行動，包括「四人幫」爪牙朱永嘉到日本出席會議也未阻攔。
蘇振華善用兵，他報請中央讓海軍在海上組成一道攔截防線，請南京軍區司令員廖漢生帶一個軍靠近上海附近「拉練」，形成威懾。
倪志福是工人階級出身，他一到上海就團結真正的工人階級，揭露「四人幫」的陰謀，組織大家恢復生產秩序。
彭沖地方經驗豐富，他領導中央工作組組織上海人民發展經濟，安定人心……
「上海市是一千萬人民的上海市！」中央工作組一句口號說出了上海人民的心聲。
１１月１日，上海人民廣場，１０萬上海民兵集會，蘇振華、倪志福、彭衝出席大會。擁護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保衛人民上海。
沒費一槍一彈，馬上把上海市人民引入了揭、批、查的鬥爭中。中央工作組隔離３６人，拘留、逮捕２７人，很快瓦解了「四人幫」在上海的代理人物和“第二武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