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華國鋒在一起（資料圖）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4
在華國鋒看來，毛澤東寫給自己的三句話，尤其是最後一句「你辦事，我放心」，是將來自己正式成為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據。在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澤東由華國鋒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滿了中國線裝古籍書的書房裏，親切會見了來自友好國家紐西蘭的政府首腦——紐西蘭總理馬爾登。
會見以後，送走了客人。按照毛澤東晚年的慣例，這時要由陪同接見的中央領導人向毛澤東彙報一下近期的主要工作。擔當這一任務的，最初是周恩來。中共十大以後，是周恩來和十大新選出來的副主席王洪文。周恩來病重住院以後，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周恩來逝世，鄧小平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受到錯誤的批判以後，擔當這一任務的便換成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
華國鋒抓緊時間，簡明扼要地向毛澤東彙報了近段時間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國的形勢，最後說：「全國總的形勢很好，也有幾個省的形勢不大好……」
毛澤東一邊認真地聽著，一邊認真地思考著，深邃的目光注視著這位自己親自選定的外表憨厚的接班人。
這時，毛澤東的病情已經十分嚴重，沒有工作人員的攙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來。在華國鋒彙報完工作以後，毛澤東為了表示對華國鋒的信任和支持，拿起放在沙發旁小茶几上的鉛筆，十分費力地用勁在白紙上寫下了：
慢慢來，不要著急；
照過去方針辦；
你辦事，我放心。
寫罷，毛澤東把白紙交給了華國鋒。
這三句話，雖然字寫得不太清楚、十分潦草，字跡也有些模糊。但是，熟悉毛澤東筆法的人，只要稍加辨認，仍不難看出，這是千真萬確、獨具一格的「毛體」。一個年近83歲的久病老人，能夠克服身體不便的困難，寫下這三行字，已經很不容易了。
毛澤東手書給華國鋒的這三句話，表示了對華國鋒的無限信任和有力支持。
華國鋒深深體會到了毛澤東寫給自己這三句話的分量和含義，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向在京的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作了傳達。與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們都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作了親筆記錄。
在華國鋒看來，毛澤東寫給自己的這三句話，尤其是最後一句「你辦事，我放心」，是將來毛澤東去世以後，自己正式成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據。在毛澤東逝世以後，華國鋒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1976年，華國鋒在毛澤東追悼會上致辭（資料圖）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毛澤東，在病情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將自己最後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召到了病床前。
毛澤東——這位早在青年時代就寫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氣魄宏大的詩句，立志要“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偉人，直到暮年，仍然保持著敏銳的思維和清醒的頭腦。他要向自己的接班人華國鋒親自交代一下後事。
毛澤東對華國鋒及當時也在場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如果說毛澤東有遺囑的話，這就是毛澤東的「政治遺囑」。83歲的毛澤東已經清醒地認識到，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但他既沒有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也無力去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了。他在1966年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到他臨終之際也沒有能夠實現。
1976年7月6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德，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
：「最大的三塊隕石，每塊重量超過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塊重量為1770公斤，大大超過了美國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隕石的重量(1078公斤)。這次隕石雨，無論是數量，重量和散落的範圍，都是世界罕見的……」
毛澤東聽到吉林隕石雨的消息後，以他那慣常的旁徵博引、論古道今的幽默語言和風格，對工作人員說：「中國有一派學說，叫做天人感應。《三國演義》里說諸葛亮、趙雲死時，(天上)都掉過石頭(隕石)，真是有聲有色，不同凡響。不過，要是誰死了都掉石頭，地球恐怕就沉重得轉不動了。」
1976年的中國，地動山搖，天降隕石，真是天崩地裂。難道真的有大人物離世嗎?
話鈴聲傳來了毛澤東病危的消息。
華國鋒作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是這場宴會的主賓，接了電話以後，華國鋒匆匆講完話，沒有等宴會結束，便向主人告別，驅車迅速趕到中南海。就在這天晚上，毛澤東停止了呼吸。
1976年9月9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毛澤東與世長辭。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78年3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當選為政協主席（資料圖）
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凌志軍 馬立誠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
最近半個世紀，世界輿論里，美國的《紐約時報》是最少說中國人好話的報紙之一，不過，它把鄧小平看做一個例外。它說道：「鄧小平永遠地改變了歷史的航程。」另外一家美國報紙《聯合日報》則說，鄧小平「為未來歷史方向提供的希望超過當今任何一人」。
不過，這都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們國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時候。在1978年的這個秋天，鄧小平官復原職已經14個月。為了這一天，他忍辱負重又嘔心瀝血，如索爾茲伯里所說：「鄧使用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計謀、策略，去搏鬥、鬥爭、交談和激烈地爭論。他再次掌了權。」可是他還沒有能夠遏制我們龐大國家的歷史慣性。
這時候，掌握著中國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領袖」華國鋒，大政並未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觀，階級鬥爭仍然是「綱」，「兩個凡是」雖然受到巨大的挑戰，但仍然是我們國家的主流思潮。鄧的威望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取代華的程度。他的理論雖然已經不再是右傾翻案的「逆流」，但在我們國家的治國大政當中還遠遠沒有成為主流。至於20年後所有人公認的「鄧小平理論」，在那個時候人們連想也沒有想過。那些日子，眾口相傳的是華國鋒的教誨：「世世代代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鄧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對過去有一個交代。他不可能在帶領中國走向未來的時候還背負沉重的過去，不把過去說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這中間既有意識形態的問題，也有權力誰屬的問題。
前一個問題：毛澤東還能作為中國人的導師嗎?如果能，他鄧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評又兩次打倒的人，有什麼理由再來現世呢?如果不能，那麼沒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國，是否還有走向未來的力量?後一個問題：「文化大革命」的遺留至今的權力體系，絕不可能繼續作為今後中國的依據。但這肯定會牽涉到他身邊的「英明領袖」。
此前，鄧小平是這場「革命」的受害者，華國鋒卻是最大的受益者。對於「兩個凡是」的批評，能夠不聯繫到華國鋒嗎?如果聯繫到華國鋒，又是否能夠得到允許?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國的人看來，是難以理解的，甚至拿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念來衡量，也會令人莫明其妙。不過，在當時，也即1978年的這個秋天，這些問題確是中國大局之中的關節點。
北京出現的這一場交鋒，從1977年春天開始，就怎麼也制止不住似的，堅守在「兩個凡是」營壘裏面的人們似乎正在步步潰敗，叛逆者的隊伍卻日益強大，就好像一股「禍水」，捲來捲去，到處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這股「禍水」就衝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紅牆，衝出這座古老的城市，席捲了全中國。
說來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個相當遙遠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對一群理論學者說：「拿出勇氣來追求真理」，「不要這個是禁區，那個也是禁區」。過了兩個星期，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個遙遠的地方——東北。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要他的下級「解放思想」，還用一種近乎煽動的口吻鼓勵大家，什麼話都可以說，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過了兩個星期，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就說得更加直截了當了。他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當前最大的撥亂反正」。然後，西北方向又有了回應。新疆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汪鋒說，「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還說，承認不承認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問題」。接著，這股「逆流」便轉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書記廖志高說，科學理論可以作為邏輯證明的論據，但不能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還說，這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的大問題’。
這一番話的確不是聳人聽聞，至少在鄧小平看來是如此。但是鄧小平卻不會認為僅僅有這幾位省區書記出來說話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後來說的：「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一向精於審時度勢，這時候就更加認識到，要把這場爭論擴大到全國去。爭論得越徹底，「凡是派」就越是無地自容，自己的理論也就可以越徹底地成為新時代的主流。於是，他就覺得有必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到處點火”。
說到「點火」，事實上，鄧小平在17個月之前就開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說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說，「兩個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說：“現在，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說：“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際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怎樣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還說：“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說，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來爭論，其根源就是「兩個凡是」。鄧的所有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高牆深院裏面說的。現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專車，在金色的秋天裡向北方隆隆駛去。
9月14日，鄧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曉色中到達吉林省陶賴昭火車站。黑龍江省委書記李力安已經在車站上等候。此行在國事的既定程序為訪問朝鮮歸來順道視察東北三省，其實卻是鄧小平心中久已醞釀的行動。火車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龍江省大慶油田，接著又不停頓地跑到哈爾濱。他心裏要說的話挺多，嘴上卻說「我是沒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隨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談物質獎勵，和大慶市黨委書記陳烈民談引進外國設備。他說權力過分集中是國家體制的一個弊端，“不解決不行”。又說“要把被‘四人幫’迫害的老幹部請回來”。他就這樣隨便“吹”著，其實並沒有把心裏想著的最急迫的念頭說出來。又過了一天，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長春市。走進南湖賓館之後，吉林省委書記王恩茂請他講話，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來了個開門見山。他說：“現在擺在我們面前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理論與實際聯繫，一切從實際出發。現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麼東西都是上邊說了就算數，華主席、哪個副主席說了算數，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
這些話既露骨又犀利，在湖畔深處幽林環抱著的這座漂亮建築裏面起伏蕩漾，令所有在場的人驚心動魄。這些人雖非京官，但也屬高級官員，不免會同京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當然知道鄧小平所說何指，更懂得這是醞釀已久，蓄勢而發。然而想不到鄧小平還有更加尖銳的話呢：再一個問題是怎麼樣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是個大問題。大家知道，過去有一種議論，「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主席圈過的、講過的都不能動，凡是毛主席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損害毛主席。毛主席最偉大的就是實事求是。……馬列主義從來沒有說過農村包圍城市啊，當時世界上沒有啊。毛主席的偉大是什麼呢?就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條件，指明革命的具體道路。如果沒有實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這樣的道路嗎?能夠把中國革命搞成功嗎?
說完了這些話之後，鄧小平便離開長春到了瀋陽。這一次，他不僅說「兩個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也暗示「兩個凡是」已經把中國搞得民不聊生，這樣下去總有一天老百姓會起來造共產黨的反。他說：不恢復毛主席給我們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還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的人民太好了。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還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經夠了。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他的這些話是對著眼前這些高級官員說的，但是，毫無疑問，在老百姓聽來更加中聽，也更加容易在普通的民眾中間煽起對舊時代的不滿和憤怒。事實上，鄧小平的確是希望全國都來響應他的。他對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說，我是到處點火，在這裏點了一把火，在廣州也點了一把火，在成都也點了一把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