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約翰·馬吉（前排中間）與鼓樓醫院工作人員及患者合影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24期，原標題為「24名外國人死守南京城」。
「……這一天正是日軍進城的日子。任何人由於恐懼或受驚而逃跑， 任何人天黑以後在街道或小巷被流動巡邏兵抓住，幾乎都會被就地處決 而文雅的( 日本) 官員演說卻宣稱：唯一的宗旨是為中國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國政府宣戰。簡直令人作嘔。」
之一。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佔南京，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場大屠殺開始。國民政府已遷都重慶，各國使館紛紛撤僑，英美記者被迫撤離。南京成為與世隔絕的地獄。有22名西方人自願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保護了大約25萬中國人，並想方設法把日軍屠城真相送出重圍，使日本政府在國際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將大屠殺主要責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將校80 餘人撤換回國。在南京城外棲霞山江南水泥廠難民營，還有兩名西方人保護了3萬多難民。
得到西方僑民救護的南京千千萬萬難民感激地稱讚他們是「活菩薩」、“守護神”。難民們說：“使中國人免遭徹底毀滅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為數不多的外國人。”
貝德士：衝破封鎖隻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駐中國第3 艦隊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國使節發出通告，宣稱日本空軍將於9 月21 日正午12 時以後對南京採取轟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國人士迅速離開南京。各使館為保全國民從1937 年8 月中旬就開始撤僑。
當時金陵大學歷史系美籍教授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慶幸自己躲開浩劫，還與家人分別、衝破封鎖隻身回到南京。1936-1941年期間，他曾7次訪問日本，代表基督教教會，利用當地資料研究亞洲現狀、日本社會狀況及政府政策動向。從貝德士遺稿可以看出，他在1937年之前就向國際社會發出警告：日本軍國主義必將推進大規模侵略戰爭，當時只有極少數美國學者認識到這一點。
和貝德士一起留下的，還有美國長老會牧師米爾斯，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農藝學教授里格斯，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辦事處負責人約翰·拉貝，美國聖公會南京德勝教堂牧師約翰·馬吉，美國基督教南京青年會牧師喬治·費奇（又名費吳生），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美籍代院長特里默，醫生威爾遜，德國禮和洋行工程師克勒格爾等。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其中有15人來自美國教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北美學生海外佈道運動興起，一批年輕的傳教士應此潮流來華，在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任教。這些學者型傳教士自稱“南京幫”，將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業。
辛德貝格在江南水泥廠難民區舉著丹麥的國旗
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大舉西進，直逼南京。金陵大學董事會董事長杭立武邀約留下的這些外僑，決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區」，供難民避禍。東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漢中路，西至西康路。這是一塊只有4平方公里的狹長地區，位於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今南京師範大學），鼓樓醫院，美、德、英、日大使館及許多政府機構、高級公寓、私人洋樓都在安全區範圍內。
德國人拉貝被選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杭立武被推為國際委員會總幹事兼安全區主任。後來杭奉命護送朝天宮古物西遷，離開南京，總幹事一職由貝德士繼任。經杭立武推薦，喬治·費奇被國際委員會聘為副總幹事，兼安全區副主任，主持安全區的實際工作。總稽查由約翰·馬吉牧師兼任。安全區為體現人道、中立，去除政權色彩，掛的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而是民國初年使用過的五色旗；徽章上畫著黑圈紅十字。大批難民湧向紅十字庇護的區域。到12月16日，難民所已發展為25個，後來居住難民人數達25萬。日軍為使安全區崩潰，百般刁難米煤供應。為養活這幾十萬人，國際委員會成員一方面與日軍談判爭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購買。貝德士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不再吃麵包，和難民一樣喝稀飯，以節約糧食。
西方僑民在救護中國難民期間，還在安全區的難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國軍隊高級將領與軍官。按照國際慣例，安全區應當保持中立，只收容難民和解除武裝的軍人。掩護抗日軍官，如被日本人發現，極有可能給國際委員會和整個安全區帶來滅頂之災。但同情中國的外僑決定冒險。第72 軍軍長兼第88 師師長孫元良被魏特琳隱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女難民中；教導總隊參謀長邱清泉被貝德士藏在金陵大學管理大樓最頂層密室；教導總隊第二旅參謀主任廖耀湘被卡爾·京特與辛德貝格藏在江南水泥廠的難民營中；南京衛戍司令部衛生部部長金誦盤先被藏在美國大使館，後被轉移到金陵大學美籍教師宿舍樓；南京衛戍司令部的參謀龍應欽與周上校被藏在拉貝住宅的二樓。西方僑民將他們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國抗日的精英力量。
費吳生：將膠捲縫在大衣襯裏帶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淪陷。拉貝和喬治·費奇立刻來到安全區最南邊的漢中路同日軍交涉。費奇在地圖上用鉛筆划出標記，告訴日軍安全區的位置。日本軍官說：「請放心！」拉貝和費奇信以為真。沒想到他們還未離開，就親眼看到日軍擊斃20名驚慌逃跑的難民。接著日軍又闖進安全區，強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費奇痛心疾首地給友人寫信道：“我們忙著解除他們的武裝，表示他們繳械後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們是失信了。不久他們有的被日軍槍殺了，有的被戳死了。他們與其束手待斃，不如拚命到底啊！”
在這些外僑中，費奇與中國的緣分也許是最深厚的。他還有一個名字叫費吳生，因為他生於蘇州。父母是傳教士，早年從美國來到中國。1913年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中，數十萬難民湧入上海，費吳生所在的基督教南京青年會立即開展救濟工作。在這期間他與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說費吳生不僅是中國通，還算得上中國革命的元老。
1937年12月19日，費吳生與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學，看到一個姑娘正被三個日本兵和一個騎馬的日本軍官追趕，費吳生一把將姑娘推進自己的汽車，關上車門就向校門外開去。日本軍官悍然橫馬擋在車前，但是馬害怕汽車發動機聲閃到一邊，費吳生等人便開足馬力飛馳而去。但更多時候，他們根本無力阻擋野蠻的燒殺淫掠，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發生，悲憤地將暴行如實記錄。費吳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 年1月11日期間的日記，於1938年1月23日由德國人克勒格爾秘密帶往上海，立即廣為流傳，引起中外輿論界震動。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視野》雜誌刊登了費吳生的日記。此文後來又經縮寫，刊載在當時美國發行量極大的《讀者文摘》。從1946年東京審判到今天，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軍國主義罪責的鐵證。
1938 年1月23日，費吳生獲准離開南京，他將一份膠片縫在駝毛大衣的襯裏，帶往上海。這份長達400英尺、分為8卷的膠片，放映時間達105 分鐘，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影像文獻資料，由牧師約翰·馬吉拍攝。費吳生和正在上海的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對影片進行了剪輯，並給影片的各部分加了英文標題。然後送交上海柯達公司製作了4份拷貝帶到英、德、美國。
一名中國女子在田間勞作時被日本兵脅迫，反抗逃脫時遭到槍擊，教會的車正要將她送到醫院
約翰·馬吉：拍下南京大屠殺唯一的影像資料
約翰·馬吉1884年出生於美國一個律師家庭。他在耶魯大學和麻省劍橋聖公會神學畢業後，1912年作為牧師被美國聖公會派往中國。南京大屠殺期間，他擔任國際安全區總稽查。目睹日軍暴行，馬吉感到一種「無法用語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於拍攝福音傳播的貝爾牌16mm家用攝像機，在鼓樓醫院一帶拍攝紀錄片。當時日軍對外籍人士行動嚴格控制，攝影攝像絕對禁止。馬吉牧師在影片的引言中寫道：“必須小心謹慎地行動，攝影時千萬不可讓日本人看見”。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反訴日本右翼作家名譽侵權案一審宣判，日方敗訴。審判中有一件重要證據即是馬吉拍攝的紀錄片，畫面中有當時才8歲的夏淑琴。她被日軍連刺數刀昏死過去，待她醒來時全家9口有7人慘遭殺害，只有她和年僅4歲的妹妹僥倖生還。當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難民區進行難民申報。她的悲慘遭遇引起了馬吉的注意。馬吉去了中華門內新路口5號夏淑琴一家慘遭殺害的現場，用攝影機攝下慘狀。70年後馬吉拍下的證據為夏淑琴討回公道。
馬吉的記錄片有4份拷貝。送到英國的拷貝，被傳教士穆里爾·萊斯特小姐帶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貝回到德國柏林放映了馬吉拍攝的這部紀錄片。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也觀看了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獸行令戈培爾都震驚，據說看到那些慘不忍睹的鏡頭時他還嘔吐了好幾次。
1953年，馬吉牧師在匹茲堡去世。1991年8月，約翰·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從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親遺物中，找到了馬吉牧師當年拍攝的膠片拷貝和使用的那台16mm攝影機。這成為南京大屠殺證據搜集史上一個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衛·馬吉將攝影機捐贈給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馬吉牧師曾經傳教的道勝堂教堂，現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學圖書館。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關區政府特將其命名為約翰·馬吉圖書館。
辛德貝格和京特：送抗日名將廖耀湘過江
在馬吉拍攝的錄像中，有15個江南水泥廠難民營的鏡頭，是丹麥人辛德貝格協助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剛剛建成的江南水泥廠正準備運營，傳來了淞滬失守的消息。工廠進行了緊急人員疏散，但機械設備無法運走。設備來自德國和丹麥，德國是日本的同盟，丹麥是中立國，董事會成員請求兩國以債權人身份派員入駐。於是兩國分別派來了卡爾·京特和辛德貝格兩個員工。
江南水泥廠外側有一道有刺的籬笆牆，寬一尺；還有一條約10米寬的護廠河。日軍進城後，難民蜂擁而至，辛德貝格和京特決定把這些難民收容下來。他們設立了一個工廠保護區，面積甚至比南京城內的國際安全區還要大。1938年3月，丹麥一家報紙上發表文章，題為《最大的丹麥國旗飄揚在中國南京》，文中引用辛德貝格這樣一段話：「我讓人在廠房屋頂上用油漆繪出一面約1350平方米的丹麥國旗，從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這一定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面丹麥國旗。」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貝格想將幾名受傷的難民帶到南京城醫治，遭到日本兵阻攔。不久，難民區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被手榴彈炸傷，辛德貝格決定豁出去了，騎著摩托車帶孩子進城，闖關成功，把孩子送到鼓樓醫院的美國醫生威爾遜手中。威爾遜不僅及時救治了孩子，還給了辛德貝格藥品、繃帶和兩個護士。京特出生在中國，知道中國人信任中醫，於是想辦法請了幾個中醫進廠。就這樣，辛德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廠的單身宿舍辦起了一個小醫院。
在江南水泥廠難民營附近有一個棲霞寺難民營，深受日軍的騷擾和威脅。20多名和尚代表難民寫了5封抗議信，請求辛德貝格把信翻譯成德文和英文，再進城分別轉交給了拉貝和德國使館。棲霞寺難民營當時有一個重量級 「難民」抗日名將廖耀湘，南京失守後他來不及撤退，搭一個農夫的馬車躲過日軍搜索，藏進棲霞寺。後來，棲霞寺的和尚與辛德貝格和京特取得聯繫，他們偷偷將廖耀湘用小船送到長江北岸。
東京審判出庭作證
在救助難民過程中，國際委員會成員受到日軍威脅甚至毆打是家常便飯。他們的日記中都有詳細記錄：1937年12月16日晚上，貝德士被喝醉的士兵從床上拖起；18日在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被士兵用手槍威脅。農藝學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軍將平民帶走時遭到日軍毆打；1938年1月9日晚上在自己住所附近被士兵用刺刀威脅。醫生威爾遜12月18日遭手槍威脅；12月21日中午「差一點被槍殺了」
據社會學教授史邁士記錄，一天晚上，傳教士們坐在一起吃晚飯，有幾個人說：「我們之中誰最先被殺死，我們就把他的屍體抬到日本使館門口放著。」有幾個人則說:“我願要麼做那個被抬的，要麼去抬別人。”
這些國際友人萬幸度過劫難，他們最終等到勝利，在東京審判中出庭作證。
1946年8月15日，馬吉牧師在東京出庭作證，向法官陳述了他在南京親歷的種種日軍暴行。南京軍事法庭審判大屠殺主犯谷壽夫時，放映了弗蘭克·庫柏編導的影片《中國的戰爭》，其中有很多馬吉拍攝的鏡頭。
美國醫生威爾遜，大屠殺期間在鼓樓醫院獨自承擔全部外科手術，胳膊累腫了也不能休息。他還堅持幾乎天天寫日記。他在東京審判書面證詞中寫道：「日軍入城後不久，送往鼓樓醫院救治的平民人數急劇上升日軍針對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續六周多後才開始減退我保證以上所述完全屬實，1946年6月22日。」
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國際委員會在大屠殺持續6個星期內送交日本大使館70個報告，具體記載了數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幾乎每天帶一份報告前往日本使館，而這些報告的內容迅速經使館送往東京，外相廣田宏毅、上將松井石根、參謀長武藤章等高級官員不可能不知曉。1948年11月4日，這三名戰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抗戰勝利後，中國政府給這些幫助過中國的外國朋友頒發了勳章。對於貝德士和費吳生等人來說，他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在中國度過，又和中國人經歷了這場生死與共的大劫難，他們也許想在中國待一輩子。但1949年，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貝德士曾試圖在他的宗教信仰與中國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中尋找共通之處，他覺得自己可以在新政權下繼續從事教育和研究。1950年韓戰爆發使一切成為泡影。作為金陵大學少數被“禮送”而不是被驅逐的美籍教師，他離開了工作30年的大學。費吳生在1940年甚至受邀訪問延安。由於信仰和政治觀點的不同，費吳生對共產黨抱有成見，他早年在中國的事迹也便不再被提及。1967年，費吳生撰寫了一部回憶錄《我在中國八十年》，在台灣出版。這部回憶錄中詳細記錄了1937-1938年他在南京的親身經歷，時至今日還是指控大屠殺的有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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