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中共黨史上，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早年投身革命，是黨內元老，並且早年都曾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手握重權，但他們在建國後都只擔任了與其資歷不符的職務。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有王稼祥、陳昌浩、何長工。
本文來源：《快樂老人報》2012年2月2日第16版，原題：《高開低走的幾位中共元老》
在中共黨史上，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早年投身革命，是黨內元老，並且早年都曾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手握重權，但他們在建國後都只擔任了與其資歷不符的職務。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有王稼祥、陳昌浩、何長工。
王稼祥：七大意外落選是分水嶺
王稼祥早在1925年就加入共青團，並去蘇聯中山大學學習，是黨內留蘇派的代表人物。回國後由於其特殊身份，他擔任的職務一路走高，從中共中央的宣傳部幹事一躍升至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隨後進入中央政治局。在長征中，他在遵義會議上把寶貴的一票投給了毛澤東，之後與毛澤東、周恩來組成「新三人團」，實際上掌握了軍權。之後他因病去蘇聯治療。1938年王稼祥再次回國，他從共產國際那裏帶回了季米特洛夫「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的口信，這一口信被認為是共產國際承認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導的最重要指示，王稼祥從這時起更是受到重用，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不過由於他身體長期不適，並沒有從事具體工作。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七大中，由於被指責為「王明」路線的代表人，加上自身書生氣太濃、群眾關係不好，原本被中央提名為中央委員的王稼祥意外地落選七大中央委員，只是當成了候補委員，這對於王稼祥的政治生涯是個重大打擊，從此王稼祥徹底淡出中共核心領導層。建國後他只擔任了駐蘇聯大使、外聯部部長等職務。
陳昌浩：一場疾病改變一生
報或寫信要求回國參戰，但都沒有迴音。
1951年，離開祖國十餘年的陳昌浩才得以回國。劉少奇等領導同志代表黨中央，親自來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戰友，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徐向前邀請陳昌浩和在紅四方面軍工作過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會。在昔日的老戰友家裏，陳昌浩像一個落魄之人，低著頭，彎著腰，與他昔日之戰友、部屬，當時共和國的將軍們、部長們一一拱手，表示歉意。當他和前妻、時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的張琴秋緊緊握手時，連聲說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對不起你呀！」
回國後，陳昌浩擔任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副局長等閑職，陳昌浩「文革」爆發後遭批鬥，1967年服毒自殺。
何長工：因張國燾拉攏失寵
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何長工在1922年就已入黨，他曾隨毛澤東參加了秋收起義，之後上了井岡山，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毛澤東的「嫡系」。1928年何長工被毛澤東派到王佐部隊做政治工作，收編了王佐部隊。何長工也是朱毛會師的關鍵人物，他奉毛澤東之命到韶關尋找朱德部隊。之後他曾與陳毅、林彪等共事。
遵義會議後何長工任紅九軍團政委，曾與軍團長羅炳輝率部在側翼單獨行動，擔負掩護和配合中央紅軍主力的任務。紅九軍團曾受到張國燾拉攏，這也可能是後來何長工不再被重用的重要原因。此後何長工長期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東北軍政大學校長，不再擔任重要職務。建國後，何長工任工業部副部長、地質部副部長等職務，雖然已是部長，但與井岡山時期的戰友陳毅、林彪相比，職務還是相差很大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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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毛澤東到宋慶齡的北京寓所去看望她
彼此很少交往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從此一發而難以收拾。
周恩來制止了紅衛兵企圖衝擊宋慶齡住所的行為之後，宋慶齡家裏來了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客人——江青。毛澤東派江青來看望宋慶齡，向她解釋「文化大革命」。
17年前，宋慶齡第一次見到江青。那是在她參加開國大典之後回上海時，毛澤東讓江青代表他到前門火車站為宋慶齡送行。兩人在一起交談了不到20分鐘，江青給宋慶齡留下的印象是衣著樸素，善解人意。她後來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講過江青「有禮貌，討人喜歡」。
上世紀50年代，宋慶齡在上海家中宴請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及其夫人，江青曾應邀作陪。當時宋慶齡對江青的舉止文雅、服飾得體，表示十分讚賞。但是，今天已經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顯露崢嶸，即使在宋慶齡面前，也掩飾不住地顯示出一種不可一世的神情。
「聽說宋副主席近來身體不太好，」江青用關切的語氣道，“主席很挂念，特意讓我來看看你！”
接著，江青滔滔不絕地講起「文化大革命」的興起和所謂的“偉大意義”。她的聲音又尖又細，聽上去有些裝腔作勢，讓人感覺到一種歇斯底里般的神經質。
宋慶齡靜靜地坐在沙發上聽著。當江青自命不凡地一個勁吹捧紅衛兵時，宋慶齡忍不住打斷了她的話，說道：「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
江青的臉立刻沉了下來，態度一下子變得冷冰冰的。宋慶齡的秘書事後回憶說：「江青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紅衛兵與她關係重大，她簡直不能想像有人會認為整個運動是錯誤的。而宋慶齡和其他人一樣，當發現江青熱衷於權力之爭時，她便開始討厭江青了。」
從此，宋慶齡有意識地避開了同江青的關係，彼此很少交往。到了「文革」後期，她對江青極少稱呼其名，在親近的人當中，多以“潑婦”代之。有一次在給友人的信中，竟然使用了“那個無恥江青”這樣的字眼。
江青腳踩《宋慶齡選集》
1966年，人民出版社為了紀念孫中山這位一代巨人的華誕，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慶齡題籤書名的兩卷本《孫中山選集》，同時出版新編選的周恩來題寫書名的一卷本《宋慶齡選集》。出版社將這兩部書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組」在釣魚台16樓開會，辦公室趁機發書。秘書剛把《宋慶齡選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她便像瘋了一樣伸手把書扔到地板上，然後抬起雙腳踐踏。江青一邊用勁踩，一邊呶呶不休地說：“總理真是！還給她題字，哼！”同時咬牙切齒地咒罵宋慶齡。
11月12日，人民大會堂。萬人集會隆重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除毛澤東之外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蒞會。在「文革」初期極度混亂的日子裡，能夠如期舉行這樣規格的大會，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江青拒絕出席這次大會。
危難時刻向劉少奇子女伸出援手
不久，1967年的新年鐘聲敲響了。宋慶齡像往常一樣，準備給劉少奇的幾個孩子送賀年片、日記本和糖果，並親自簽上「宋媽媽」的名字。一位工作人員好心地提醒她：“現在送這個合適嗎？”言外之意，劉少奇已是身處逆境。
多年來，宋慶齡和劉少奇一家人私交很深。宋慶齡的政治經驗，使她看出了這場運動的目標之一是徹底整垮劉少奇，這使她感到難以理解。前幾天，她還對羅叔章說：「你要是拿到什麼紅衛兵傳單，給我看一看。我在收集這些傳單，好了解形勢的發展。我很納悶，劉少奇在黨內那麼長時間了，他如果真是一個反黨的內奸，怎麼從來就沒有一個人懷疑過呢？」
此刻，面對工作人員並無惡意的提醒，宋慶齡很不以為然。她說：「有什麼不合適？越是這種時候我越是要送。」
沒過幾天，江青躥到清華大學說，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就定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此後，劉少奇、王光美開始受到殘酷的批鬥。劉少奇的子女們包括曾是早期紅衛兵的平平，都被趕出中南海，回各自學校接受審查批判。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以「叛徒、內奸、工賊」等莫須有的罪名，被“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宋慶齡愛莫能助，她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少奇同志很好嘛，對革命有功勞。他不是壞人，為什麼要打倒他？”義憤之情，溢於言表。
劉少奇的子女天各一方，孤立無援之中，他們想到了敬愛的宋媽媽，立刻給宋慶齡寫信請她幫助尋找父母。宋慶齡立刻將這封信連同自己的親筆信寄給了毛澤東。她又親自給劉少奇的孩子們寫了回信，勉勵他們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學習，並讓秘書帶上慰問品和幾份新出版的《中國建設》去看望他們。1969年10月17日，劉少奇被秘密用飛機押送到河南省開封，單獨監禁在一座與外界隔絕的院子裏。四個星期之後，11月12日，這位共和國元首在陰冷的早晨6時45分去世了。臨終時，只有看守他的人在旁邊。1972年，也就是劉少奇被折磨至死的兩年之後，孩子們才終於獲准到監獄探望他們的母親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聲音顫抖地說：「沒想到你們能活下來！」孩子們悄悄告訴母親：“媽，我們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媽媽最近還給我們回了信，送了雜誌和糖果，鼓勵我們好好學習。”王光美熱淚縱橫。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這對於她和子女們來說，實在是難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
（據《宋慶齡畫傳》廖玉元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