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成武(1914-2004)，又名楊能俊。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曾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將軍，早期曾在林彪領導下征戰，還寫過一篇《林彪軍團長教我怎樣當師長》的筆記：「文革」中，又遭到林彪、「四人幫」一夥的殘酷迫害，身陷囹圄長達6年之久，幾乎含恨九泉之下。在許多著名將帥作古後，當今既了解林彪歷史，又知其在「文革」中醜陋表演的人已屈指可數了，而楊老將軍就是其中之一，為此我們登門拜訪了他。
說明來意後，楊老將軍欣然允諾，並說這是一個很有內容的話題，許多鮮為人知的情況，過去很少談過，值得一談。於是，我們感到十分欣幸，談話就這樣開始了。
記憶深處的林彪
楊老將軍，紅軍時期和抗日戰爭初期，您曾是林彪的部下，能談談那時您與林彪接觸的一些情況嗎？
老將軍微閉雙目，沉思片刻後，便慢慢談了起來：我認識林彪是在1929年早春。毛澤東、朱德率紅軍東進閩西，我們從深山老林中出來，尋找紅軍時，第一次見到任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第1縱隊司令員的林彪。翌年，我們閩西紅軍編入紅4軍。此後，在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中，在長征中，在到陝北後的東征中，在「紅大」學習期間，直到初上抗日前線時，林彪歷任軍長、軍團長、「紅大」校長、師長，一直是我的主要領導之一。1937年入冬後，我們各奔華北不同的抗日戰場，直到全國解放前夕，平津戰役期間，我們才再次見面。
應該說，那段時間裡，林彪給我的印象還是很深刻的。講幾件我記憶深處的事情吧。
1931年底，部隊整訓中，林彪給我們師團指揮員講了一堂戰術理論課。他讓幾個戰士做示範動作，講解了什麼叫「迂迴包圍」和“中間突破”，他深入淺出，僅用一個多小時，使大家耳聞目睹，很快就搞明白了。這是我第一次聽軍事理論課，從此便引起我學習研究戰略戰術的濃厚興趣。不久，在攻取漳州，以及仙人橋戰鬥、草台岡戰鬥中，我們都成功地運用了「迂迴包圍」和“中間突破”等戰術，取得作戰的勝利。
在長征中，林彪不只是給我們下達作戰命令，還經常告訴我們要認真分析敵情、地形，並作一些具體指示。在飛奪瀘定橋途中，林彪和聶榮臻派騎兵通信員給我們送來一晝夜強行240里的死命令，同時鼓勵我們說：「你們是火線上的英雄，紅軍中的模範，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完成這一任務！」在我們快走出茫茫水草地的時候，由於不了解敵情，有所不安。恰在這時，林彪和聶榮臻給我們發來《敵情通報》，講了薛岳、胡宗南、魯大昌、馬鴻賓和馬鴻逵等部的動向，使我們了解到草地外面的敵情，做到心中有數，以便進行必要的準備，不打盲目仗。在攻打臘子口之前，林彪也親臨戰場，和聶榮臻、陳光一起查看地形、進行部署，保證了我團戰鬥的順利進行。
抗日戰爭開始後，我率獨立團到達晉東北的大營鎮。在這裏，林彪進行了平型關戰鬥前的部署，我團的任務是隱蔽地插到腰站地區，阻擊淶源、廣靈兩個方向的日軍，保證平型關主戰場殲敵任務的實現。林彪還特別叮囑我：「如果不能把日軍的援兵擋住，平型關戰鬥就勝負難料。所以，你們必須全力以赴，死死地頂住敵人，絕不能放過來一兵一卒。」結果，我們在腰站地區斃傷日軍400餘人，遲滯了敵人的增援行動，保證了首戰平型關的勝利。
從平型關分別後，林彪即率八路軍第115師赴晉西南作戰。翌年9月他被閻錫山部誤傷後，經延安到蘇聯去了。這就是我記憶中戰爭年代的林彪。
林彪教我當師長
《林彪軍團長教我怎樣當師長》一文流傳時間很長，範圍也很廣，能談談您寫這篇文章的來龍去脈嗎？
楊老將軍首先糾正道，應該說，那不是我的一篇文章，而是林彪與我一次談話的筆記。爾後，侃侃而談起來：1936年12月，在我由「紅大」畢業、即將奔赴前線之際，突然聽說中央軍委準備讓我回到紅1師當師長。當時，我想自己過去一直當政委，還是干老本行吧。林彪和羅榮桓向中央反映了我的要求。但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還是確定我改任師長。林彪回來後，傳達了中央軍委的決定，並說：毛主席要我和你談一次話，讓我講一下怎樣當好師長的問題。關於這次談話，林彪是經過認真思考和準備的，我也很認真地作了記錄。談話時，羅瑞卿也在場。記錄稿曾先後送給羅瑞卿、劉亞樓、陳光等領導同志看過。
楊老將軍說著從文件袋裏取出一份材料，遞給我們，說：這就是那篇筆記的清印稿，你們可以看看。
我們把稿子拿過來翻閱著。這篇講話，共講了九個問題，約三四千字，主要是講當好指揮員的要訣。標題分別是：一要勤快，二要摸清上級的意圖，三要調查研究，四心中要有個活地圖，五要把各方面的問題想夠、想透，六要及時下達決心，七要有一個很好的、很團結的指揮班子，八要有很好的戰鬥作風，九要重視政治，親自做政治工作。
楊成武
我們正看著的時候，楊老將軍又接著講道：這次談話，對我改任師長，以及在抗日戰爭初期任團長、司令員，有一定的幫助作用。例如，林彪說，指揮員必須熟悉地圖，要經常讀地圖。熟讀地圖可以產生見解，產生智慧，產生辦法，產生決心和信心。在熟讀地圖的基礎上，要親自進行實地勘察，核正地圖，把戰場地形和敵我雙方的部署都裝到腦子裡，做到閉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鮮明的戰場圖景，離開地圖也能指揮作戰。從此，我逐步養成了讀地圖的習慣，只要有時間，我不是看地圖，就是去勘察地形，在作戰中獲益不淺。
楊老將軍還說：在這次談話快要結束時，林彪著重指出，當好師長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按中央軍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去指揮作戰、處理問題。並囑咐我把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講稿帶在身邊，經常讀、反覆讀，遇到問題就從那裏去找答案、找辦法。後來，在華北戰場轉戰的十幾年中，我一直把這份油印的秘密文件帶在身邊。直到全國解放、抗美援朝之後，軍事博物館徵集歷史文物時，我才把這本講稿捐贈出來。
難以尋找的轉折點
是否可以說，作為紅軍的師團級指揮員時，您曾得益於林彪的教誨，當時您對他也是很尊重的。那麼，從什麼時候起，您開始成為他迫害的對象，並欲治您於死地而後快的？
楊老將軍微微一笑，說道：是啊，事物的變化總是有個轉折點的。但是，林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加害於我的，我說不很清楚。恐怕只有林彪自己才能講清楚嘍！
建國後，我仍在華北軍區、北京軍區工作，與林彪接觸很少。1958年我調到總參謀部，主管作戰，長期在葉劍英元帥直接領導下工作。「文革」開始後，才又與林彪有所接觸，然而更多的時候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我逐漸對林彪有了某種感覺，也難免有所表現。因此，我也逐步成為他的眼中釘，並被列入被拔除的“黑名單”。
我第一次較明顯的感覺，是在處理青海省「趙永夫事件」過程中。那是在1967年2月的一天，林彪氣呼呼呼地對我說：“今後，軍委的文件，不要再送葉帥了。”當晚，我便請示周恩來怎麼辦？他思忖了一會兒，說：“你把那些無關緊要的文件，例如五一節、衛生工作之類的文件扣下來，重要的文件還要送。”事情就這麼辦了。過了些時候，我便把事情的經過報告了葉帥。
此後不久，關於幾句口號的提法，我也與林彪出現了不一致的情況。當時，林彪的黨羽周宇馳、劉沛豐和林立果炮製了一篇《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永遠忠於毛主席》的文章。空軍政委余立金覺得還沒有人這樣提過，就把文章送給我看。我也認為不妥，並請他轉告吳法憲能不能換個題目。結果不但題目沒有變，還署名吳法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當時，我和余立金都不知道，這篇文章早已送葉群、林彪審定過了。
時隔不久，余立金又找到我，說吳法憲在空軍提出「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的口號。我說：“你告訴吳司令，這種提法中央從來沒用過，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錯誤的。”吳法憲很快把我的話報告了葉群，並說我反對宣傳林副主席。第二天，吳法憲又讓余立金轉告我說：“這種提法沒有什麼問題，林副主席都同意了。”
話給周恩來，說：吳法憲不當組長可以，但要當第一副組長，而且要當副總參謀長。這件事雖然使我想了一些問題，也只能深藏在心底，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半年之後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更沒有想到幾年之後發生在林彪自己身上的事。
「7.20事件」發生後，我陪同毛澤東從武漢飛往上海。一個月後，毛澤東提出處理“王關戚”的問題。我飛回北京，報告周恩來後，他讓我再去向林彪彙報。我又飛到北戴河，還未向林彪彙報時，葉群就再次問我（在北京時，曾問過我一次）：“你隨主席出去，主席講過哪幾位的話（指對朱德、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的評價）？講沒講過林總的什麼話？講沒講到過我呢？”我只能告訴她，毛澤東沒有講過。葉群臉上立刻露出不悅之色。實際上，毛澤東在上海不僅講了對其他老帥的看法，也講到對林彪提出「四個偉大」的看法。可是，毛澤東沒有授權我向他傳達，我怎好說呢？這次林彪對我的態度十分冷淡。
年底，葉群對我大發了一次脾氣。那是在京西賓館禮堂的一次文藝演出，我沒有通知向來不參加這類活動的林彪。演出結束後，葉群把我叫到一個房間裏，指著我的鼻子斥責道：「這樣重要的演出，為什麼不通知101（葉對林的習慣稱呼）？你楊成武眼裏還有一個林總嗎？你沒有看到羅瑞卿、肖華的下場嗎？你要走羅瑞卿、肖華的老路，小心我打斷你的脊梁骨！」葉群為什麼發這樣大的火呢？問題的實質不一定在是否看演出上，或許跟一次大會呼口號有關。
這次演出前不久，在總參召開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閉幕時，我講完話，有意只呼「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去掉了“永遠”兩個字。這是因為一次毛澤東對我說：什麼“永遠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我想，別人怎麼喊我不管，但是我不能再那樣喊了。於是，激怒了葉群。散會後，她快步走到我面前，說：“楊代總長，你不喊永遠健康，他的內臟也是好的，他的身體也沒病。”說完，憤憤然走下樓梯。這時，我才意識到，她和她的丈夫，對這兩個字是看得很重的。
編者：林彪對楊成武的不滿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楊成武捲入了最高層也是最複雜的政治漩渦，他甚至直接聽到了毛澤東對如日中天的林彪的不滿。楊成武在陪毛澤東視察中，有一天，毛澤東與楊成武坐在沙發上，談到了「四個偉大」（指林彪為清華大學寫的題詞：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雪，毛澤東氣憤地說：“誰封我4個官呀？我不要這4個官，我不要！”
毛澤東越說越火，冒出一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還有不死的人啊！」楊成武一聽這是指誰，心裏再清楚不過。林彪也從別的渠道知道了這個情況。
話通知我，馬上到林彪住地，有要緊的事。來到毛家灣，走進客廳，林彪和葉群非常熱情，又讓坐、又端茶，我預感到可能是不祥之兆。林彪親切地說：「成武同志，今天找你來，不是什麼大事。」他看了葉群一眼，接著說：“最近有人寫信，說葉群是假黨員，還參加了國民黨，這都是造謠誣衊。現在，不少當事人都寫了證明材料，都證明她沒有問題。可是，他們的職位不夠高，影響不夠大。你是軍委常委、代總長，所以需要你寫個證明，現在就缺個主要領導同志的證明……”我想，建國前，我根本不認識葉群，1960年我們才第一次見面，叫我證明1936年葉群的情況，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嘛！我沉思了一會兒，說：“林總，我和葉群同志認識很晚，這你是知道的。當年我們都在‘紅大’，她在天津、北京，我寫證明不好。別人寫了，就行了吧。”林彪站起來，走了幾步，說：“吳法憲同志寫了，你也寫一個吧。”當然，我無法答應這個要求。林彪的臉色驟變，半天沒說出一句話。隨後，便是逐客令了。
我真不明白，難道一紙假證明，對於他們就那麼重要嗎？還是他們有別的什麼意圖？有人說，這是林彪對我的最後「考驗」。從我擔任代總長以來，林彪就開始觀察我、考驗我。據說代總長的“代”字，就是林彪決定的，其目的在於他還需要時間來證明我對他的“忠心”。然而，他等到的卻是某種冷淡，感到需要對我採取措施了。於是，厄運在向我步步逼近。
重壓之下的署名
「文革」中，曾以您的名義，發表過一篇轟動全國的《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文章，請問這篇文章的發表與林彪有什麼關係嗎？
楊老將軍略理思緒後，對我們說：這件事也發生在1967年下半年。還是我在武漢的時候，那個軍委辦事組給各大單位下達了寫學習批判文章的任務。總參總政組織幾個人撰寫了一篇談領袖權威的文章，經李天佑、王新亭多次審定後，由朱欣秘書送到上海。交我審閱。這時，文章的署名是總參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標題也不是「大樹特樹」。我想，談領袖權威問題，不是件小事，還是呈送毛澤東閱示比較妥當。三四天後，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從樓上下來，把稿子退給我。毛澤東的批示是：我不看了，送伯達、文元同志酌處。小吳還悄悄告訴我，主席隨便翻了翻，說：儘是吹我的。
回到北京後，陳伯達打電話給我，說那篇文章他已看過，也修改過了，認為應該用我的名義發表。我沒有同意。幾天後，葉群又給我來電話，說：「101讓我給你打個電話，陳伯達把總參的文章送到我們這裏來了。101的意見，還是以你的名義發表為好。」我頓時覺得很難辦，陳伯達沒有與我講通，又推到林彪那裏。而林彪的話對我來說就是命令，我是不能直接回絕的。於是，我對葉群說：“不行啊！文章引用了那麼多馬列的話，我都不懂，請你報告林副主席，還是不要用我的名義發表好。”過了一會兒，葉群又來電話說：“請示了101，101說就這麼定了，以楊的名義發表，楊是代總長，身份合適。”接著還講道：101講了，黨組織有權以一個黨員的名義發表文章；文章的提法沒有問題。101在講話中已經講了，並說歷史上這種情況很多，例如曾用譚政的名字，發表過西北高幹會議的政治工作報告；用江華的名義，發表過毛澤東親自修改的浙江農村調查的文章；以陸定一的名義，發表過毛澤東關於國際問題的一次講話等等。最後，這篇文章再次報送陳伯達、姚文元，由他們直送新華社、人民日報發表了。
兩天之後，即11月5日，毛澤東找康生和我在人民大會堂談工作時，說：成武，用你名字發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標題，沒有看內容。從標題看，就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的。這是陳伯達的事。並指指我說：不是你的事。雖然，毛澤東這樣說，可是我心裏還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內疚。在中央小碰頭會上，康生和我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會後，陳伯達連連拱手，向我表示歉意：「楊代總長，我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我給你做錯了一件事。」
由於毛澤東的話沒有向下傳達，「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提法，很快在全國流行起來。12月中旬，湖南省關於準備在毛澤東誕辰紀念日舉行慶典的請示報告中，多次提到上述詞句。為此，毛澤東於17日明確作了6點批示。第二天，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中央碰頭會上，再次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他說：書越讀越蠢，文章不是楊成武寫的，是你們叫人搞的，這不是整楊成武嘛！我只看了標題，沒有看內容。你不是中國的馬克思嗎？有些語言沒有從科學的辯證法去考慮，你們要執行奴隸制……列寧怎麼講的？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嘛！
四天後，在懷仁堂參加中央文革「天天讀」時，汪東興又傳達了毛澤東有關此事的一些指示。毛澤東說：不怪湖南嘛！湖南是個引子，也不是楊成武同志的問題，特別不是成武同志的事。……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關係到全黨學習的問題。全黨都要學習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的多次批示，使我越發感到那篇文章錯誤的嚴重性，心情也更加沉重。22日晚，經周恩來同意，我在京西賓館向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及軍報主要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的幾次批示。散會後，我的心情平靜多了。然而，這件事到這裏並沒有完，在3個月後的所謂「楊余傅事件」中，又被林彪、陳伯達、江青等人作為我的一條罪狀重提了出來，非要置我於死地不可。
我「被捕」之後，在「3.24」大會上，陳伯達大撤其謊：“大樹特樹那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沒看，居然能發表？……這篇文章其實是要大樹特樹楊成武的絕對權威，在軍事地位中要大樹特樹楊成武的絕對領導。”
林彪也玄而又玄地說：「……還有那篇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文章，他拚命活動要登，後來登在《人民日報》二版上，他還不滿意。當天一版上登的是毛主席對教育工作的指示，他認為他的文章還應該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佔第一版。」這裏，林彪再次施展了“不說假話就辦不成大事”的故伎。
林彪「砍下第一刀」
聽說您的大女兒楊毅，是林彪一夥迫害致死的，能談談事情的經過嗎？有人把林彪一夥迫害楊毅看作是對您進行迫害的開始，或者是林彪最後下定決心拔除您這顆「眼中釘」的信號，您認為是這樣嗎？
提問刺觸到楊老將軍的心，引起他痛苦的回憶。看得出，他在盡量把自己的情緒穩定下來。幾分鐘後，他緩緩地長嘆一聲，敘述起我們早就想知道的真情：在林彪對我下毒手前幾天，我接到兩封匿名信，都是空軍機關幹部揭發林彪黨羽周宇馳、劉沛豐、於新野、王飛等人在空軍的種種醜行的。我在信上批示後轉給林彪。沒想到林彪竟派人把信送回空軍，交到信上所控告的那幾個人手中。他們像公安局查「反革命」信件一樣，在整個空軍機關核對筆跡。最後確定像余立金的秘書寫的。
因為信上有我的批示，他們為了報復，又聯繫到我的女兒楊毅。當時，楊毅在空軍報當編輯，與余立金的秘書認識。他們精心策劃後，由周宇馳找吳法憲說，余的秘書與楊成武的女兒亂拉男女關係，他老婆都看到情詩了，已告到黨委來啦！吳法憲叫人把秘書的妻子帶到辦公室，但卻一問三不知。在沒有任何事實的情況下，他們仍堅持「隔離審查」余的秘書，這個難題交到林立果手上。林立果回到家中一說，葉群便氣勢洶洶地給吳法憲下達了指令。
這時，我在病中也得到消息，氣憤至極。我的女兒還沒有談戀愛，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擊，當然不能容忍，便打電話給吳法憲，要他放人。同時，我的妻子趙志珍也到空軍去找吳法憲，沒有找到，就與余立金一起去毛家灣。葉群說：「哎喲喲，什麼事情值得你們兩個跑來呀！打個電話不就得了。」趙志珍說：“葉主任，我們是萬不得已才來找你和林副主席的。”葉群聽完他們談的情況，煞有介事地說：“好吧，我再派人調查調查，查清楚以後再向101報告，你們先回去吧。”隨後，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要他和他老婆一起找我談話，要“不認錯，不低頭、不讓步”。
幾天後，林彪勾結江青策划了「楊余傅事件」，把我打倒了，全家12口人都遭到監禁。我的大女兒楊毅先後被秘密關押在北京、四川、河南等地。她從四川被押到洛陽，與我們團聚於囹圄時，早已被打得遍體鱗傷，慘不忍睹。兩年多後，她又被秘密押往滑縣一個很偏僻的地方，進行所謂的“勞動改造”，身體被折磨得更加虛弱。
「9.13事件」後，楊毅從報紙上敏銳地感覺到，林彪出事了。生命已經非常微弱的大女兒看到了希望。出於對黨的信賴，她不怕威脅和迫害，給周總理寫信，揭發林彪一夥40多條罪行。不久，所謂的“中央專案組”派一個叫崔登龍的人，向她作了調查。但是，這個人剛走，她卻突然死去，而崔卻一口咬定她是“自殺”。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楊毅在那非人的待遇中，熬過了漫漫的四年，而在她看到光明，意識到希望的時候，卻去尋短見呢？
當「專案組」把此事報告到北京，並提出“馬上火化”時，周總理感到疑惑，立即指示：用棺木安葬。打倒「四人幫」後，空軍機關為楊毅召開了平反、昭雪大會。當人們取出她的遺骸準備火化時，卻發現她身上除多處傷痕外，單是肋骨就斷了6根。經鑒定，結論是：“外傷致死”。終於使所謂的“自殺”之謎大白於天下。
林彪、「四人幫」一夥還折磨死我的老母親和我的妻弟。在戰爭中，由於惡劣的環境和病魔奪去了我們3個孩子的生命，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林彪、「四人幫」一夥又奪去我們3位親人的生命，年近八旬的老母親臨死也沒讓我們看上一眼……說到這裏，楊老將軍的眼裏噙滿淚水，似乎思緒也凝固了。我們只能屏住呼吸，靜靜地在心底為老將軍的一家鳴不平。
林彪與江青導演的鬧劇
所謂「武裝衝擊釣魚台」，是林彪與江青勾結起來導演「楊余傅事件」的直介面實，請您談談事件發生的簡要經過好嗎？
楊老將軍說：董保存幾年前寫的《「楊余傅事件」真相》，和張子申寫的《楊成武將軍訪談錄》，兩本書基本上準確的，這個問題還需要再談嗎？
我們把一份小報遞給老將軍，說：最近，我們看到有的文章講到「武裝衝擊」事件時，很有舞台動作感，似乎是某位秘書的動作，引起了江青的疑惑、誤會。所以，我們想請您再談談。
老將軍沒有戴眼鏡，把小報拿得遠遠的看了看，嚴肅地說：所謂「武裝衝擊」事件，完全是江青的造謠、陷害，是政治陰謀，是林彪、江青一夥妄圖排擠異己，陰謀篡黨奪權的重要一步。我簡要講講事情的經過吧。
應該說，在「衝擊釣魚台」事件發生前，我早已得罪了林彪，前面講過了。也是在這段時間裡，我還不明不白地得罪了江青。因為江青聽說，上海一些人搜集了一批她30年代的材料，此事已被我知道，由於她心中有鬼，非說是我整過她的黑材料，一直糾纏不休。我想，也許是在林彪、江青正準備向我下毒手，而苦於找不到適當借口的時候，出現了毛澤東找丟失的魯迅手稿，找到江青頭上的醜聞。於是，江青便氣極敗壞地捏造了「武裝衝擊」的輿論，並進而與林彪勾結，共同策划了所謂「楊余傅事件」的大騙局、大冤案。這完全是林彪、江青勾結起來導演的一場大鬧劇！
話，肖力（李納）接的電話，傅說明已經知道手稿的下落，請她向陳伯達報告一下，隨後就到。到釣魚台門口後，又打電話給正在值班的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王答覆可以進來後，吉普車才駛入大門。傅崇碧等人下車時，正巧姚文元走過來，他們就一起走進會議室，還沒站定，已知道此事的江青推門進來，頓時大怒道：「傅崇碧！你要幹什麼？到這裏來抓人？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誰讓你來的？」“你們不經允許就來這裏，這還得了！”事後，江青找到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軍委辦事組成員，聲淚俱下地“控訴”：“傅崇碧的膽子好大，他帶了兩部汽車沖中央文革！”
江青與陳伯達、吳法憲、葉群緊鑼密鼓地策劃後，把我叫到釣魚台。葉群添油加醋地說：「他帶了兩部車，全副武裝，衝到這裏來了，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江青反覆說：“你是代總長，就是要你負責去批傅崇碧！”陳伯達、姚文元等人也指責我包庇傅崇碧。最後遵照周恩來的安排，我陪同謝富治到京西賓館，召集衛戌區師以上幹部，由我主持會議，謝富治講話，宣佈了這件事。會後，由謝去向周恩來、江青彙報。
從這天以後，我犯了病，直到我被抓起來，中間十來天的情況，我就不十分清楚了。6年多後，當我被解除監禁，回到北京之後，才陸續了解到這段時間的情況。
據說那次衛戍區師以上幹部會議後，江青與葉群又在一起密謀過。兩天之後，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衛戌區的司令員和政委，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員也都在坐。林彪說：「楊成武這個人不好，他排擠別人，抬高自己，想把那個代字去掉，他想當總長。」“楊成武到處散佈，說肖力要奪他的權。不可能嘛，肖力怎麼會去奪他的權？”接著提出：“總參不能讓他搞了，再搞要出問題。”還推出黃永勝作為新的人選。他們先後在毛澤東那裏“開了四次會”，經過他們多次誣陷之後，才定下來“楊余傅”的問題。
在抓我的第二天晚上，即「3.24」之夜，林彪、陳伯達、江青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駐京部隊師以上幹部大會。會上，他們竭盡造謠誣陷之能事。《聶榮臻回憶錄》是這樣記述的，林彪講：“楊成武同餘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奪北京市的權。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黃永勝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3月27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的10萬人大會上，江青捏造了更為離奇的情節，說傅崇碧的秘書用皮包打她，要砸斷她的脊梁骨，她的腰一直在疼。還說「皮包里有手槍，後面的車裏最低限度有挺機槍」等等。
3年之後，在華北會議和其他會議上，江青渲染得更加駭人聽聞：說傅崇碧按「楊成武的命令」，“帶幾輛汽車，浩浩蕩蕩、全副武裝衝進中央文革的地點去抓人”。還說“一輛車上架自動武器”，“皮包里裝有4支槍”，“我有探雷器探出來了”等等。
林彪、「四人幫」一夥為了掃清他們篡黨奪權的障礙，還給我編造了“晉察冀山頭主義”，還有“黑後台”等罪名，把矛頭直接指向聶榮臻元帥。為此，聶帥於4月7日寫信給毛澤東，談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在信上批了16個字：“榮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養病，勿信謠言。”不久，毛澤東又當面對聶帥講，如果講楊成武的後台，第一個就是我，第二個才輪到你。
話他不就來了。”
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林彪向我伸出魔爪
從「3.22」之夜，您和全家人便失去自由，深陷囹圄6年多，請談談您和家人被殘酷迫害的經過吧。
楊老將軍說：「3.22」之夜，林彪的魔爪終於伸向了我。那天晚上，先是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吳法憲和林彪的秘書分別來到我家，說是來彙報和看望我的。時隔不久，余立金的秘書就打來電話說：“剛才吳法憲帶人把余政委銬起來了，請問問楊代總長，是怎麼回事？是不是吳法憲搞政變？”在我們還沒搞清發生什麼情況時，我的家已被幾十名全副武裝的軍人包圍起來。凌晨2時許，邱會作、李作鵬帶人衝上樓，闖入卧室。邱會作對我說：“林副主席請你去開會。”我說：“開什麼會？要你們兩個來請，啊？你們搞什麼名堂！”並轉身拿起紅色電話機，想問問周總理是怎麼回事。可是，電話線已被切斷。
我心想，莫非吳法憲搞政變了？我一邊跟他們向外走，一邊怒氣沖沖地對他們說：「你們到底搞什麼名堂？開會，開什麼會？不要當騙子！要有黨性！沒有黨性也得有點良心！」下樓梯的時候，我的心情很不平靜。幾天前，我的父親剛剛去世，77歲高齡的母親還沉浸在無限的悲痛之中，她經受得起再次沉重的打擊嗎？我盡量穩定自己的情緒，平靜地說：“媽媽，你們不用害怕，我沒有問題，要相信共產黨，相信毛主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母親大聲呼號：“我兒子從小跟著毛主席，不反對毛主席啊！”在兒女們的哭喊聲中，我被押上一輛黑色吉姆車，坐在邱會作和李作鵬中間，駛向人民大會堂。
我被帶到林彪辦公的會議廳，除了周恩來、汪東興、李天佑、王新亭等同志外，主要是林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康生、江青、陳伯達、姚文元、葉群等那伙人。林彪見我進來了，立即聲嘶力竭地說：「現在開會。我來宣佈中央的決定。一、楊成武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二、楊成武勾結餘立金，想奪吳法憲的權；勾結傅崇碧，想奪謝富治的權。三、楊成武整江青的黑材料，3次命令傅崇碧沖釣魚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還打了江青。」林彪惡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接著說：“楊成武你不當代總長了，黃永勝當總長。我再說一遍，不是代總長，是總長！”
林彪的話音剛落，江青跳起來吼道：「楊成武，你膽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實交待！」
緊接著，吳法憲大聲喝斥：“楊成武，你必須交待你的‘三反’罪行！必須交待你的黑後台！
康生也陰陽怪氣地說：「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撲！你要交待同那幾個老傢伙的關係，交待出你的黑後台！你和彭真什麼關係？和羅瑞卿什麼關係？」
陳伯達也不知羞恥地栽贓陷害說：「楊成武反對馬克思主義，寫大樹特樹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這賬是賴不掉的！」
葉群拚命叫喊：「楊成武3次命令傅崇碧沖中央文革的駐地，帶了槍，帶了子彈，還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這還得了嗎？中央文革還有沒有安全？毛主席還有沒有安全！」說著，她帶頭呼起口號：“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中央文革！”“打倒楊成武！”“打倒晉察冀山頭主義！”
剛開始，我還拿鉛筆在紙上記著，越聽越有氣，索性把手裏的鉛筆一扔，舉起手來：「我說幾句……」
江青把手一揮，說：「不要說了，散了！散了！」
人們紛紛站起來。周恩來擺擺雙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說：「毛主席那裏來電話來講，不要揪斗楊成武，楊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錯誤可以檢查。」
江青再次站起來：「不開了！散了！散了！」
人們散去後，我問周恩來：「這是怎麼回事？」周恩來站起來，說：“不要著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問題，是林副主席檢舉的，會搞清楚的。”
這時康生轉過頭來，用手指著我說：「不管你交待不交待，你為‘二月逆流’翻案，你的黑後台就是葉（劍英）、聶（榮臻）、陳（毅）、譚（震林）！」
我沒再說什麼，隨後就被押解到機場，那裏一架伊爾18型飛機正在等待著我。在這以後的6年多時間裡，我先後被秘密監禁在湖北的孝感、河南的洛陽和開封、山西的候馬等地，遭受著非人的待遇，受盡了各種折磨，但不管生活多麼艱難、精神多麼痛苦，我始終堅信黨、堅信毛主席，總有一天我的冤案會搞清的。所以，我先後給毛主席寫過20多封信。我在信中寫道：「毛主席，我有心裏話要同你講。如果不方便，可派個可靠的同志來，我同他講……」信尾，我還加上一句：“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在我被關押5年9個月之後，即林彪折戟沉沙於異國他鄉2年3個月之後，毛澤東於1973年12月21日對參加軍委會議的同志說，「楊余傅事件」搞錯了，這是林彪搞的。翌年7月，毛澤東親自批准為我和余立金、傅崇碧平反，並恢複名譽。1974年5月，我從山西侯馬回到北京。周恩來在明亮的客廳里召見了我。周總理第一句話便說：“你回來不容易啊，成武！”稍停又說：“如果不是毛主席，可能沒有你了！”
我點點頭。是啊，我心裏明白，康生一夥曾提議開設特別軍事法庭對我進行審判，毛主席沒有批准。如果這個提議被通過，我是必死無疑的。
接著，周恩來沉痛地告訴我，大女兒楊毅被殘害致死的經過。並安慰我說：「戰爭年代，你多次為黨和人民的事業流血。這次，你的親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夥身上！」還說：“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兒的問題處理好。”周總理說到做到，在百忙之中，先後批示過3個有關妥善處理楊毅問題的文件。最後一個文件，竟是在重病不能起身，躺在病床上，聽鄧穎超念給他聽後簽發的……說這幾句話時，楊老將軍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幾分鐘後，他的心情平靜下來，說：“這就是我幾十年中與林彪接觸、交往的全部經過。今天，我還是第一次這樣比較集中地談論林彪，不知你們還滿意嗎？”
我們對楊老將軍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誠摯的感謝後，便結束了這次收穫甚豐的採訪。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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