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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張春橋囂張秘聞:敢按住華國鋒批示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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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張春橋囂張秘聞:敢按住華國鋒批示不發

2019年11月25日 17:37

葉劍英、華國鋒等人在毛澤東葬禮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1978轉折》,葉永烈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華夏出版社聯合出版

張春橋不僅對王洪文如此說,對姚文元也如此說。

話記錄上有這樣的記載:

文元同志電話:你們處理各省市在追悼會上的重要講話、表態,不要怕重複。重要的都要寫進去。比如,「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者,要有類似的話。

中,全部都提及了「按既定方針辦」。

這麼一來,中國大大小小的報紙上,印滿黑體字「按既定方針辦」。《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針辦」作頭版通欄標題。「按既定方針辦」是“上海一千萬人民的戰鬥誓言”之類的話,也不斷見報。

華國鋒看到報紙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針辦」,又風聞張春橋說是毛澤東臨終“拉著”張春橋的手說的,開始意識到這句話背後的嚴重事態。

這樣,華國鋒和葉劍英商議後,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由汪東興出面,對「按既定方針辦」提出了異議。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監獄接受審訊時,這麼交待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交鋒:

姚文元:討論時,汪東興說,現在宣傳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講「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宣傳中央兩個文件。還有一些別的話,語言比較激烈。我自己當時比較麻木,因為從他的發言中,我應該感覺到他對「按既定方針辦」已經有意見了。但當時汪東興也沒有說這句話本身錯了。

審判員:吳桂賢都講了些什麼?

姚文元:她說「按既定方針辦」是華主席在計劃會議上講的。還說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要用生命保衛“文化大革命”一類激烈的話。隨後,吳德、汪東興又講了一段強調政治局要擁護華主席的話。

中給華國鋒硬安上這句話。

華國鋒不能不說話了。

10月2日,當時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31屆會議上的發言》送審稿送到華國鋒那裏審批時,華國鋒發覺這一發言稿中多處寫著「按既定方針辦」,就把這些話統統刪去。

華國鋒特地在送審稿的天頭上寫了這麼一段批示:

劍英、洪文、春橋同志:

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建議將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說明。

葉劍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後,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

張春橋雖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卻加上了這麼一段話:

國鋒同志的批註,建議不下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張春橋玩弄的是口頭上同意,實際上反對。因為華國鋒的批示如果不下達,報紙上天天還在鼓吹「按既定方針辦」,華國鋒的批示不就等於零?

1998年出版的《耿飈回憶錄》,透露了耿飈的親身經歷當時華國鋒怎樣緊急通知已經到達聯合國的外交部部長喬冠華修改發言稿:

話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還有外交部兩位副部長韓念龍、劉振華。我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華國鋒說:「喬冠華(外長)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我昨天見到這個送審稿時,在稿子上批了幾句話。我說發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話,經我查對,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但是,喬冠華已去聯合國,他帶去的稿子上並未刪去那句話,你們有什麼辦法?」

研究的結果,由韓念龍、劉振華回外交部去打電話,通知喬冠華在發言中刪去這句話。

韓、劉兩位走後,我問,從字面上看,「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差別並不大,為什麼要去掉這句話。

華國鋒說:「毛主席沒有什麼臨終囑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條有一張寫的是‘照過去方針辦’。這根本不是什麼臨終囑咐,而是針對我彙報的具體問題,對我個人的指示。現在他們把六個字改了三個,把對我講的變成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他們這樣做,就可以把他們乾的許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說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了。他們就有了大政治資本了嘛!」

臨走時,華國鋒同志對我說:「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裏等著。」

回家後我看到一些相關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開始了。

兩天之後10月4日,事態嚴重化了。這天的《光明日報》在頭版發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所謂「梁效」,也就是“兩校”的諧音。“兩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也。這兩個大學的“大批判組”是受「四人幫」及其手下的幹將直接指揮的寫作組,是「四人幫」的喉舌,人稱「幫喉舌」。從這「幫喉舌」開張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製了219篇「幫文」。

這一回,「幫喉舌」在《光明日報》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氣寫道:

「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永遠沿著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這是保證我們的黨永不變修、我們的國家永不變色的戰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本來,篡改毛澤東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幫」,這篇「幫文」卻顛倒黑白,矛頭指向華國鋒,聲稱華國鋒“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這篇「幫文」還殺氣騰騰地寫道:

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不言而喻,這「修正主義頭子」指的就是華國鋒。

這篇「幫文」見報的當天清早7時,正在熟睡的華國鋒被秘書喊醒,告知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騎自行車趕來,有急事報告。

李鑫緊急求見華國鋒,就是把剛剛出版的《光明日報》送給華國鋒。華國鋒一看「梁效」的這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便明白形勢相當緊張。

李鑫還報告一個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幾個人在釣魚台吃飯,把他也請去。席間,江青問起毛遠新,從東北調來的部隊已經到達哪裏……

由於李鑫在這關鍵時刻向華國鋒通風報信,所以後來李鑫受到華國鋒的重用。關於李鑫在粉碎「四人幫」時曾出過力,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也曾這樣談及:

在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實際上負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聲色,伺機而動。華國鋒與「四人幫」則是你死我活的關係,火併遲早要發生,除非華國鋒甘願臣服於「四人幫」,但華國鋒並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為。在華國鋒左右,此時首先向華國鋒建議“先下手為強”的是一個名叫李鑫的人……

華國鋒立即給葉劍英打電話,說是有要事商量。

其實,葉劍英雖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經接到部下的電話,報告今天《光明日報》的異常動向。

於是,在這天夜幕降臨之後,葉劍英驅車前往北京城裏東交民巷新八號院子。那裏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處,如今華國鋒住在那裏。

葉劍英在這關鍵時刻趕來會晤華國鋒。

本來,華國鋒是想過了10月9日毛澤東去世一個月忌日之後,再對「四人幫」動手。可是,《光明日報》上的「幫文」表明,一場惡鬥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葉劍英認為,必須「快打慢」。

於是,在10月6日晚上,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對「四人幫」採取了斷然措施……

耿飈在回憶錄中也這麼提及:

10月4日,我見《光明日報》頭版顯著位置登載著署名「梁效」的長篇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讀著這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我覺得「四人幫」已舉起了這柄仿造的“尚方寶劍”,一場大決戰就要來臨。

過了一天,華國鋒同志給我打來電話,並派車把我接到東交民巷他的住處。他親自給我倒了杯茶,然後我們就接著10月2日的話題談了起來。

我說:「據我推測,三五天內他們可能會有行動。」

華國鋒問:「你有何依據?」

我說:「他們在上海搞了個功率很大的電台,增加了民兵,增發了武器彈藥,那是他們的根據地。還有一種說法,他們計劃10月8日在長沙開始搞遊行,9日在上海搞遊行,假借‘人民群眾’的名義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為黨的主席,張春橋為總理。接著向國外廣播,同時北京也搞遊行慶祝。北京有‘兩校’,還有幾個部頭遊行,逼著那些他們尚未控制的部門跟著參加。到那時形勢就嚴峻了。」

華國鋒鄭重地說:「中央決定,有一項任務要交給你去完成,是葉帥提名的。」

我聽他這麼說,一方面已意識到這個任務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於一個革命軍人的習慣,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回答說:「堅決完成任務!」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10月10日兩報一刊所發表的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不能不這麼寫及: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是註定要失敗的。

這一回,「物歸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頂“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還給了「四人幫」。

不過,也正因為兩報一刊社論中的這句話,泄露了「最大機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從那裏的標語大字報里,發現對俞大絪教授的辱罵,她已經「自絕於黨」。我當時讀到打了大紅叉的標語,頭腦麻木,手腳冰涼,一時不知身在何處

沈寧,華裔美國人,家譜記載姓名是沈詝,浙江嘉興沈氏言字輩。

蔣介石文膽陶希聖外孫,七君子首領沈鈞儒堂侄,著名翻譯家沈蘇儒之子。

南京出生,上海長大,北京讀書,陝北插隊,西北大學七七級畢業,八三年赴美留學,獲美國衣阿華大學碩士,教育學院博士班深造。

歷任美國學校教師和校長,美國之音新聞主播,美國聯邦空軍軍官學院教官,美國科州雷科伍德市文化委員會委員,美國科州丹佛和博德地方法院專職譯員,公司經理等,業餘寫作。現任世界華文作協美國科羅拉多州分會會長。

著有《美國十五年》、《戰爭地帶》、《商業眼》、《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要名流》、《刀口上的家族》、《點擊美國中小學教育》、《百世門風》、《嗩吶煙塵》、《我在美國三十年系列》等。

在兩岸三地各華人報刊發表眾多隨筆散文及小說等作品,開設專欄。

1956年冬,口述者隨父母(左右)到俞大絪(中)家拜訪,在俞教授家的客廳里,大家輕鬆地說笑

從我懂事開始,在家裏聽到最多的人名之一,是俞大絪,她是中國化學大師曾昭掄教授的夫人。我的父母都是做英文工作的,經常聽他們提到俞大絪教授當初是這麼講的,俞大絪教授當初是那麼講的。如果他們在英文方面遇到問題,就更會爭論,然後結論是我們去問問俞大絪教授好了。

我們從上海搬到北京之後,父母帶了我們兄弟,第一個去拜訪的,也就是俞大絪。順便說明一下,俞大絪是真正的名門之後,她是曾國藩的曾外孫女,陳寅恪先生的表妹,原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和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妹妹。

俞大絪和她的姐姐俞大縝,都曾留學英國牛津大學,主修英國文學。抗戰時期都在重慶中央大學英文系做教授,那時我的父母兩人都是她們的學生。俞大縝講英國文學史,很嚴格,歷史年代、作者生平、代表作介紹、文學風格等,都要一字不差地背,學生們都有些怕。俞大絪講英國小說和英國詩歌,講得生動逼真,引人入勝,學生們都很喜歡上她的課,也記得比較迅速和牢靠。

父親曾經告訴我,他最喜歡的課,是英美詩詞,俞大絪教他們唱美國民歌,如《蘇珊娜》等,要求學生們背熟。後來曉得那很有好處,歌詞容易背,記了單詞、句型、語法,還有美國人的講法習慣。

俞家兩姐妹個子都不高,身體都胖胖的,俞大縝更胖一些,而且體弱多病。

俞大絪的身體好一些,多年在北京大學英文系做教授。中國曾經最流行的英文教材之一,是許國璋和俞大絪教授編寫的。我小時候曾跟隨父母到北京大學去看望過俞大絪好幾次。她的模樣至今留在我的記憶里:頭髮梳得很整潔,滿臉是笑。她身上穿著對襟的深色絲棉襖,綉著暗花紋,雍容華貴,又平易近人。

每次去,父母仍像學生去見老師一樣緊張,父親通常要穿上西裝,母親則換好旗袍。我們小孩子,也都要換衣服,梳頭洗臉,格外裝扮。父母親說俞大絪教授是名門後代,又曾留學英國,生活態度非常嚴肅和精緻。如果我們容貌衣著隨隨便便,是對她不尊重。俞大絪的家在燕南園裏的一處平房,那房子裏不很明亮,暗暗的,書房四壁都是頂天立地的玻璃書櫃,裏面塞滿了書。

每次去俞大絪家,父親會特別熱切地察看書房裏的大書櫃,回家就會發一通感慨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一間書房,也能安放這樣的大書櫃,此生足矣。但是我們家總是房子太小,沒有空間給他做書房,更沒地方讓他放大書櫃,就是有地方,我們也買不起大書櫃。

我們到俞大絪教授家,雖是學生拜望老師,俞大絪仍會像招待朋友一樣,請父母兩個喝茶,坐在客廳里談天。俞大絪是個開朗快樂的人,比較喜歡講話。或許因為父母都是她的得意弟子,所以她特別樂意跟他們談天。但是俞大絪教授的丈夫曾昭掄先生,卻非常沉默。

去俞大絪家好多次,卻只見到過曾昭掄先生一兩次。後來才曉得,曾先生原本也是北京大學教授,一九四九年後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一九五一年又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一九五三年成立高等教育部,便任高教部副部長,直到一九五七年。我想,就是那幾年裏,我們去俞大絪家,見到過曾教授。

記得我們到了之後,曾昭掄教授在門廳里,跟父母打個招呼,握握手問問好,寒暄幾句,然後俞大絪教授招呼我們一家進入客廳,他就不見了。

母親在西南聯大讀書時的好友許阿姨,專業化學,是曾先生的親傳弟子。許阿姨曾告訴我,一九五O年曾昭掄教授應周恩來總理召喚,從英國回大陸工作。途經香港,召開了一個西南聯大校友集會,曾昭掄教授向他過去的學生們發表激情萬丈的演講,動員青年們回歸大陸,為中共建政服務。許阿姨就是受到曾先生的鼓舞,當場報名,毅然帶了全家回到北京的。

可是好景不長,一九五七年曾昭掄教授被打成大右派,不光丟了高教部的官職,甚至連北京大學化學系的教職也丟了。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數次努力,想把曾昭掄調去,但校黨委始終不答應。最後是武漢大學校長李達把曾昭掄教授請去湖北任教。從此曾教授常年在武漢,所以我們再去俞大絪家,當然就見不到他了。

我的母親一九五七年也被劃做右派,父母兩人就不敢再多與友人來往,免得給別人惹不必要的麻煩。但我們還曾到北京大學燕南園去過幾次,看望俞大絪教授。母親說,俞大絪教授一個人孤孤單單,需要有人表示關心。父親說那兩年俞大絪教授明顯地變老了,心情非常不好。

後來中國政治運動一次接一次,毫無間隙,而且日益殘酷,正常人之間,壁壘越加森嚴,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父母親在家裏,會經常提起俞大絪教授,叨念不知她近況如何,很擔心北京大學的極左潮流,會傷害俞大絪教授。

不出所料,史無前例的「文革」終於從北京大學發作起來。我家很快就沉了船,難以自救,不敢也無法顧及他人。過了些時,我因為會拉小提琴,參加了北京一個中學文藝宣傳隊,到北京大學去集訓幾個月。母親悄悄囑咐我,想辦法打聽一下俞大絪教授的消息。

我曉得在北京大學極左氣氛中,不可能公開打聽俞大絪下落。我曾經趁著月黑風高,偷偷跑去燕南園。可是沒有找到地方,父母拜望俞大絪教授家的時候,我年紀還小,而且只是跟隨,從來沒有想到要記路,有一天會獨自來探聽她的安危。燕南園已經面目全非,到處是標語大字報,門窗殘缺,庭院荒蕪,一派破落,再看不出原是教授學者們居住的地方了。

後來我想方設法,找到英文系所在,從那裏的標語大字報里,發現對俞大絪教授的辱罵,她已經「自絕於黨」。我當時讀到打了大紅叉的標語,頭腦麻木,手腳冰涼,一時不知身在何處。之後我打聽到,「文革」發生之後,俞大絪教授家先後被紅衛兵抄過多次,書籍文物都遭毀滅。北京大學紅衛兵抄家時,強迫俞大絪教授下跪在地,紅衛兵剝除她的上衣,用皮帶狠命抽打,鮮血淋漓。俞大絪教授終於不堪侮辱,悲憤難抑,服藥自盡,年僅六十歲。

母親聽說了以後,獨自關在小屋裏,痛哭了很久,以後連續幾日,什麼話也不說。父親後來告訴我,俞大絪教授因為出眾的聰明才智,加以學術方面的成就和能力,一直特別要強,又特別的高傲。曾昭掄教授受辱,已經給她許多打擊,她能堅持下來已經很不容易,後來直接迫害到她自己身上,她就絕對無法繼續忍受。士可殺,不可辱,那心情父母親都是能夠想像得到的。

曾昭掄教授早在一九六一年就患了癌症,可他一直堅持研究和教學工作,甚至還在重病期間組織學生完成《元素有機化學》叢書,但他的癌症已經擴散。隨後「文革」開始,曾昭掄教授不僅得不到醫護治療,反要被批鬥被隔離,加以妻子俞大絪的辭世,曾昭掄教授終於支持不住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摺磨,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離開了他曾貢獻畢生精力卻難以贏得尊重的祖國,他才六十八歲。

從此我在家裏,再沒有聽父母親提到過俞大絪教授。我想,是因為他們心裏忘不掉她,提起她會引起太多的傷感。我知道,俞大絪教授,還有曾昭掄教授,將會永遠地活在我們大家的心裏,我們的子孫會一代一代地記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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