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一名社區書記的一天——
「忙得沒有時間概念」（一線抗疫群英譜）
趙媛（右）為社區獨居老人送早餐。
本報記者 張武軍攝
與武漢市江漢區民意街天后社區黨委書記趙媛說話不到15分鐘，她已經接了3名社區居民的需求電話。這是個混合型社區，包括一個基礎條件較差的老片區和兩處有物業管理的新片區，是武漢最尋常不過的一種社區類型。目前，社區的39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已全部送醫，居民生活秩序一天天恢復。
「老片區巷道狹窄，面臨防疫防火雙重壓力，每天要巡查兩次。」3月12日上午10點，記者跟著趙媛進入老片區。樓道里張貼著紅色的抗疫宣傳標語，穿著防護服的保潔員在做消毒。
一路上，好幾家住戶詢問趙媛，有問關於發放愛心蔬菜的，還有打聽補助金的，一段不到20米的路，走了近20分鐘。「3個片區加起來近2000戶人，當然想照顧到全部居民。」趙媛講話語速很快。
站在蜿蜒曲折的巷子裏，趙媛告訴記者：「你們看，一家數口擠在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裡，隔離40多天多不容易，這是在極限中的堅持，他們有情緒該被理解。」
與記者見面前，趙媛一早已去過社區所轄的尊榮國際片區，為下沉幹部值守點安排桌椅，叮囑物業加強對高層頂樓平台的值守。一回到社區服務站，趙媛又忙著對照居民需求表檢查網格員買回的藥品，督促工作人員把送給居民的物件提前擦乾淨……社區網格員小趙說，「1月19日社區啟動防疫工作後，趙書記就這樣沒休息過一天。」
這一路，趙媛的確很忙。給肖婆婆送牛奶，聯繫醫護人員上門量血壓；應一名患有失憶症老人要求送第二次午飯，對老人記錯不作爭辯；為一名要去醫院做腎透析的居民安排車輛……到中午1點，她還沒吃上飯。
「謝謝你們接我回家。」下午3點，社區一名康復者彭先生從隔離點解除觀察。趙媛和江漢分局民意派出所朱警官幫忙辦好相關手續，遞過去兩瓶酒精消毒液。一路上，趙媛叮囑彭先生要休息好。
這不是當天趙媛接回社區的唯一居民。晚上8點，她和同事剛剛把一批愛心牛肉分發到位，又接到電話通知，社區一名在外地確診、隔離期已滿的居民即將到達武昌火車站。放下電話，趙媛馬上與相關部門反覆溝通，協調到了接送車輛。晚10點半，趙媛把居民帶回社區安頓。一天的工作，剛剛結束。
趙媛今年40歲，2003年起先後在民意街4個社區工作過，這是她到天后社區工作的第五個年頭。「疫情防控期間工作繁重，每天忙得沒有時間概念，這是對我職業生涯的一次考驗。」她笑著說。
近段時間，她每天都是從早忙到晚。工作最深的感受是什麼？「對居民負起責任，小事不小！」趙媛如此感慨。
她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一名確診患者家中有高考生，很著急。」趙媛告訴記者，他們一邊聯繫床位一邊安撫患者，協助她安頓下來。留下的孩子，社區安排人每天送飯、送物資，還向家屬報平安。這家人聽說後才放下心來，也特別感激。
現在，社區海山友誼城片區已經插上武漢市「無疫情小區」的旗幟，越來越多的居民陸續回家，趙媛說：「相信社區很快就會像以前一樣熱鬧。」
神州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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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封城」幾天後，江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來自意大利的副教授莎拉（Sara Platto）拒絕撤回國，選擇留下來。當時，她的家鄉尚無一例確診，母親得知她的決定非常生氣，曾試圖要求義大利外交部門強制女兒回國。
那是武漢最為艱難的時候。鄰居發現莎拉一家選擇留下後，敲門送來蔬菜、意大利麵，以及一張寫著「莎拉，要堅強」的卡片。
兩個月內，形勢陡然變化，湖北好轉，意大利卻成為歐洲疫情的「震中」。3月18日，莎拉向南都記者表示，現在她的家鄉就像曾經的武漢一樣，有著一流醫療資源，病人卻太多太多。
她一邊記掛著還在義大利的年長的父母，一邊也在「封城」的武漢努力維持自己的生活秩序，通過微信群分享生活，相互取暖，鼓勵旁人。
對話莎拉
綜合評估風險後，決定留在武漢
南都：你是怎麼來到武漢定居的？
莎拉：我來自意大利布雷西亞（Brescia），13年前來到中國工作。2007年，中國科學院邀請我去開一場有關人類與海豚互動的演講，那場演講讓我遇到了我後來的導師，也成為我去中科院大學做博士後的契機。
8年前，我搬來了武漢。我現在是江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副教授，負責動物行為學、動物福利等課程，也是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的科學顧問。
南都：你是什麼時候注意到疫情的？
說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幾個人生病被送到了醫院。我對動物疾病比較熟悉，當時有些懷疑。一個潮濕的市場裏的人們生病了不是什麼好的預兆，但我沒想到會是破壞力如此巨大的疫情。
官方正式宣佈「封城」時，各種消息鋪天蓋地，我那時不害怕，但確實有些擔憂。
「封城」那天，1月23日，剛好是我兒子的12歲生日。可憐的娃，我們只能取消了原本的聚會，他用微信的視頻會議功能，和朋友一起過了一個遠程生日會，只有一個小蛋糕。他大概感覺比較奇怪，也有點失望吧，畢竟還是孩子。
南都：疫情期間，為什麼拒絕回國，選擇留在武漢？
莎拉：「封城」幾天後，義大利駐華使館打電話通知我回國時，義大利還沒有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我前後拒絕了他們四次。
我對冠狀病毒並不陌生，但在做決定之前當然還是需要搜集新冠肺炎的所有信息。我通過朋友聯繫到意大利一位病毒學家，開始做風險評估。我考慮的信息包括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傳播方式、癥狀、重症與輕症的比例、重症與輕症的患者在不同年齡層的分佈。綜合考慮之後，我決定留在武漢。
我認為，相比於擠上一架有很多人的飛機，待在家裏的感染風險更低，留在武漢其實更安全。
南都：你的兒子同意你的看法嗎？
莎拉：我問了我12歲的兒子。我和他首先想到的其實是我們家的兩隻貓，Gingy和Deawy，它們也是家庭成員。我兒子說：「如果我們不能帶它們一起走，我們就不能離開中國。」
莎拉的兒子Matteo.
離開中國意味著要找到另一個人夠照顧貓，這對雙方來說都很難確保百分百安全。我跟兒子說，如果我們必須離開，我們一定會帶上它們。然後，我向他解釋了目前的形勢，他說，如果我對自己的風險評估是自信的，他也相信我的判斷。我們倆一直比較冷靜。
當然，撇去科學家的身份，作為一個母親，我是有擔憂的。後來也會想，做的這個決定對我的孩子來說是不是最好的？
家鄉成為意大利確診第二多城市
南都：在義大利的家人聽到你的決定的時候有什麼反應？
莎拉：我告訴我媽媽我們要留下的時候，她很生氣，快氣瘋了。我妹妹告訴我，母親說要打電話給義大利外交部長辦公室，希望外交部強制要求女兒回家。
很久以前，我在加拿大一個海豹救援中心參加項目時曾因信號問題失聯過幾天，當時我媽媽就打電話到義大利外交部長辦公室了。
疫情期間，有一天凌晨兩點，我又接到了意大利駐華使館的電話，當時真的很擔心會被強制要求離開。還好，原來那邊是請我幫助一名因發熱無法登機回國的意大利交流生。
南都：家鄉和家人目前的情況如何？
莎拉：我的家鄉布雷西亞現在是意大利確診病例第二多的城市，僅次於貝加莫（Bergamo）。我父母現在還好，但他們歲數都大了，我特別擔心。
義大利北部可以說擁有在歐洲範圍內一流的醫療資源，布雷西亞市裡最大的醫院是歐盟的研究基地。問題在於，就跟曾經的武漢一樣，醫院裡的病人太多太多。
布雷西亞市政府為防控疫情嘗試的一些措施也是武漢採取過的，不過意大利的「封城」跟武漢的「封城」不太一樣，部分人仍然可以去上班，人們還是會出去買吃的，因為網購完全沒有發展起來。大家對於「封城」的反應不太一樣，有些人比較害怕，有些人就不是特別在意。現在在義大利，隨意出門不戴口罩的人，如果被警察碰上會被罰款。
中國鄰居送來意大利麵，留言「要堅強」
南都：你跟其他留在武漢的義大利人如何適應疫情中的生活？
莎拉：平時武漢城裏大概有上百名義大利人吧，現在留下來的有10人。我們創建了一個微信群，一起分享日常生活。我有一個麵包機，就讓朋友遠程教我做麵包。但是剛開始的時候我放太多酵母了，感覺麵包機都快要被撐爆，麵包從容器裏面擠出來，變成一個「核彈包」。我們把這些好笑的瞬間分享出來，提升大家的士氣。
群里有一些包括博士生在內的留學生，我和另一位在武漢生活時間較長的意大利人就教其他人一些經驗，以此對抗焦慮和恐慌。
南都：武漢社區管控力度升級後，你如何解決生活物資問題？
莎拉：我們樓棟有一個微信群。小區嚴格限制外出之後，我們沒辦法出門去超市買菜。我在群里問怎麼買食物，人們開始在議論，「哦，她是義大利人」“她需要意大利麵和意大利麵醬”。30分鐘後，我聽到門鈴響，打開門看見我的兩個鄰居，其中一個是我之前不認識的。他們帶來了兩大包食物，一包是蔬菜，一包是意大利麵。他們還給我留了一張便條：”Sara, be strong. China will solve the problem.（莎拉，要堅強。中國會解決問題的。)”
我的鄰居們人很好，一直都在教我怎麼買菜。我在群里能感受到，他們很團結。
我們絕對不該忘記這份團結。這段日子也是我們的孩子重要的一課。疫情過後，一些人面臨悲痛與哀悼，一些人可能承受經濟上的打擊，我們應該向彼此伸出援手。
我還想說，病毒就是這個星球環境的一部分，在人類出現之前已經存在了很久。過去的30年，我們看到動物傳染病的種類大幅增長，這跟環境惡化、人類闖入野生動物的棲息地緊密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