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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為什麼放棄日本的戰爭賠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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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為什麼放棄日本的戰爭賠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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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為什麼放棄日本的戰爭賠償?(圖)

2020年06月03日 17:48

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資料圖)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這相當於當時清朝國庫3年的財政收入。靠這筆錢日本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飽受侵略戰爭蹂躪的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回顧這段歷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嘆!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需要指出的是,在處理歐洲戰事賠款問題上,英美聯合起來與蘇聯分庭抗禮,而在太平洋戰場和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儘管蘇聯憑藉自己的實力和當時的地位與美國採取抗衡的態度,但美國採取有關措施和步驟,使之握有對佔領日本和處置問題的實權,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佈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日本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可以用來賠償。

戰後初期,美國對於日本賠償的態度還相當積極,後來稍有動搖,但還是於1947年4月4日採取單獨行動,發動了「先期拆遷」。可是隨著美蘇對立日益尖銳,再加上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順利進展,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在遠東方面,美國亟盼建立一個反蘇反共的基地,而環顧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這個條件。於是扶持日本抵賴賠償,就成為美國的基本方針。

本來,按照1946年3月美國政府所制定的「臨時賠償方案」,「先期拆遷」計劃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是,隨著時局的變化,美國為自己狹隘的戰略所考慮,對這個30%的賠償範圍一減再減。最後中國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這期間國民黨政府派出的中國首席代表吳半農多次嚴正交涉。但美國一意孤行,不予理會。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美英協調策劃單獨對日媾和。此時,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台灣。至1950年4月,印度英國印尼等國家承認了新中國。韓戰爆發,美國加緊了單獨對日媾和的工作。

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初,作為當時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也曾有過對日索賠的打算。此時,台灣當局為得到美國的支持和幫助,在日本賠償問題上一改原來的積極立場,轉而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對美國對日和約七原則和備忘錄採取「無可奈何」的態度關於賠償問題,台灣當局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簽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簽訂雙邊條約。其實,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個陰謀,目的是迫使台灣當局在談判中作出讓步,放棄戰爭賠償,與日本媾和。

1952年2月17日,台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台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綜觀整個簽約過程,台灣當局為求得一個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處處委曲求全,步步退讓,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令每個正直的華夏子孫羞愧。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52年4月27日,台灣當局與日本簽訂所謂的「日華條約」,雙方宣佈“結束戰爭狀態”,建立所謂的“外交關係”,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給予了強烈的譴責。而此時,中國大陸與隔海相望的日本的關係還處於冰凍期。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採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設置了不少障礙。

隨著民間貿易與文化交流的不斷發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實際上進入了半官半民階段,恢復日中邦交已為期不遠。但恢復邦交,必然要對戰後日本賠償問題作出決定。在這一問題上,我國領導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態。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國人事先卻沒有打個招呼,而是以一種突然襲擊的方式,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台,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佈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隨著邦交正常化時機的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又一次擺在中日兩國政府的面前。

在田中訪華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對方提出賠償,只要數額適當,他打算賠!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台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台灣斷交。中央關於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周總理的態度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襟懷,也代表了一個泱泱大國的寬容大度和長遠眼光。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簽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二戰結束後,蘇聯從德國獲得120億美元的戰爭賠償;猶太人從德國獲得600億美元的賠償。而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賠償要求。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即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佈予以放棄。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72年3月4日午夜,江青服了第三次安眠藥後,進入卧室準備睡覺。護士小趙(趙柳恩)按照醫囑和江青的要求,把另一份安眠藥放在床頭柜上,以備江青萬一睡不著時順手就可以拿到自己服用。做完這些,小趙回護士值班室準備休息時,已是5日凌晨4點鐘了。

安眠藥引發風波

一個小時後,江青突然打鈴叫小趙,問:「今天晚上你為什麼不給我放備份葯?我只睡了一小時就再也睡不著了,想吃備份葯,結果沒有找到,你給我解釋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小趙說:「那備份葯我給你擺上了,是不是你吃了以後,忘記了。」江青火冒三丈:「難道我一個政治局委員還誣賴你一個小護士嗎?別解釋了,快點把那份葯給我拿來,否則我今天晚上睡不好覺你要負責。」

小趙只能按照醫生的囑咐按時按量伺候江青服藥,不可以擅自給她增加藥量。她委婉地說:「我去問問大夫,看能不能再增加藥量?」江青吼道:「你一個小小的護士是聽我的還是聽大夫的?這根本就不是增加藥量的問題,而是少我一份備份葯,是叫你給我補上。」小趙非常為難,趕緊去請示大夫,又適當增加一點藥量,服侍江青服下。然而,江青長期服用大劑量安眠藥,有了很強的抗藥力,那天晚上她連服5次安眠藥,不但沒入睡,精神反而興奮起來。她想來想去,懷疑是小趙受了小周(護士周淑英,因結婚引起江青不快,一度被關押、審查)的指使給她吃了毒藥。

江青實在躺不住了,起床後橫眉豎眼地問小趙:「我問你,你是從什麼地方調來的?」小趙說:「是從三○五醫院調來的。」江青又問:「在三○五醫院以前你在哪裏?」小趙說:「在廣州軍區。」江青就捕風捉影地說小趙是黃永勝的人(黃任過廣州軍區司令員),吼道:「是黃永勝把你派到我這裏來的吧?」

叫來8位政治局委員

江青折騰小趙到晚上9點鐘,命令我打電話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馬上到17號樓開會。包括周總理和葉劍英在內,一共來了8位政治局委員。江青質問我:「林彪的坐探小周是怎麼調來的?你說!」我答道:「工作人員的調動是上級組織的事,小周是怎麼調來的我不清楚。」江青又把矛頭指向小趙:「你給我吃這樣大劑量的安眠藥,是不是小周指使你乾的?」小趙說:「確實不是小周指使的,吃多少葯是醫生根據你的身體情況和你商量定的。」

江青發難了一遍,沒有問出她需要的東西。周總理很氣憤地對江青說:「你不能對工作人員態度好一點嗎?你用這樣的態度問話怎麼讓人家講話?我都緊張了,他們都是孩子能不緊張?聽說你把小趙的領章帽徽撕掉了,我都替你難過。」葉劍英把江青經常服用的安眠藥單子拿過去看了看說:「你今後不吃不行嗎?」江青說:「不吃睡不著覺。」葉劍英又問:「那少吃點行不行?」江青說:“少吃也不行。”葉劍英走到一旁,往沙發上一靠,呼呼睡覺去了。張春橋、姚文元見周總理批評了江青,又見葉劍英將了江青的軍,也不敢給江青幫腔了。江青感到很尷尬,說:“你們都知道我有病呀,我現在該吃藥了。”她對小趙說:“快給我葯吃。”江青吃完葯,悻悻地離開17號樓大廳到禮堂看電影去了。

第二天,汪東興根據周總理和葉劍英的意見,及時將此事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非常氣憤,說:「江青私設公堂,要拿她問罪。」

讓秘書代筆給毛主席寫信

上午11時左右,江青還沒起床,就打鈴叫我。我讓小趙跟我一起進去。江青穿著睡袍半躺半靠在床上,見我進去後坐了起來。她做著手勢,連聲說:「你過來,你過來,離我近點。」我走過去,她一下子用雙手緊緊握住我的手,連聲說:“我昨天晚上驚嚇了你們啦,驚嚇了你們啦!”我愣住了,江青今天的態度和昨天判若兩人,是怎麼回事?接著,江青說:“我想給主席寫封信,可是我連拿筆的力氣都沒有了,我說你寫。”我明白了,她是假裝給我們道歉,實際上是為了叫我代筆給毛主席寫信。

話,請他們由專人於當天把信傳到中央領導同志手中。

江青寫這封信的目的很明確,是想請毛主席表態,把工作人員打成「現行反革命」,向中央領導同志證明她的判斷是正確的。然而,信轉了一大圈,退回江青。她顯然看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看過信以後都沒有畫圈,遭到了冷遇,有些不高興,但她還是把它當作寶貝一樣,鎖進她自己的保險柜里。

汪東興:是對準我來的

後來有一天,汪東興和我一起回憶起此事,他說:「那天江青打電話通知總理、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吳德、張春橋、姚文元和我,8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到釣魚台17號樓……江青說:‘楊銀祿、周金銘(警衛員)、趙柳恩有問題,我一是要對他們進行審訊,二是叫公安部把他們抓走。’總理說:‘你認為工作人員有什麼問題,我們不能對他們進行審訊,而應該叫談話。’江青不同意叫談話,應該審訊……我認為那是私設公堂,侵犯人權。她表面上是對工作人員的,實際上是對準我來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嘛。當時,葉劍英同志……頭往沙發上一靠睡覺了,還打出了鼾聲。我小聲問葉帥,這樣緊張的氣氛,你怎睡著了?葉帥小聲說:‘我沒有睡著,我是裝睡著了。她這樣鬧,我們不該來。’我說,我們事先不知道她叫我們來有什麼事,總理也不知道。葉帥說:‘真糟糕!這不是為江青助威嘛。’葉帥說得對,是為江青胡鬧起了助威作用,但是,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堅持了原則,才使江青的陰謀沒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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