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鐵掙錢有多難？每天上千萬客流 卻還要政府補貼

（原標題：每天上千萬客流，卻還要靠政府補貼，地鐵公司掙錢有多難？）

一座城市，每天1000萬上下的客運量，一年30多億人次的總客流。

這是北上廣城軌交通的平均成績單。但即使是這麼「擠」，“地鐵運營如何實現盈利”仍是普遍面臨的世界級難題。

圖片來源：攝圖網

上半年過去，上海清算所官網上，內地許多地鐵公司已陸續披露2019年度財務報告。在公佈的數據中，各地地鐵公司2019年營業總收入高則超200億元，低者也有過億收入。但從盈利來看，卻只有深圳一枝獨秀。

數據顯示，2019年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凈利潤超百億（116.9億元）；而其他城市的城軌交通，則多在收支平衡線上下掙扎，不少還依賴於政府補助。

地鐵掙錢怎麼這麼難？深圳經驗是否有可供參考之處？

「入不敷出」

作為公共交通工具，地鐵的作用不僅在於改善民生，對於區域經濟發展的促進也是肉眼可見。

根據《城市軌道交通2019年度統計和分析報告》，

截至去年底，內地已有40個城市開通了城市軌道交通，運營線路208條，總長度達6736.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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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2019年全國平均運營收支比為72.7%。其中，運營收支比超過100%的城市有杭州、深圳、北京、青島；其餘城市運營收支比均低於100%。

「整體看，我國城軌交通運營成本入不敷出依然是普遍狀況，需要政府補貼。」

數據來源：城市軌道交通2019年度統計和分析報告、各地地鐵或軌道交通集團2019年財務報告（僅計入上海申通地鐵股份有限公司數據）整理製圖：城市進化論

概況之下，地鐵公司的財務報告則更詳細地勾勒出了收入支出的來龍去脈。上半年，上海清算所已披露內地22城地鐵公司的2019年度財務報告。營收總收入的前五名，由高到低依次為深圳、廣州、武漢、杭州和蘇州。

從盈利情況來看，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一馬當先。過去一年，深圳地鐵不僅實現營業收入209.9億元，同比增加84.9%，凈利潤更是高達116.9億元，同比增加61.2%。

深圳地鐵可以說是內地最賺錢的地鐵公司。2018年其72.49億元的凈利，也超出第二名武漢地鐵近60億元。相較之下，其他城市城軌交通的盈利狀況，卻多不盡如人意。

以億元計，另外21城中僅武漢、杭州、廣州3座城市，凈利潤在兩位數以上，但無一超過深圳地鐵凈利潤的零頭。

上海、濟南、寧波、蘇州、西安、瀋陽、重慶等不少城市地鐵公司的凈利潤，更是在1億元以下，接近零值水平線。

緣何虧損

為什麼地鐵那麼多人坐，還賺不到錢？

以重慶為例，至2020年5月，重慶共計開通9條線路，運營里程329公里，覆蓋主城全域，日均客運量近300萬乘次，最高日客運量373.9萬乘次。在2019年城軌客運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中，重慶位居第7位。

數據來源：《城市軌道交通2019年度統計和分析報告》 整理製圖：城市進化論

儘管處在流量「上位圈」，但重慶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報告卻顯示，其營業利潤虧損約3241萬；包含政府補助的約3976萬營業外收入，成為凈利潤回正的主要資金來源。

圖片來源：重慶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報告

客流量排名前列的城市尚且如此，客運強度不達標自不必說。

按照2015年國家發改委的文件要求，擬建地鐵初期負荷強度，不低於每日每公里0.7萬人次。而根到2019年4月，昆明、寧波、廈門、東莞、貴陽、烏魯木齊等多座城市，地鐵客運強度均未達到此標準。

其中以昆明為例，昆明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2019年的營業收入僅為4.8億元；營業成本則多達5.6億元，高於營業收入。

2016年9月，時任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的趙辰昕就曾表示，當時國家已批複了43個城市，約8600公里的城市軌道交通建設規劃。而隨著建設成本逐年攀升，平均每公里的建設成本達到7億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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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人力成本來看，根據2018年南京地鐵票價調整聽證會期間給出的一組數據：南京地鐵人員編製一直保持在36人/公里，在當時同等規模網路化地鐵運營企業中，是全國最低。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地鐵的人員編製為44-69人/公里。

但即便如此「精打細算」，仍不能抵消高額投資帶來的成本負擔。據南京地鐵部門測算，2016年當地1號線等6條地鐵線，運營完全成本，每人次約為7.24元。即便扣除土建折舊後，運營成本也達每人次4.52元。然而，票價收入每人次僅有2.71元。

靠賣票，是賺不夠成本的。如趙辰昕當時所說，城市軌道交通建設資金主要來源，是政府財政資金和間接融資，運營主要靠財政補貼。「這給地方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和沉重的債務負擔」。

深圳經驗

正因為許多地方仍未找到城軌交通自負盈虧的訣竅，2018年中旬，國家出台「52號文」為修建地鐵降溫。

相比十多年前的「81號文」，新版意見對申報地鐵城市的人口、公共預算收入、政府債務等12道“門檻”進行了提高。其中，“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在300億元以上”，“地區生產總值3000億元以上”，兩個新門檻均是此前的3倍。

節流之外，開源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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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辰昕曾指出，與當前快速發展的形勢相比，城市軌道交通的投融資模式、體制機制「確實急需進行改革創新」。其中第一條就是“儘快完善綜合土地開發政策，協調不同屬性土地管理機制，促進軌道交通沿線和站點周邊的物業開發”。

類似的機制，被廣泛視為「地鐵+物業」的港鐵模式。根據港鐵公司最新披露的2019年財報，其全年營收545億港元，股東利潤119.32億港元，仍是全球少數幾家盈利的地鐵運營商之一。

同樣，作為內地地鐵實現百億盈利的城市，深圳也是較早開始嘗試類似模式的。

到去年底，同為一線城市，深圳地鐵運營線路僅8條，遠低於北上廣的20、15、13條，甚至比武漢還少一條。但深圳面積相對較小，其運營線路的密度，與9座國家中心城市相比，已明顯高出不少。

城市進化論根據公開資料整理製圖

早在深圳第一條地鐵線路開通的2004年底，深圳市政府就與港鐵公司簽署協議，由港鐵負責開發地鐵4號線二期工程，一併開發沿線290萬平方米的物業。之後，深圳地鐵公司也逐漸開始嘗試類似模式，拿下部分地鐵上蓋物業的開發權。

但即便如此，深圳地鐵盈利仍是多年後的事。

2010年期間，時任深圳地鐵集團董事長黃瑞就透露，由於地鐵巨額的投資和低票價，預計在2012年到2016年期間，深圳地鐵計折舊和利息虧損額約達到220億元；到2013年，「深圳地鐵坐擁400億土地，效仿港鐵短期仍難盈利」等消息仍不時傳出。

數據來源：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歷年財務報告 整理製圖：城市進化論

深圳地鐵的訣竅或許在於「副業」。2017年，深圳地鐵開始投資萬科。當年投資收益達到72.54億元，兩年後（2019年），這一數字已飆升至117.3億元，同比增加13.1%，超過集團全年凈利潤。

對外股權投資之外，房地產開發則是深圳地鐵的另一個「副業」。數據顯示，2019年深圳地鐵房地產開發實現營收140.3億元。在年內總營收的佔比高達67.6%，遠超過地鐵運營帶來的43.6億收入。

其從事的商業地產項目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車站空間開發，主要是地鐵空間以及與其聯通的獨立地下物業空間開發，另一種則是在地鐵線上興建購物中心、寫字樓酒店等大型商業綜合體。

一種設想是，未來充分利用地鐵空間，建設站內商業生態，並與現有商業相結合，或成為提升地鐵盈利能力的主要方向。對於其他城市來說，這樣的模式如何複製？地鐵夢圓之後，城市距離自負盈虧的新目標還有多遠？

神州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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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山西對一起重大涉黑涉惡案件宣判。被告人曾因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入獄後卻如同住賓館：開單間、設小灶，表現惡劣卻數次減刑。這名「黑老大」背後究竟有多“黑”？近日，央視《焦點訪談》曝光多個細節。

夥同獄友開公司實為黑社會組織2019年12月30日，山西省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被告人任愛軍等24人犯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一案公開開庭進行宣判。

任愛軍綽號小四毛，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是山西有名的黑惡勢力。任愛軍曾兩次入獄：1994年，因犯流氓罪、故意傷害罪、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2002年，因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罪被判處無期徒刑。2013年，因為減刑，任愛軍提前出獄。出獄後，任愛軍開起了公司。但公司並未進行實際經營，員工基本都是任愛軍的獄友。任愛軍以公司為外殼，糾集社會閑散人員從事非法活動，獲取經濟利益。有一些商人主動找上門討好，想利用任愛軍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源。

2015年，任愛軍佔用晉祠機動車清洗中心院內的一幢別墅，期間欠繳電費10多萬。清洗中心的負責人王某多次催要未果後給別墅斷了電，任愛軍手下對王某進行撕扯並毆打，又叫手下拿著菜刀圍堵王某。

幾年間，任愛軍多次指使手下尋釁滋事、強迫交易、非法侵入住宅，獲取巨額經濟利益，在當地百姓中造成極大的恐慌。2018年2月，警方對任愛軍等犯罪嫌疑人實施抓捕。關係網涉及多名公職人員

入獄後將減刑用到極致

任愛軍曾在1994年和2002年兩次被判刑，其中2002年被判處無期徒刑，而任愛軍卻能在僅服刑10年2個月後出獄繼續作惡。山西省紀委監委介入調查後發現，任愛軍背後的關係網十分複雜，涉及到公檢法、監獄部門的多名公職人員。由於案件年代久遠，很多證據已經損毀缺失，專案組決定以任愛軍在獄中的歷次立功和減刑作為突破口進行調查。任愛軍服刑期間，申請減刑的方式有兩種：監獄改造獲取積分和重大立功。2002年入獄到2013年出獄，任愛軍有4次常規減刑和兩個重大立功的記錄，已經把減刑用到極致。

雖然入獄，但任愛軍在獄外的勢力並沒有停止活動，他的律師郝某和前妻張某等人都在為他拚命奔走，多方招呼。

獄中作惡多端

積分卻多到用不完經多方關照，任愛軍在監獄裏的積分多到用不完，但他在監獄裏的表現卻十分惡劣。在汾陽監獄服刑期間，任愛軍充當牢頭獄霸，酒後無故毆打同監獄服刑人員王某。因為監獄處理不公，王某自焚，全身燒傷90%。事件發生後，任愛軍不僅沒有受到懲罰，還藉此調換到晉中監獄，並提交了減刑申請。

常規減刑不到周期，任愛軍就申請重大立功減刑。2011年，任愛軍檢舉了一起獄外命案，由此監獄報請為他減刑兩年6個月，而這起命案早已被同監獄犯人檢舉過。按理說，減刑的程序複雜，涉及到的部門從監獄到檢察院再到法院，哪一個環節查到問題都不可能減刑成功。然而在運作的過程中，任愛軍的勢力滲透到了各個環節，最終促成7次違法違規減刑的發生。獄中開單間、設小灶

領導多次上門探望

打的招呼越來越多，為任愛軍服務的公職人員圈子也越來越大，有些領導甚至到監獄裏探望任愛軍。他在牢內的狀況也讓專案組成員感到驚訝。

山西省紀委監委「5·17」專案組成員 薛建業：他在監獄中開單間，設小灶，用冰箱，用電腦，他的人隨時可以來看他。他去了監獄相當於住旅館，別人相當於他的服務員。

為任愛軍創造了特殊的監獄環境的，是當時山西曲沃監獄的看守大隊大隊長裴軍亮。在任愛軍出獄後，裴軍亮還多次上門探望。

近百名公職人員被查處

全國掃黑辦掛牌督辦，經各方調查取證，警方最終坐實任愛軍組織領導黑社會的證據。2018年2月，警方對任愛軍等犯罪嫌疑人實施抓捕。最終，罪犯任愛軍7次違規違法減刑均被依法撤銷，法院決定對其恢復執行無期徒刑。

破網打傘，紀檢監察機關對涉黑涉惡案件一律深挖腐敗問題，也一查到底。據山西省紀檢監察機關通報，黑惡勢力頭目「小四毛」案，共有90餘名公職人員牽涉其中，收到相應的處理，其中包括密切相關的4名省管幹部。

2019年全國共打掉涉黑組織1686個

2019年，全國掃黑辦掛牌督辦了一大批像任愛軍案這樣的涉黑涉惡重大案件。全國全年共打掉涉黑組織1686個，同比增長32%；打掉涉惡犯罪集團4618個，涉惡犯罪團伙13757個，繳獲槍支1683支；立案查處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問題37855件，同比增長172%；處理47579人，給予黨紀政務處分32354人，移送司法機關493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