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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河南大饑荒:吃死屍殺食活人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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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河南大饑荒:吃死屍殺食活人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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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河南大饑荒:吃死屍殺食活人屢見不鮮

2019年06月03日 17:29

河南大饑荒期間,大批災民乘火車逃荒(資料圖)

1942年的河南正在飢餓中煎熬。據當時的國民政府統計,1942年,河南大饑荒造成300萬老百姓餓死。這個數字相當於中國軍隊在抗戰中死傷人數的總和。如此大的民族災難當時卻在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下湮沒在歷史深處。

即將上映的馮小剛電影《一九四二》講的正是這段時期發生的故事。河南歷史上乾旱的記載並不少,但餓死三百萬人的慘劇卻罕見。今天,越來越多的史料證明,人禍是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主因。

「人相食」的河南饑荒

從1941年的夏秋兩季開始,河南本該是雨水充沛的季節,卻連一滴雨都沒有下,反而驕陽似火。在旱魃的狂舞中,昔日肥沃的土地已經龜裂成塊,最後變成沙化的土地,完全不適合耕種。原本有河南糧倉之稱的滑縣,連續三季顆粒無收。

說:「餓瘋了的農民為尋找食物而武裝攔路搶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長。」

戰爭蹂躪民生

八年抗戰,河南是中日對決的主戰場,遭到戰爭的反覆蹂躪。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是屏障川陝大後方的最後一道防線。「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日軍加緊了對河南的佔領。戰爭中,炮火灼燒、軍隊踐踏往往會毀掉成片的莊稼,而且日本軍隊每到一地總是會在撤退前有意識地破壞莊稼。河南在中日軍隊的反覆爭奪中,農業受損嚴重。

1937年,國軍在日軍的凌厲攻勢下,節節後退,直到依託黃河天險才略有喘息,豫北全境淪陷。為了阻緩日軍的瘋狂進攻,蔣介石密令炸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任由洶湧的黃河水向東南奔騰而下,奪淮入海。黃河決堤泛濫後,淹沒了河南、安徽、江蘇三省所屬 44縣5.4萬平方公里土地,89萬百姓在水中喪生。國軍「以水代兵」只能暫時阻擋住日軍進攻的步伐,卻給下游百姓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損害。黃河水退後,形成了一片長達400多公里的黃泛區,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沃土變成了沙灘河汊,無法耕種。此後黃河水連年泛濫,頻繁決口。黃泛區土地經過大旱炙曬後,撂荒的土地又成為蝗蟲迅速滋生的溫床。

影《一九四二》中由於饑荒年太多,「姥娘」記不起1942大饑荒是哪一年,但一提起“飛蝗”那一年就立刻想了起來,可見蝗災的嚴重。新片《一九四二》發佈的一款海報即以螞蚱為主題。

災情惡化後,各地受災百姓與戰爭難民一起大批匯入國統區,加快了國統區社會生態的失調,國統區百姓的糧食負擔進一步加重。

參戰部隊本身也消耗了大批糧食。民國時期,中國還沒有能力構築機動化的軍事後勤體系。軍隊沿用的是幾千年來中國軍事後勤的古老方式,即包括軍糧、馬草甚至是兵源補充在內的軍事後勤,大部分由軍隊駐紮省份供給,即所謂的「就地取材」,以節約運輸損耗。河南境內在抗戰時期,長年有數十萬國軍部隊駐防,這構成了壓在河南人民身上的沉重負擔。

從1937年抗戰爆發到1942年河南遭災,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河南出兵出糧的數量都位列全國第一。這樣的沉重負擔,即使是風調雨順,河南農民在交糧納賦之後,也只能靠野菜雜糧勉強度日。

軍隊向民間的過度索取,使民間的抗災能力已經接近於零,許多農民早已陷入破產的邊緣。一旦天災來臨,饑荒的爆發也就在所難免了。

給輿論一個交代

1942年10月,臨近冬季,災民死亡率急遽上升,河南省賑濟會推選楊一峰等代表赴重慶,籲請國民黨中央免除災區徵實配額,蔣介石拒不接見。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痛哭著陳述河南災情,仍然得不到積極回應。

事實上,不是蔣介石對災情裝聾作啞,而是他對河南戰爭形勢太過於悲觀。蔣介石基本上把河南當成一塊隨時需要放棄的領土。因此,「不讓糧食資敵」的心理,使蔣介石一方面盡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在最後時刻來臨時甩手把千瘡百孔的河南當成燙手的山芋拋給日本人。

後,立刻遭到了國民政府停刊三天的嚴厲處罰,同時對災情相關的信息嚴密封鎖,加大新聞審查力度。新聞管制引起駐重慶的外國記者一片嘩然,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決定親赴災區採訪真相,他在河南災區深受震動,大街上、田野中倒斃者隨處可見,無主的野狗肆意地啃咬死屍。在當地傳教士的陪同下,白修德從災民的口中,聽到了人吃人的恐怖故事,對當地災民來說,人吃人已不鮮見,問題只在於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

首先在《時代》雜誌上刊出,此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正在訪問美國,而且在美國國會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表達對印度饑荒的同情,更諷刺的是宋美齡當時的身份是印度災荒救災委員會主任。

1943年3月底,一心希望面陳災情的白修德輾轉找到宋慶齡,在她的幫助下,才終於見到了蔣介石。蔣介石完全否認了白修德所說的關於災區的一切,當白修德向他展示野狗刨咬死屍的照片時,蔣介石才不得不尷尬地承認災情確已嚴重。

引起了美國人的強烈關注。為了向美國展示其開明的形象,也為了給國內輿論一個交代,蔣介石順勢給自己找了台階下,一面誇獎白修德比他的任何一個調查員都稱職,一面開始高調救災。

事實說明,一旦政府有所行動,災民的死亡便會迅速減少。幾個月後,白修德收到了那位災區傳教士的來信,信中感激地寫道:「自你回去以後,突然從陝西運來了幾列車糧食。在洛陽,他們簡直來不及很快地把糧食卸下來。這是頭等的成績……」省政府忙了起來,在鄉間各處設立了粥站。軍隊也拿出一部分餘糧,全國忙著為災民募捐,現款源源不斷地送往河南。 

一邊救災,一邊征糧

其實在1942年年底,國民政府已經同意撥給河南2億元賑災(其中1億元為賑款,1億為貸款),但又同時強調軍糧徵收不能減免。這顯然是一個社會管理與軍事訴求相衝突的政策。中國自古代起,就強調先免後賑的救災順序,蠲免賦稅應是政府的首要反應措施,賑濟的同時不免賦稅無疑於折騰災民。2億元的數字聽起來很大,但是當時災區的糧價飛漲,2億元即使全買成糧食,只能購得2000萬斤,300萬災民每人只能分6斤多。國民政府的銀行系統在此期間還曝出數起特大發國難財的貪污案,2億又被各級貪污官員颳走了一層。2億元賑災款變成糧食,再運送配給,也需要一段時間。可是對災民來說,時間就是生命。

在征糧方面,國民政府卻沿用了之前的剛性徵收措施。由於當時河南的交通運輸極為困難,從外省調運的糧草至少也得好幾個月。在軍民交困的情況下,為了保證軍人口糧,蔣介石採取了舍民保軍的殘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國民政府從河南共徵收170萬大包小麥,每大包合200斤,共計3.4億斤,300萬災民人均被搶走了110多斤小麥。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員到各縣去,一面視察災情,一面督促征糧。政府派人到鄉間逼糧,農民交不出糧食,地方的保丁便到農民家「坐催」,住農民的,吃農民的,逼著農民賣掉所有能賣的東西去納糧,甚至出現過百姓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服毒自殺的慘劇。國民政府官辦通訊社中央社的消息也說“河南人民深明大義,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從側面證實了河南饑荒的真相。

蔣介石在河南大災中棄民保軍、假救災真奪糧的做法,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此時,中國共產黨的陝甘寧根據地接收了不少河南災民,為他們贏得了很多的政治資本。

河南百姓蜂起截殺國軍

蔣介石的愛將、31集團軍軍長、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兼任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邊區黨政軍分會主任等職,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在抗戰抗災的緊急機制下,湯恩伯在重災區拉夫抓丁,不但大建官署,還驅使大批災民修築黃河新堤,累死餓死的民工不計其數。湯恩伯還利用權力囤積走私,大發國難財。河南百姓甚至將他列為造成河南大災的「四害」之一。各縣縣長及公務人員在大災面前也毫無擔當精神。1943年春季小麥長勢很好,災民只要能堅持到麥收,就能吃到新糧活下來。但是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災的緊要關頭,各縣縣長卻怕冒風險,緊捂公倉,不放一粒餘糧給災民,看著災民餓死。

河南大饑荒,蔣介石對國民的不負責任,使國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盡失民心,不少河南百姓視國軍為比日寇還要邪惡的敵人。1942年之後的兩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受到重創之後,孤注一擲,發動了意欲打通平漢線的「一號作戰」,建成連接中國南北的陸地大走廊。歷時38天的戰鬥中,5萬日軍擊垮了擁有40萬兵力的國民黨軍隊,佔領了豫中 30多個縣城。儘管中國軍隊中有不少愛國官兵浴血奮戰,洛陽保衛戰等戰役也打得異常頑強,但由於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國民黨軍隊迅速潰敗。

當國軍部隊向豫西撤退時,豫西山地的農民舉著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這些散兵游勇,後來整連整連地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台,甚至槍殺、活埋部隊官兵。參加中原會戰的幾支主要部隊在戰後總結中都提出了這個問題。

湯恩伯順勢將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歸於河南老百姓,誣衊河南民眾都是漢奸,貼出標語,準備實行屠殺。1944年9月,親眼目睹了湯恩伯部隊臨陣逃跑、利用軍權走私、侵民擾民行為的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以鐵的事實揭露了湯恩伯的罪行。更令人悲憤的是,湯恩伯兵敗時,倉庫存有的100 萬袋麵粉尚夠 20萬軍隊一年之用,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1942年,河南大饑荒,事實上是蔣介石在政治上的一場大失敗。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原題: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張春橋在江青1963年來上海建立「基地」時,通過柯慶施與江青搭上了關係,成為後來毛主席所說的「四人幫」,亦即「上海幫」的主要成員。

張春橋的發跡,靠的是他那套察顏觀色、溜須拍馬的本領。我和張春橋相識於解放初期。解放初,張春橋調到上海《解放日報》工作時,因為向黨伸手,要當市委宣傳部新聞處長而受到批評。他感到不得志,鬧了很久的情緒。儘管黨組織一再教育幫助他,但他總是格格不入,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來。

1953年張春橋任《解放日報》總編輯時,他未經請示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在報上擅自點名批判華東軍政委員會民政部領導陳時夫同志,還點名批判華東局工業部的領導甚至還準備點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同志。此事被陳毅、譚震林和我及時發現並制止,才未造成進一步後果。

為此陳毅、譚震林和華東局宣傳部長舒同同志於當年3月5日召集《解放日報》正副總編和全體編委到華東局開會,陳毅、譚震林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嚴肅批評。陳老總有句話意味深長:「要對搞亂我們陣線的人有所警惕」。陳老總的話就是針對張春橋的。

此後不久經華東局批准,上海市委免去了張春橋在《解放日報》的所有職務,並報中央組織部同意,擬將張春橋調離上海。1954年,柯慶施來到上海,推翻了經陳毅、譚震林同志批準將張春橋調離上海的決定。就這樣張春橋繼石家莊之後又和柯慶施在「一起」了。

張春橋被柯慶施重用之後,精神才抖擻起來。柯慶施在石家莊當市長時,張在晉察冀日報社工作,那時,張春橋就竭力巴結討好柯。柯慶施到上海之後對張春橋極為器重,張的老婆李文靜抗日戰爭時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為日寇做宣傳工作,是個貨真價實的變節分子。柯卻違反組織原則把她調到市委要害部門工作。

我長期負責上海市委幹部組織工作,還兼管過審干領導小組組長,非常熟悉李文靜歷史問題,多次提醒柯慶施,但柯慶施就是不聽。張春橋從柯慶施的升遷中揣摩出一條道道,那就是誰的根子硬、權力大,就跟誰。

所以他總是千方百計地討好、迎合柯慶施。1958年,他根據從已升任政治局委員的柯慶施那裏透露出的毛主席的思想動向,寫出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這篇「成名作」集中體現了張春橋的極「左」思想,助長了當時的「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由於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並在後來鄭州會議上把他和陳伯達並提,張春橋聲名鵲起,由此而晉陞為上海市委常委。1963年3月,他在柯慶施支持下,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控制了文藝宣傳大權。江青來上海建立「基地」搞革命現代戲,又給張春橋往上爬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

張春橋(資料圖)

江青開始抓的兩部戲《紅燈記》、《蘆盪火種》雖然都是「滬產」牌,但都「移植」給北京排了,張春橋甚覺「不上臉」。他找到江青主動要任務:「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產呀!」為了拍江青的馬屁,他整天跟在江青屁股後面轉,上海市委的會議都不參加了,不管江青在哪裏講話,他都有聞必錄,即使在黑暗的劇場裏也要記。終於,上海後來搞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這兩部戲打上了「張記」印戳,貼上了「滬產」標牌。1965年,張春橋升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並博得一個「兩齣戲書記」的諢號。周恩來總理後來來上海市時曾對我說:「江青只講要一個助手,難道還要市委一個書記去陪呀!」

張春橋為了達到個人野心,不管什麼肉麻的話都講得出來,不管什麼卑劣的事都幹得出來。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時,張春橋當著眾人的面,恬不知恥地說:「人家說我們宣傳現代戲是拍江青的馬屁。這個馬屁就是要拍,這個馬屁拍定了!」這番語驚四座的話,活靈活現、惟妙惟肖地表現了他這個「馬屁精」的嘴臉。更使人驚訝的是,他拍馬屁還有一套「理論」。

他在談到對《智取威虎山》的宣傳時說:「應該對記者講,《智取威虎山》這齣戲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舉例說:「東北戰場、遼瀋戰役作戰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處給主席看了,你能說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是林總的嗎?當然是主席的了。搞創作和指揮作戰不是兩回事,是一回事。」對於張春橋這種惡劣品質,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許多領導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對他進行了不少教育和幫助。記得有一次在華東局傳達高饒反黨聯盟問題的擴大會議上,陳毅、譚震林同志和我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曾嚴肅地對他進行過批評,指出他眼睛只會向上,目無組織,目無群眾。他卻對大家的批評幫助不僅充耳不聞,而且記恨在心。

經過批「有鬼無害」,經過搞革命現代戲,江青在上海的「基地」初步建成。有了柯慶施這個「基地」老闆,又有了張春橋這個「基地」軍師,江青就開始物色“棍子”,向《海瑞罷官》開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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