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遠新與鄧小平人生中的「第三落」

１９７５年，毛澤東對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正大力推動全面整頓的鄧小平產生不滿，其根本原因固然在於他和鄧小平在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存在難以彌合的分歧，但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在他面前經常說鄧小平的壞話，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最終促成毛澤東發動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直接導致了鄧小平人生中的“第三落”。

１９７５年９月同毛遠新的一次談話使毛澤東對鄧小平深為不滿

毛遠新是毛澤民的兒子。由於毛澤民是在新疆犧牲的，１９７５年９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舉辦慶祝建區２０周年活動時，特意邀請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瀋陽軍區政委的毛遠新去新疆參加慶祝活動。９月２７日，從遼寧赴新疆途中路過北京的毛遠新，前往晉見毛澤東。毛澤東見到毛遠新，倍感親切。在毛澤東的眼中，毛遠新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時就參加「造反」，在實踐中“經受了鍛煉”，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幹部，在“政治”上應該很“成熟”了。在與毛遠新的談話中，毛澤東果然感到毛遠新的“成熟”。他有地方工作“經驗”，對“政治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因此，毛澤東很高興。毛澤東原來就比較喜歡毛遠新，通過這次接觸，對他的印象更深更好了。毛澤東決定把毛遠新留在北京，當他與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澤東作出這種安排出於兩點考慮：一是自己年紀大了，身體也很不好了，希望有一些親人在身邊，在精神上是個安慰，毛遠新是合適人選；二是毛澤東對於已經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所領導的整頓工作有所不滿。本來，他是支持鄧小平整頓的，但當他感到全面整頓有否定「文革」的趨勢時，就難以容忍，因此他對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也不放心，留下毛遠新，就是為了使因身體原因不能主持政治局會議的自己與政治局之間保持一種聯繫，自己的意見可以通過毛遠新傳達給政治局，政治局開會討論的情況，他也能通過毛遠新了解到。他認為，毛遠新是自己的侄子，忠於自己，又有實際工作經驗，能夠堅決貫徹自己的思想觀點，他向自己反映的情況也一定真實可靠。當然，毛澤東還有把毛遠新留在身邊以便培養的意圖。

毛遠新向毛澤東遺體告別

但是，毛遠新是在「文革」中“發達”起來的，在思想上是極“左”的，在政治上與「四人幫」是一致的，與鄧小平則格格不入，對鄧小平領導的整頓也“看不慣”。他利用毛澤東的信任，從一開始就說鄧小平的壞話。

這次長談，毛澤東向毛遠新了解遼寧的情況，還特地向他了解中央和社會上對「文革」的態度。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毛澤東問：社會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風嗎？毛遠新回答說：有，在７２年批極“左”時就有，現在這股風似乎比７２年批極“左”還凶些。毛澤東問：這股風來自哪裏？毛遠新回答說：我認為來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我擔心中央，怕出反覆。毛澤東問：你擔心中央出反覆？毛遠新回答說：７５年國務院開務虛會，遼寧省有兩個人參加，他們把講話稿帶回去，我看了，覺得國務院幾個副總理講話有些問題。特別是中央７５年４號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轉１９７５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通知》，此件經過毛澤東圈閱同意後下發———筆者注）發下去以後，群眾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說，形勢剛好，社員積極性也起來了，看了４號文件不理解，有情緒，還問主席知道不知道。毛遠新的話使毛澤東陷入了深思。他認為毛遠新的話是客觀真實的。毛遠新工作在基層，了解實際情況，了解群眾情緒，而且毛遠新與鄧小平沒有任何歷史恩怨關係，對鄧小平沒有個人成見，因此，他說的話，是對的。毛澤東聽信了毛遠新的話。

毛澤東和毛遠新在天安門城樓上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滿通過對兩封信的處理表現出來

由於毛澤東聽信了毛遠新的話，對鄧小平日益產生不滿。這種不滿，通過他處理兩封信表現了出來。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在工作中與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黨委副書記謝敬宜發生了矛盾。劉冰是老幹部，而遲群、謝敬宜是通過參加「文革」起家的。劉冰對遲群、謝敬宜在清華大學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滿，對遲、謝二人的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也看不慣，久而久之，產生了矛盾。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些矛盾鬧到了不可開交的地步。於是，劉冰想直接給毛澤東寫信，反映遲、謝二人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中存在的問題。劉冰知道，遲群是「四人幫」的親信，謝敬宜是毛澤東直接從身邊派出去參加「文革」的，兩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劉冰把寫給毛澤東的兩封信，先後寄給了鄧小平並請他轉送毛澤東。鄧小平認為劉冰說得有道理，就把他的信轉給了毛澤東。第一封信是１９７５年８月間寫的，毛澤東看了劉冰的這封信，心中不悅，但沒有說什麼，指著放文件的柜子對秘書說：“先放著。”劉冰沒有得到迴音，就又在同年１０月間給毛澤東寫了第二封信。毛澤東看了劉冰的第二封信，又把前一封信找出來重新看了一遍。由於劉冰在信中表現出了對「文革」不滿的情緒，因此毛澤東對劉冰更加不滿，並遷怒於鄧小平。他認為，劉冰代表了對「文革」不滿意的那些人的意見，而鄧小平轉劉冰的信，就表明他也是對「文革」不滿的。聯繫毛遠新對他說的話，他認定鄧小平確實是那些否定「文革」的人們在中央的代表。１０月１９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後，把陪同會見的李先念、汪東興留下談話，直接表示了對鄧小平的不滿。他說：“現在有一股風，說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覺悟。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遲群是反革命嗎？有錯誤，批評是要批評的。批評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謝是帶三萬工人進清華大學的。遲群我還不認識哩。”毛澤東接著針對鄧小平說，“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你們六人（小平、先念、東興、吳德、小謝、遲群）先開會研究處理。此兩封信（指劉冰等同年８月和１０月的兩次來信）印發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華大學可以辯論，出大字報。”

隨後，李先念、汪東興把毛澤東１９日談話的內容向鄧小平做了傳達。鄧小平敏銳地預感到，他與毛澤東在對待「文革」問題上的分歧已經不可避免，毛澤東對自己已有了成見，他將面臨一場新的政治風暴。

鄧小平在多年的實際工作中，已經形成了否定「文革」的固定認識，他對這種認識是不會改變的，一定要堅持到底。為此，他不怕失去任何東西，不怕再次被打倒。他毅然決定把毛澤東１９日的談話，傳達給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由政治局去討論。２３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１９日的談話，並決定按毛澤東的意見，召開清華大學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討論。２７日，鄧小平、李先念、吳德、汪東興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傳達時，其中主席對小平、江青同志批評的內容，建議不傳達。”毛澤東批示“同意”。

毛遠新留在北京當聯絡員後，再次向毛澤東講鄧小平的壞話。毛澤東決定，讓毛遠新在小範圍「幫助」鄧小平

毛遠新留在北京當聯絡員後，一開始還很謙虛，對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由於毛遠新的身份特殊（是毛澤東的侄子），工作特殊（當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別人對他也高看一眼，特別是他代表毛澤東參加政治局會議，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的是毛澤東的意見，因此，他似乎成了毛澤東的代言人。毛遠新逐漸自以為了不起了。另外，他是靠造反起家的，在思想上與江青他們一致，自然與「四人幫」搞在一起。他和鄧小平之間雖然此時還沒有發生公開爭吵，但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彙報情況時，經常講不利於鄧小平的話。

１１月２日，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彙報時談到，鄧小平從不談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線有問題。毛澤東聽後，決心把他和鄧小平之間的分歧挑開，讓毛遠新出面「幫助」鄧小平。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對毛遠新講：“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毛澤東又一次談到劉冰的來信：“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毛澤東進一步說：“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毛澤東還對毛遠新說：“你找小平、東興、錫聯談一下，把你的意見講全，開門見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幫助他（指鄧小平———筆者注）提高。”

毛澤東的這次談話，明顯比上次嚴厲。毛澤東說劉冰等人的來信是對著他的。在當時，反對毛澤東，是個重大政治問題。毛澤東還說，這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在當時，把事情上升到路線問題，就意味著要搞一場大運動。而且，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語氣也是十分重的。

毛澤東和鄧小平

在毛遠新主持的「幫助」鄧小平的小範圍會議上，鄧小平與毛遠新頂了起來。毛澤東決定把「幫助」鄧小平的會議擴大至八人

１１月２日下午，毛遠新就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把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召集到一起開會，「幫助」鄧小平。毛遠新倒是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開門見山，一開始就以很大的、居高臨下的口氣說，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這段時間的路線不正確，在各方面都有復辟現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一開始坐在那裏默默地聽著，抽著煙，並不講話。當毛遠新再一次說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的路線不對時，鄧小平把煙熄掉，沉穩而又堅決地反駁說：按你的描述，中央整個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而且是在所有領域都沒有執行主席的路線，這個話不好說。我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是什麼路線，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實踐可以證明。鄧小平接著說，把生產搞上去，安定團結，是主席的指示，執行這個指示是對的。毛遠新見說服不了鄧小平，而在場的汪東興、陳錫聯只說些無關緊要的話，會沒法再開下去了，也就結束了會議。

第二天，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了開會的情況，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種態度，是有所預料的，他對毛遠新說：「你沒有精神準備，他也沒有料到，頂了起來。你有理，順著不好，頂了他，這就叫幫助。」鄧小平“要有個轉彎”。當毛遠新問下一步怎麼辦時，毛澤東說：再開會，「幫助」鄧小平，擴大一點人，讓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張春橋也參加，你們八個人先討論，不怕吵，吵也不要緊，然後政治局再討論。毛澤東還對八人會議定了討論範圍和調子，他說：討論限於文化大革命問題，做個決議。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你們八個人先討論，一次開不好，兩次，三次，不要著急。毛澤東此時的用意，是幫助鄧小平轉彎子。

１１月４日，毛遠新召集了八人開會。會上，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後首先發言。他從對毛澤東談話的理解，說到鄧小平的「問題」，他指責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接著，毛遠新讓參加會議的其他人發言。這些人中，除了張春橋外，大多數人的發言根本不涉及爭論的焦點問題，即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而鄧小平更是不談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強調現在搞生產、實現安定團結是正確的。毛遠新見在這個問題上很少有人響應他的話，會議開不下去了，便停止了開會，由他去向毛澤東彙報。

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八人會議情況，毛澤東決定再擴大會議的範圍，繼續「幫助」鄧小平，還讓鄧小平寫檢查

１１月４日晚，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了八人會議情況。毛澤東注意到，參加會議的其他人也不涉及文化大革命問題，鄧小平更不承認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他對此十分不滿。當毛遠新彙報到鄧小平堅持說要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現安定團結時，毛澤東說：「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毛遠新接著彙報：汪東興說，主席是讓路線上團結，不是一批就打倒。毛澤東說：對。對鄧小平不是打倒，而是讓他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江青也是這樣。當毛遠新請示下一步怎麼辦時，毛澤東說：會議還要開，要逐步擴大幾個人，開會就是幫助鄧小平及大家，互相幫助，搞好團結，搞好工作。

毛澤東此時還是希望鄧小平能承認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在認識上和他保持一致，這樣，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發揮鄧小平的才幹，讓他繼續領導國務院工作，把經濟搞上去。因此，他不採取開政治局會議的辦法，而是採取指定幾個人開會，以及逐步擴大會議範圍的辦法，「幫助」鄧小平。毛澤東還考慮到，開政治局會議，江青等人會藉機做文章，那樣的話，在政治局會議上就會發生爭吵，對鄧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遠新，擴大的「幫助」鄧小平的會議，不要江青參加，會議的情況也不要告訴江青，“對江青，什麼也不要講”。

毛遠新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又擴大了幾個人來參加「幫助」鄧小平的會議。但是，開會時，鄧小平一直和毛遠新說不到一起，他堅決不承認文化大革命是對的，只是說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時，在一些具體工作中有缺點和錯誤，但在路線上沒有錯，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的，把生產搞上去沒有錯，安定團結沒有錯。鄧小平還表示，自己願意寫書面檢查。會後，鄧小平寫出書面檢查，交毛遠新轉毛澤東。但鄧小平的書面檢查，也只檢討具體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不談文化大革命問題。

毛澤東決定把事情拿到政治局會議上去解決，由政治局來「幫助」鄧小平，但政治局會議開得不理想

擴大的「幫助」鄧小平的會議之後，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會議情況時談到，鄧小平不談文化大革命，只檢討具體工作上的問題，並交上了鄧小平的書面檢查。毛澤東聽了毛遠新的彙報，又聽工作人員讀了鄧小平的書面檢查，很不高興。

這一次，毛澤東同毛遠新說了很多話，他先是重複了前幾天說過的話：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現在有人就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接著，針對鄧小平所寫的兩份書面檢查中的一些話，對毛遠新說：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多人少。他（指鄧小平———筆者注）的問題是自己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一些老同志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他（指鄧小平———筆者注）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毛澤東還再次談到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我們）無戰爭經驗已經１０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鄧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還特意談到了如何看待鄧小平問題的性質。他說：對鄧小平批還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鄧小平「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

當毛遠新問到對鄧小平要求解除他擔負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責任如何處理時，毛澤東思考了一下，說：「小平工作問題以後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這話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同意鄧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也意味著不讓鄧小平接周恩來的班任國務院總理了，但對他的現任職務暫時不動，同時繼續批評他，「幫助」他“提高認識”，等待他轉過來。

此時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是手下留情的。他指示毛遠新，要把問題拿到政治局會議上去解決，政治局會議由鄧小平主持。但是，這次政治局會議也沒有達到毛澤東的期望。會上，大多數人不發言，鄧小平本人更是不談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他還是重複原來所說的，在具體工作中有缺點和錯誤，但沒有路線錯誤。鄧小平表示，還可以再寫一篇書面檢查。鄧小平寫出的這份書面檢查，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

毛澤東聽毛遠新彙報了政治局會議情況，又聽工作人員讀了鄧小平的第二次書面檢查，對鄧小平十分不滿。他決定，發動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同時決定，在發動這場運動之前，開一次「打招呼」會議，向那些對“文化大革命”有抵觸、有“右傾翻案”問題的領導幹部「打招呼」。

毛澤東讓鄧小平主持針對鄧小平的「打招呼」會議，鄧小平勉為其難。「打招呼」會議並未達到毛澤東所期望的效果，會後，鄧小平婉言拒絕了毛澤東讓他主持政治局會議以形成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提議

毛澤東做出開「打招呼」會議的決定，是因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發動前沒有向廣大幹部「打招呼」以至許多領導幹部被打倒的教訓。之後，他親筆寫了一個“關於打招呼問題”的批語，他寫道：“過去（指文化大革命發動前———筆者注）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衝擊。在多數人身上複雜一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遑論魏晉。要估計這種情況。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喬木———筆者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開始，毛澤東還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他提出：在開「打招呼」會議之前，讓鄧小平主持開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政治局會議要形成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遠新向鄧小平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接過毛澤東的話婉言拒絕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由我主持開這樣的會不適宜。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了鄧小平說的這些話，毛澤東當然很不高興。

於是，毛澤東決定擴大會議範圍，讓一百多人都參加「打招呼」會議。他要鄧小平擬一個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人員名單，並且要鄧小平主持「打招呼」會議。這兩件事，都是鄧小平不願意做的。擬定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人員名單，實際上是讓鄧小平認定哪些人有“右傾翻案”問題；主持「打招呼」會議，實際上是讓鄧小平主持解決自己「問題」的會議，但在當時鄧小平已經婉言拒絕讓他主持政治局會議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況下，他對這兩件事不好再推辭，只得違心同意。

１１月２１日，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由毛遠新轉交給毛澤東。報告說：「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免犯錯誤。現擬了一個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單，並擬了一個打招呼的談話要點，都是由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了的。現送上，請審閱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塊談，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準備把談話要點發給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書記，也給他們打個招呼。此點也請主席批准。」鄧小平還在這個報告的後面附上了「打招呼」談話要點。在這個要點中，按毛澤東的意見提到：毛主席對劉冰等人的來信很重視，認為這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毛澤東聽工作人員讀了鄧小平的報告和談話要點後，在鄧小平的報告上批道：“很好。但不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聽同議，如此次十七人會議那樣。即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請政治局再議一次，或者分兩次開，或者先分後合。”毛澤東的這個批示，由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做了傳達。毛澤東寫完這個批示的第三天，又考慮到，有青年人參加（即讓造反派參加———筆者注）「打招呼」會議，不太合適，這些人參加會議，就會對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會把事情搞複雜了。於是，毛澤東寫信給鄧小平說：“還是先給老同志打招呼，青年問題暫緩。”

１１月２４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打招呼」會議，並在會上宣讀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餘下他再不說什麼話。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人大多數不表態，少數表態的人，也只說些無關緊要的話。這種情況，與前些日子中央開的幾次會一樣，沒有出現毛澤東所期待的結果，毛澤東肯定不會滿意。由此，鄧小平預感到，一場大的政治風暴即將來臨。因此，鄧小平在這次會上表情嚴肅、堅毅，一句話也不說。參加會議的張震對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要多保重。”鄧小平聽了，也只是點了點頭。

果然如同鄧小平所預料的，毛澤東對「打招呼」會議的結果十分不滿意。他決心在全國範圍發動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在全國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一場政治運動又在中國大地上開展起來。

在這場政治運動中，鄧小平成了鬥爭對象。運動開始後，鄧小平就不再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了，實際上是處於閑置狀態。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四人幫」趁機製造輿論，要重新打倒一大批老幹部，並且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周恩來和鄧小平。「四人幫」的所作所為不得人心。終於，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爆發了以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為主題的群眾運動。“四五運動”發生後，毛澤東聽信了毛遠新的彙報，認為這是鄧小平從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５年長期準備的結果，據此，毛澤東做出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但是，歷史是公正的。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決定，對毛遠新實行隔離審查。毛遠新於當日被抓。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中央做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內外職務。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逐步成為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率領中國各族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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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舞會現場（資料圖）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