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資料圖）
雖然這只是一本歷史報告文學，並不是什麼嚴格的史學著作，但它的出現起碼在某種程度上打碎了已跨越百年的康有為神話。雖然我們並不會因此而否定偉大的戊戌變法和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為，但是歷史無疑揭開了一層新的面紗，一百多年來籠罩在康有為身上的神聖光環破滅了。從《溫故戊戌年》開始，我們將重新認識康有為，重新走向十九世紀末那個內憂外患、苦難深重的年代。一句話，無論我們是否相信本書的結論，我們都不可能無動於衷!
關於康有為，一個多世紀以來已經有無數人寫過無數的文章與書籍。這本不足三十萬字的歷史報告文學只是因為作者讀了台灣戊戌變法史專家黃彰健早在一九七年寫的史學專著，才毅然改寫成這個樣子的。這以前，他筆下的康有為依然是「聖人」一般無暇(至少在戊戌年以前是這樣)，和百年來多少寫戊戌年的作品沒什麼兩樣，是那本發黃的《戊戌變法史研究》改變了這一切。
我們今天難以理解的是黃彰健的書出版了近三十年，為什麼一直沒有引起史學界的重視?也許是證據不足，也許由於其他原因，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人們多麼不願意看到一個神話破滅，一個慣於造神的民族總是在不斷地造神的同時，也小心翼翼地維護著過去的神話(這個神話和史前時代的神話無關)。康有為作為清朝末年改革維新的象徵人物，早已成為一個神聖的符號。恐怕也只有這一因素才能解釋幾十年來海峽兩岸歷史學家們的沉默，儘管多少年來一直都不乏對康有為的種種批評。
我們可以說現有的證據還不足以證明《溫故戊戌年》一書的結論，但很顯然也沒有充分的證據推翻本書所提出的一系列與歷史教科書完全兩樣的事實：
神話之一：儒學大師、大學問家的神話。
康有為用以托古改制、推動戊戌變法的兩本最重要的學術著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原來剽竊自廖平的《辟劉篇》、《知聖篇》。對此，當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為晚清學術史上最大的版權官司。康本人雖然極力迴避或否認，這一點梁啟超提供的證詞也許最值得重視。他說：康有為「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他的本意也許是讚美老師勇於創新，卻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實。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有較為詳細的論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紹廖平其人和康、廖之爭，應該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張之洞的幕僚，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學之前就和他相識，康曾得到過他一八八六年完成的《辟劉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讀過《知聖篇》的手稿，因為「始終尊敬先生但觀點與康又不盡一致的梁啟超承認廖的指責有根據;中日學者對此形成了一致的判斷：康的《新學偽經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於1891年)被人們有意識地抬高了，它的許多資料取自於廖平的《辟劉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出版於1897年)剽竊了廖平的《知聖篇》的論點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鄭大華等譯，P276)。當然，這位美國學者同時認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襲者，但正是他臨危不懼地改變了歷史。”
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一個抄襲、剽竊了同時代另一個人的學術成果的人，無論怎麼解釋披在他身上的那件學術大師的神聖外衣還是被剝落了，神話終究是神話。
神話之二：感動了一個民族一個多世紀的「公車上書」原來並沒有上書。
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戰敗，被迫與日本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舉國震驚，正在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包括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麥孟華等)涌動著一股愛國的激情。康有為連夜起草了長達一萬四千字的上皇帝書，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書》，提出了「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張。全文慷慨激昂，一氣呵成，浸透著康有為變法思想的精髓，即使一個世紀後讀來，我們仍然會被康有為那滿腔熱血、他對祖國的愛所深深打動。然而，《溫故戊戌年》告訴我們，這封激動人心的萬言書並沒有像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說的，由他發動十八省一千二百多舉人聯名上書，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其實並沒有真的上書，史料的依第二天又傳出了康有為中進士的消息，「公車上書」也就半途而廢了。所以，所謂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康有為發動十八省一千二百多舉人(這個數字根據他的自編年譜。此外，他在1895年寫過一首詩，題為“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次日美使田貝索稿，為人傳抄，刻遍天下，題曰《公車上書記》”)聯名上書都察院被拒，只是一個神話，是康有為們虛構出來的。
康有為雖然沒有領導什麼「公車上書」，但歷史記下了那一天多達十五起的公車上書和官員上書，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東、四川等地的舉人都曾在這一天上書，一樣的充滿了愛國熱情。
神話之三：康有為在海外號召華僑和留學生參加保皇事業的「密詔」原來是他自己精心編造的。
百日維新第九十五天，風雨飄搖，光緒帝無計可施，變法已到了最後的關頭，所以他才會給他所信任的「軍機四卿」之一楊銳這樣的一封密詔：
……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康有為偽造的密詔則說：
朕維時局艱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十分焦灼，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從以上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這一偽造的密詔最關鍵的有兩處：一是康把光緒帝給楊銳的密詔偽造成給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緒帝密詔原意(想辦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變法繼續下去)完全相反，變成了要康等「設法相救」。和康有為一同流亡日本的變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軟禁了王照，但王還是對日本人說出了真相，同時歷史也留下了楊銳交給他兒子的密詔原本，康有為看到過的只是楊銳抄寫給他的副本。
神話之四：一百年來激勵過、鼓舞過整個中華民族，讓一代又一代人激動不已的譚嗣同《獄中題壁詩》，原來被梁啟超篡改過。
先烈用鮮血寫成的這首絕命詩根據史家黃彰健考證原來是這樣寫的：
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面對死神，譚嗣同豪氣衝天，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然而，這首詩卻泄露了戊戌的一個秘密，所以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啟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筆，用墨水改寫這首血水寫成的詩篇：
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果然是大手筆。這一改，「我自橫刀向天笑」，彷彿比原詩更加豪邁，但是卻違背了先烈的原意。這一小小的改動就完全遮掩了康有為所代表的維新派曾有武裝奪權的謀劃，沒有了譚嗣同“留將公罪後人論”的坦誠。
神話之五：流盡了自己全部熱血的譚嗣同沒有留下其他證詞，但他的湖南同鄉好友畢永年留下的至關重要的一本日記《詭謀直記》結束了康有為沒有「以兵圍頤和園」的神話。
變法第九十二天(1898年9月12日)，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已進入倒計時，畢永年來到北京，成為戊戌歷史的重要見證人。他親身經歷了康有為欲藉助袁世凱的力量實行軍事政變的密謀，這一密謀中就包括了由畢永年帶一百人進頤和園殺慈禧太后。雖然梁啟超當面恭維畢永年「沉毅」，是當世兩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畢還是沒有答應。政變發生的當天一早，他匆忙離開了北京(後削髮為僧)。
這本日記歷經歲月的封存，終於在八十五年後被歷史學家湯志鈞從日本挖掘出來，塵封的歷史開口說話了。康有為至死都不承認自己曾密謀兵變，他不知道畢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詭謀直記》。
維新派消息的神話在事實面前也經不起一擊。
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著名的《時務報》在上海創刊，總理為汪康年，梁啟超一度還是該報的主筆。汪是康、梁變法的親密同志，《時務報》是民間報紙，輿論獨立，多年來宣傳維新變法思想，有力地推動了戊戌變法，「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一創刊便風行全國的報紙，發行量達到一萬七千份，是當時全國發行量最高、影響最大的民辦報紙。
兩江總督，試圖再次動用權勢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藉助權力來奪取一家民辦報紙，即使在當年也不得人心。後世的人們因為把康、梁看作戊戌變法至高無上的代表人物，往往會忽略這些歷史的細節，其實只要查閱當年的《時務報》，我們就能看清那真實的一幕。
本書揭穿的康有為神話還遠不止這些，就足已讓我們觸目驚心。我當然並不認為這些都已是歷史定論，但我完全相信我們在歷史教科書和大量歷史書中所認識的那個康有為是被人為地拔高了的，是被他自己、被他的弟子、被所有造神的人拔高了的康有為，而不是歷史中真實的有血有肉的康有為，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為什麼僅僅百年前的歷史就會如此模糊?為什麼歷史學家會從塵封的史料中發現如此石破天驚般的事實?我們不禁要追問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欺騙一個民族百年之久?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我們習慣了造神，一旦有人風雲際會，浮出水面，就把所有神聖的光環往他頭上套。彷彿從來就是英雄創造歷史，明星創造歷史，廣大普通參與者、更不用說芸芸眾生都只是權力的墊腳石。多少年來，我們的造神運動又何曾中斷過?
太平天國在某種意義上只不過是洪秀全造神的歷史，我們從以往的歷史書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樣，戊戌變法也造就了康有為的神話，因此一百多年來，當我們回首那段歷史的時候，總是籠罩在康有為自己和後世的人們所精心編織的神話之中。如果還歷史本來面目，在十九世紀末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關心民族前途與命運的絕不是個別「領袖」與“英雄”，還有大量的普通知識分子、青年學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想準備參與「公車上書」的就有一千多舉人啊，僅僅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就有十五起上書。還有那些參加強學會、保國會、南學會，那些辦報、著書、寫文章的，是他們、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有名的與無名的，共同推動了轟轟烈烈的悲壯的維新運動。這其中光緒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變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貢獻也不會比康有為少，辦報的汪康年影響也很大。
當然，康有為倡導變法，順乎當時的時代潮流，是大勢所趨;他寫的上清帝書，也確實慷慨動人，文采飛揚，頗有見地，其救國熱情躍然紙上。正是因為康有為通過講學培養了一批追隨他倡導變法維新的骨幹，通過著書立說，傳播他的維新思想，通過不斷的上書、組織學會、辦報、演說使他成為名動一時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有力地推動了戊戌變法的思想家和行動者，他功不可沒，康有為之名也因此永遠載入了史冊。
但不能因此就不顧事實，把康有為的作用人為地誇大。我始終堅信任何歷史都是由無數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種合力的結果，並非某個人特別偉大、英明，獨自創造了歷史，那恐怕只在電影、戲劇當中。即使在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維新中，康有為的作用也極為有限。變法第三十七天，光緒帝下令把康書中關於「孔子改制稱王」的字句全部刪除，同時下令印發另一位改革思想家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千部，張之洞的《勸學篇》也是官員人手一冊。作為維新變法的思想家，康有為當時顯然並沒有得到什麼特別重視。康本人只是一個工部主事，梁啟超只是辦譯書局事務，光緒帝給楊銳的密詔中也沒有提到康有為的名字。重要的「軍機四卿」中沒有一個是康門弟子，他們後來無一倖免成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獻出了最寶貴的生命。當康有為流亡海外，享受著世界各地華僑捐給保皇事業的巨款時，又何曾想過這些為變法流血的志士?康有為在意的是他的領袖地位，在意的是滿清皇室對他的知遇之恩，在意的是他的高水準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國時代，他在垂暮之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建造別墅，一看中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就毫不羞恥地納為小妾，一邊寫《大同書》說什麼眾生平等，一邊卻是三妻四妾。
《溫故戊戌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康有為，一個不是聖人卻立志成為聖人，一個處心積慮要做帝王之師的人，一個不滿足於做變法維新的精神領袖、不惜偽造密詔、一心渴望成為政治領袖的政客，一個曾推動了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思想家，一個曾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學問家，一個為謀求進身之階不惜獻媚權貴的書法家(他早年的書法名著《廣藝舟雙楫》肉麻地吹捧大權貴翁同龢父子的書法成就以取悅翁)。他當然是戊戌變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惟一的主角;他掩蓋了一切對他不利的事實，試圖把戊戌變法變成他一個人的獨角戲。《溫故戊戌年》僅僅把康有為的神話撕開了一個口子，我們從中可以窺見某些歷史的真相。走出康有為的神話，走出所有大大小小歷史的神話，只有從神話中走出來，我們的民族才會有希望，一個總是生活在神話中而不能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出息的。
來源：人民網 作者：後削髮為僧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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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在新中國十大元帥中，葉劍英進入黨政軍高級領導崗位的時間是比較晚的，直到1966年，虛齡70歲的他才進入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葉劍英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歲月中，葉劍英多次身處逆境、低谷，甚至險象環生。期間，他經歷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1969年的“戰備流放”、1976年的“因病”掛職。這段歷史，更增添了葉劍英晚年政治生涯的傳奇色彩。本文主要記述的就是他被“流放”湖南前後的一段不尋常的經歷。
一
話方式傳達到各作戰部隊，全軍立即進入緊急臨戰狀態，並引起了極大震動。第二天，林彪才用「電話記錄」（緊急傳閱）的方式向住在武昌東湖的毛澤東報告。毛澤東立刻敏銳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儘管林彪這個“緊急指示”是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針對蘇軍有可能入侵的估計作出的，但這樣牽動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沒有得到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批准的情況下做出這樣的緊急指示，並立即向全軍各大單位下達，造成既成事實，即副統帥可以不經過統帥而在一夜之間調動全軍進入臨戰狀態。毛澤東很不高興，從汪東興手裏接到這個“緊急指示”時，親手劃燃火柴將它燒掉了。
這就是當時戰備疏散的特殊背景。然而，既然是緊急戰備，準備打仗，卻把最富有指揮經驗的人「疏散」，林彪集團顯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先已判斷中蘇發生大戰可能性不大的葉劍英雖然沒有說什麼，但他卻看得明明白白：這是把他們趕出北京，實行隔離監視，分而治之。實際上，許多被「疏散」的中央領導也心知肚明。當時康克清就問過朱德：“真的要打仗嗎？”朱德淡然一笑，說：“戰爭又不是小孩子打架，憑空就能打起來的。大戰之前，總會有很多徵兆、跡象。現在根本看不到任何戰爭的預兆、跡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話說明：葉帥到湖南要搞些調查研究，要盡量照顧好他的生活。然而，林彪集團卻通過部隊系統交代：對葉帥要保持距離。因此，葉劍英在湖南期間，當地領導人對他很冷淡，除四十七軍軍長黎原和副政委李振軍外，很少有人來看望他。1981年10月15日，葉劍英在一份有關材料上批示說：「我二月逆流貶居長沙，當時黎原同志任四十七軍軍長，駐長沙。我在長沙受到各方面歧視，而黎原同志尚敢與我公開來往，在看人看事上有獨到見解。」葉劍英在戰備疏散近300天的行蹤和駐址，大體如下：1969年10月21日至12月16日，在長沙住省委招待所蓉園1號；12月17日至23日，到岳陽調研；1970年1月下旬，經向周恩來報告，離開長沙南下廣州醫治牙病，農曆除夕看望董必武；2月中旬，從廣州返回長沙；3月，被以毛澤東要來長沙為由，從長沙遷往湘潭，住軍隊招待所；7月16日，接到中央通知，從湘潭趕到長沙機場，飛回北京。
二
戰備疏散期間，葉劍英遭遇到許多前所未有的不如意的事情。
時任長沙軍醫大學校長趙雲宏回憶說：「1969年冬天，葉帥‘戰備疏散’到長沙，住在省委招待所」，“身體不好……醫生護士都沒有。因為我過去在上海和葉帥見過多次，比較熟悉。隨行人員特地來找我去看他，了解了病情，便從學校派醫生潘令嘉去幫他看病，第二天又派了護士。但是，省軍區醫院對他很冷淡。不僅不派醫生護士，藥品也不給，都由我們學校解決。有的急需的葯，臨時去買。又不能報告北京，那時總後由邱會作掌權，那就更不好辦了。工作人員要葉帥盡量避開外界，總後系統是邱會作領導的。我們也得避開。”
被抽調到葉劍英身邊當專職警衛員的胡家虎後來多次談到葉劍英被「疏散」在湖南的情形，他回憶說：“葉帥到湖南時，已是深秋。突然從乾燥的北京到陰冷潮濕的南方，葉帥很不適應，時常患感冒，並反覆引起肺部感染。當地領導不重視，醫院也沒有好葯，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體狀況日漸衰弱。葉帥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很孤獨，加上長期疾病纏身，當地領導又對他很冷淡，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爐，又買些小鋁鍋、大茶杯、勺子之類的炊具以及小米、麵條、藕粉、雞蛋、鹽等食品，早晚給他做點稀飯、麵條、蛋糕、藕粉等食物充饑。這就是後來葉帥曾經說的‘在湘潭自己採購、自負盈虧’的由來。”
胡家虎回憶說：「到湘潭大約半個月後的一天，葉帥對我說：‘我想到兵工廠去看看生產情況，你去把我的要求向當地有關領導反映一下。’我隨即將他的要求轉告當地一位負責保衛的幹部。那位保衛幹部向湘潭有關領導報告了葉帥的要求，等了幾天後，沒有迴音。那位保衛幹部又向有關部門詢問，得到答覆說：‘這個工廠不能讓葉劍英去看。’當那位保衛幹部把這個答覆告訴葉帥時，他老人家陷入沉思，久久沒有說話。」
三
戰備疏散期間，葉劍英儘管備受冷遇與屈辱，而且體弱多病，但他依然心系黨的前途、國家的命運和百姓的疾苦。他先後到長沙曙光電子管廠等單位進行調查研究，了解生產情況和工人的收入、生活情況，並把了解的情況親自整理寫成調查報告報送中央，或向省市領導人提出建議。為了搞好調查研究，他專門買了工作手冊，除記下工廠的一些情況外，還特別記錄了湖南省人民廣播事業發展的一些情況。當他了解到湖南全省將近80%的公社和生產隊沒有廣播站，不通有線廣播這個情況後，便向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建議「要發展人民廣播事業，普及農村廣播網」，並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在岳陽調研的一周時間裡，葉劍英先後參觀了岳陽榨糖廠、岳陽橡膠製品廠、城陵磯造紙廠、岳陽五七漁場等基層單位。他同幹部、工人、農民親切交談，勉勵大家搞好工農業生產。在城陵磯造紙廠，他詳細詢問了生產和工人生活情況後，對該廠廠長和工人們說：“你們工廠規模很大，是遠東大廠之一，生產能力很強，應當把生產搞上去！”在五七漁場，他參觀後對漁民、農民說：“你們的魚和雞都養得很好，一網可以捕撈上萬斤魚，我還沒見過。特別是你們的良種雞，應該大力發展！”在參觀岳陽榨糖廠後，葉劍英緊接著又去岳陽橡膠廠。到了工廠後，他沒有休息，一個車間接著一個車間認真參觀，對原料來源、價格、生產成本、生產質量等，都很仔細地進行了解，還詢問了工人們的工資收入和生活情況。到了中午開飯時間，他執意要到職工食堂看看工人們的伙食情況。問問工人們的糧食定量是多少？一頓吃幾兩飯？菜的價格是多少？
葉劍英在湖南期間，雖然身處逆境，但他始終保持著旺盛的鬥志和樂觀的情緒。他白天堅持學習，即使在病中也不放下書本。他讀書的內容很廣泛，古代、近代、現代的詩詞和論著等都讀，並且讀得很認真。凡是他讀過的書，許多句子後面的標點用筆重新點上，重要的段落內容都用筆划出或用圓點圈上，有的還作了眉批。他除了讀書外，還堅持每天看報紙。葉劍英看報紙時特別注意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國內的生產形勢，其次是國內外的政治形勢。他尤其對《參考消息》特別關注，總是把國際上發生的大事摘抄下來，按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分類整理備忘。從北京帶去的一台半導體收音機，是葉劍英了解國內外大事的重要渠道。他每天總是按時收聽廣播。為了及時收聽到廣播裏的新聞，他將廣播電台播出新聞的時間，用筆在紙上記下來。每個電台的波段頻率位置，他都逐個找出來，並分別用紅、藍、黑等不同顏色在收音機相應波段刻度上划上記號。
四
葉劍英在湖南期間，時刻牽掛心頭的還有受自己連累的幾個子女，尤其讓他揪心牽肺的是二兒子葉選寧。葉選寧在下放天津某農場改造時，右臂被卷進機器，受了重傷，並一直沒有脫離危險。葉劍英亟須了解兒子的病情，而在葉劍英的住處只有一部老掉牙的手搖電話機。葉劍英等了很長時間，好不容易接通了電話，卻因電話線路不好,雜音干擾很大，根本聽不清聲音。葉劍英在電話里請求湘潭軍分區總機的接線員能否幫忙想想辦法，減輕些干擾，卻遭到那個接線員的粗暴呵斥，直到最後，他始終沒能與家人說上話。在一旁的胡家虎看見葉劍英的手在抖，眼睛裏含著淚，臉上的神情焦急卻又無可奈何。打電話不方便，葉劍英只好選擇用書信與子女聯繫。5月31日，葉劍英在葉選寧夫婦的複信中寫道：
馨兒、鈴戈：
話時，說到五條神經斷在根部，聯繫到大腦，手術必須慎重云云。現據來信證明，有三根全斷，兩根重傷，正考慮手術，陳中偉醫生只擬制方案，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有得到他們的消息。正如來信所說：從組織到醫生都關心、慎重，爸應當放心。爸的想法：如果腦、手不能兩全，還是保護腦。不讓在神經根上手術時傷及腦，這是關鍵。大丈夫一舌尚存，還可以鬧革命，何況全部身心都健全，只差一隻手，決不氣餒。當然，依靠科學依靠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醫生，精心設法，估計可以得到康復。
爸也想到上海，不知你何時動手術？也不知「人大」何日開？北京有些同志又勸我相信醫生，不一定要去。總之正在考慮中。望與陳中偉醫生商量一下，大概何時手術？給一個大概的時間，以便進一步肯定。目前養傷期間，千萬注意飲食起居！
……在湘潭，廟子很大，和尚只有一個。暮鼓晨鐘，悠然自得。如果不從全人類出發，至拘於目前小事，那麼頭髮不僅要白，而且要掉光了。
葉選寧當時尚未脫離危險，因當地醫療條件差，他被轉送大醫院搶救，後來決定到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進行手術治療。葉劍英接到兒子和兒媳來信的當天便寫了這封信，信中對兒子的傷情非常關切，並提出了手術的原則和細節意見，信中還反映了葉劍英在湘潭的環境和心境。
6月9日，葉劍英又寫了一封複信。
馨兒、鈴戈：
六月六日來信，及玖子來信，收到。
會診結果，結論要手術，經肌電圖證明了。認識了必然，就產生自由。爸同意手術。葉大夫提出，手術前，先做技術上的準備，這一關鍵，特別重要。要研究好：如果在神經根部受傷，如何接法，會不會傷腦神經。萬分之一接不上，右手如何處理，讓它麻木地存在？還是要截除？五根神經如果接上一根的話，整個手膀會不會萎縮？可以這樣保持下去嗎？如果接上一根還不夠，那麼接上幾根——一根、二根、三根，就可以活動？
醫生們「救死扶傷」，救人如救己，熱忱可感！但手術前要把各種問題都想到，問明。六月天熱，本來不大適合，不過久了又恐神經萎縮，以致手術增加困難。所以時間的決定，也要斟酌。當然最後還是聽醫生的。機關只奉行政手續罷了。
胡叔不通音信。我在湖南不出大門，大家也老死不相往來，落得個清靜，很好讀書。因此胡叔來湘否，不知道。我很希望見到他。鬍子閑不得，我也閑不得，這是相同的，只是他閑了就要跑，我閑了就要坐，在這點上有點差別。其實光跑不行，光坐也不行。光坐是我的缺點了。不過現在不比從前，東道主的神氣，「勢利眼」的惱人，還是少走為妙。
文珊來信說，六月她去不了上海。不過她究竟什麼時候滿役？一說現在，一說一九七一年初，不清楚。她想爭取入黨，志氣可嘉。不過從她來信寫的字看來，「鬼畫葫蘆」似的，一片放蕩不羈、粗心大意的神情，活躍紙上，還得長期鍛煉才行。文珊不能來，鈴戈一個人迢迢千里，來往不便，阿寧臨到手術期，好好招呼，保持健康，達到順利地、勝利地做好手術，恢復健康，是件大事，如何？望善為計議慎妥行之。
狗仔來信，我不另復了。謝謝她的關懷。祝賀馨兒和狗仔的手術，一樣順利康復。原有去南昌的想法，不過從今舊兩年在廣州、長沙情況看來，我亦怯於行動了。因此，去滬問題，也會聯想到這些。不過馨兒手術，爸應去滬參加會診。「老大夫」也許有些外行人的建議，會是合理的。萬一來不成，請馨兒原諒這個“逆流”的老爸爸吧！
在上海缺些什麼？還有錢嗎？馨兒手面寬，現在要「細水長流」。沒錢用，望來信寄去。就寫到此。祝勝利地康復！
爸
六月九日
和第一封信一樣，葉劍英在信中對兒子倍加關注，感情真摯，自然而然地流露了一個革命家的親子情懷。值得注意的是，這時葉劍英的生活環境和政治空氣更加惡劣了，甚至連老人想去上海參加兒子的手術會診都難以成行。葉劍英的這些苦衷，從他的家書中可見一斑。後來，葉選寧的右臂最終還是無法保住。失去右臂後，他用左手苦練書法，練出一手遒勁有力的好字。
五
話，表示歡迎和慰問。隨後，葉劍英到京西賓館連日開會，為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做準備。
8月20日，葉劍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同機飛抵九江。8月23日下午，葉劍英到廬山禮堂出席黨的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周恩來宣佈全會討論修改憲法等三項議程後，問主席台上的其他幾位常委：「現在還是請哪一位講呀？」這時，事前並沒有正式打過招呼的林彪拿出講稿，發表了長篇講話，就修改憲法問題談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他說：“這次憲法修改草案，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還著重地強調：“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顯然，林彪的這篇講話是事前經過精心設計的。林彪發言後，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擁護。”
8月24日下午，全會收聽林彪23日講話錄音後，各小組進行分組討論。在小組會上，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分別在華北組、中南組、西南組、西北組發言，宣講「天才」語錄，要求設國家主席，並且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煽動要“揪人”。陳伯達在華北組會上大講了一番“天才論”，閃爍其詞地說：“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還手舞足蹈地邊比劃邊說：“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得跳起來了。”
25日上午，各組繼續討論。反映華北組討論情況的全會第六號簡報也發到各組。簡報上寫有這樣的話：大家「認為林副主席的講話，對這次九屆二中全會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還說：大家聽了陳伯達等發言後，“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斗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一時間，會議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
葉劍英意識到會議氣氛的詭異、緊張，因此非常低調、冷靜。他很注意從會議簡報中觀察會議的動向。據他的隨從人員王守江回憶說：「有一次，葉帥說：‘你看看這幾份簡報。’我看了感到很意外。因為開這次全會，毛主席本來說主要是研究經濟問題。但從簡報上看，各小組發言的卻都是大講‘天才論’，‘國家應設主席’。這同主席召開這次會議的主題完全不一樣。於是，我向葉帥彙報了我對簡報中發言的看法。葉帥說：‘你也看出問題了。看來這股風還不小！以後要注意看簡報！’」
從8月26日到30日，全會各小組一直休會，休會這幾天，毛澤東、周恩來不分晝夜地找人談話或開小會，進一步了解情況。在這期間，毛澤東每天工作達十二三個小時，有時到凌晨兩三點鐘才返回住所。經過幾天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心裏已大體明白了。
話給我，問：‘葉帥睡了沒有？’我告訴總理，他剛睡下。總理說：‘你把他叫起來，在家等著，我派車去接他。’我答應了。把葉帥叫起來後10多分鐘，中央警衛局的兩位同志就到了。總理為什麼要派車接葉帥呢？因為這天晚上天陰，霧特別大，人與人相距一兩米都看不清。廬山的路很狹窄，兩旁又有水溝、大樹，霧天行車很危險。”
從葉劍英的住處到毛澤東所住的蘆林一號，短短的兩公里，開車卻花了40分鐘的時間。毛澤東看到葉劍英進來，站了起來，問他近來身體可好，湘潭習慣不習慣？葉劍英沒有講下放湘潭的種種苦衷，只是笑著說，去年11月他和曾山等一起從湘潭去韶山的事情。毛澤東開玩笑地說：「你一去再去韶山，不要把我搞成什麼天才哦！」“不，您是我們的領袖和導師。”葉劍英發自肺腑地說。毛澤東認真地說：“還是那句話，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林彪和陳伯達說我是天才，其實發現天才的人，才是天才。我多次說過不設國家主席，別人偏偏要設國家主席。這個國家主席，哪個想當就當，他們想設國家主席嘛，搞突然襲擊。”葉劍英頻頻點頭，表示堅決擁護毛澤東的意見。這次深夜召見，是毛澤東即將重新對葉劍英付以重任的一個信號。
毛澤東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後採取的包括批陳整風運動在內的一系列措施，使林彪集團的權勢遭到削弱，也打亂了他們的陣腳，使他們陷於被動的境地。林彪集團眼見形勢對他們不利，決心鋌而走險，策劃武裝政變。事情敗露後，1971年9月13日，林彪夫婦和兒子林立果乘飛機北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9月24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葉劍英重新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