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4年，錢穆離開香港中文大學一事，眾說紛紜。拂去浮言，錢穆離開前的兩件事，或已揭示緣由。
其一。當局要求新創辦的港中大以“英文”為教學語言，以利管治，以示“高級”。決議通過後，錢穆斥責：“今日新大學之以中文二字而號，豈不所重在中文，不必師長授課以中文已。”
其二。錢穆堅持新創辦的港中大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港英政府最初不允。錢穆說：“（我）所爭乃原則性者，他日物色校長人選，余決不參一議。”後代表港英政府商議的英國人富爾敦慨歎：“（錢穆）君心如石，不可轉也。”
這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故事。
二
香港大學也有自己的故事。
2020年10月，消息傳出，香港大學擬聘請兩位來自清華大學的內地學者加入管治團隊，一為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主任申作軍，一為清華地球系統科學系主任宮鵬，二人將分別擔任香港大學負責研究和學術發展的副校長職位。
泛政治化的香港，又有社會爭議。學生靜坐，教師上書，媒體興風作浪，大學一項簡單的人事任命掀起輿論風潮。
“這人是共產黨！”“他們與校長張翔曾是同事，這是徇私！”“他們以前的科研經費來源不明，這裡面有陰謀”........
正如2017年12月香港大學校長的任命，申作軍、宮鵬甫一出現在香港社會的視野，就已被污蔑抹黑，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和政治包袱。
正常嗎？正常，這就是香港的政治生態與輿論生態。
不正常嗎？不正常，申作軍、宮鵬是學者，並且首先是學者。
10月27日，香港大學校委會開會表決，通過對申作軍、宮鵬的任命。事件似乎已經了結。但香港社會一定、肯定及確定的是，這又將成為反對派“控訴”特區政府的一項“罪證”，詆毀“一國兩制”變形走樣的“保留證據”。
他們還會時不時翻出來，試圖告訴香港市民和全世界，HKU已經是XGU，HK已經是XG，亦如他們的學生會在今年迎新時所做的視頻短片。
三
反對者反對任命申作軍、宮鵬為港大副校長的理由，其實只有一個：
內地背景。
在他們心裡，這就是原罪。
其反對的表面邏輯是：1.香港大學是一所國際化的大學，而內地背景不具有國際元素；2.香港大學講求學術自由，而內地背景有損追求這一自由；3.香港大學已經有了一個內地背景的校長，不必再有兩個內地背景的副校長。
其反對的深層邏輯是：1.內地背景的副校長會傷害香港大學的“獨立性”；2.內地背景的人掌管香港高等教育會傷害香港教育的“獨立性”；3.內地背景的人進入特區公共服務管治團隊，會傷害香港的“獨立性”；4.內地的元素在香港越多，越不符合他們心目中“一國兩制”的設定。
預設的邏輯前提，一旦建基於在根深蒂固的偏見之上，只會有一個結論：
這事有陰謀。
四
香港大學的校徽上，鑄有“明德格物”四個字，此亦香港大學校訓。
“明德格物”，語出中華文化經典《禮記.大學》。原文是：“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皆是耳熟能詳的文化語錄，其義不難明白。
需要注意的是，這段話包括兩個重要的理論：一為認識論，自“明德”始，於“格物”止；一為方法論，自“格物”始，於“明德”止。也就是說，“格物”乃“明德”的起點、平天下的基礎。
對於“格物”，東漢鄭玄作注時解釋說：“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
反對任命申作軍、宮鵬為港大副校長的人，即以其認知與行動，“生動且深刻”地演繹了這一概念：
這事不好，所以這人不好；這人不好，所以這事不好。
所謂反對，不過主觀偏惡而已。
覺得香港制度遠勝於內地，所以鄙棄內地的一切；覺得有東方面孔的學者不如有西方面孔的學者“高大上”，所以鄙視內地學者；覺得香港是香港、中國是中國，覺得可以有西方的香港、不可有中國的香港。
“知於惡深，則來惡物。”用陰謀論詮釋來港大任命一事，一切都似乎自然而然。
修例風波時，靖海侯曾針對暴徒集聚的香港中文大學撰寫一文，發出一問：“博文約禮，港中大學生做到了嗎？”今天，靖海侯也想問問香港大學的一些學生和老師，還記得自己的校訓“明德格物”嗎？
1923年春天，孫中山先生到母校香港大學演講。學生會的同學們用籐椅把他抬進去。學生會會長介紹孫中山先生時說：“用任何語言來介紹孫先生都屬多餘，他的名字與中國同義.......現在，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一位中國偉人，一位真正的紳士，和一個胸襟廣闊的愛國者。”
時移世易。彼時愛國的港大學生會變成今日主張“港獨”的學生會，彼時歡迎鼓舞國人的香港大學變成排斥鄙視國人的香港大學。此歷史的悲哀，此港大的悲劇。
申作軍、宮鵬，不應遭到如此對待。
五
香港大學一事，是香港大學的事，更是香港的事；反映出來的，是香港大學的問題，更是香港的問題。
1.“逢中必反”，體現為湧動的社會思潮，體現於具體的社會事務；
2.“多元包容”，適用在西方的價值系列，局限於兩地的互動交融；
3.愛國與愛港有交叉，有平行，甚至有背離；
4.國際化是單極而非多極的。
香港大學任命一事，只是香港社會政治生態的一個側影，揭示著問題的嚴重性，透射著問題的普遍性。
正如靖海侯此前的分析和判斷，這個城市近年來急速走向“內卷化”，正脫離開反覆運算的現實基礎，依然在籠罩著的對歷史和未來的虛妄認知中逡巡不前，以為優越又感到焦慮，以為自信又常有迷思，本地文化的容納力、創造力、傳承力日漸衰退，逐漸表現出狹隘、封閉、頑固的一面。
排斥內地與內地人，只是其中一面。
1959年，英國哲學家羅素接受BBC專訪，當被問到如果這次採訪被後人看到，他想說的話時，羅素講了兩點：一是智慧，注重事實與真相，不要被自己願意相信的蒙蔽了雙眼；二是道德，愛是明智的，恨是愚蠢的，世界聯繫日益緊密，必須學會博愛和容忍。唯此，人類才能在這個地球上共存。
且不論申作軍、宮鵬的學術成就和領導能力，且不論內地高等教育的品質與發展水準，甘於被陰謀論驅使、被意識形態綁架，放棄事實與包容，這是一個發達地區應有的樣子、應有的文明嗎？
政治上頭，就會小題大做；心懷鬼胎，所以草木皆兵。
此香港社會之心魔。
六
反對港大任命者的理由，多臆測。支持港大任命者的理由，也多偏離了准心。
這些支持者在組織論據時，拿出了以下幾個理由：1.擬聘人選非共產黨員；2.擬聘人選有伯克利大學教授背景；3.擬聘人選雖然曾為港大校長張翔的同事，但只是見面之交。
支持者要駁倒反對者，其實正中了反對者的邏輯圈套：1.共產黨員不能進港大管理層；2.兩人獲聘是因為其國際學術地位而非內地背景身份；3.和港大校長相識即是徇私。
支持者的辯論並不高明。
靖海侯同樣要批評的，還有特首林鄭月娥的表態。
10月27日，當被記者問及此事時，林太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院校自主，這些事我不參與；二是聘用人選，考慮國際歷練與能力。
反復強調自己沒有參與，努力表示招攬的是世界人才。這些理據，不會去除反對者的心結，只會讓其認為是冠冕堂皇、避重就輕之言。
特區政府一年投入200億，為何不能過問？昔日港英政府管的，今日特區政府為何管不得？香港現有8所公立大學中，有2名臺灣人當校長，內地人為何不行？在伯克利大學任教就是國際歷練，在世界大學排名前列的清華大學任教就不是國際歷練嗎？
相比之下，前任特首梁振英的反駁就顯得更有有力。其明言：自己做過兩家大學一共12年校董會主席，清楚知道大學用人從來不問政黨背景。
靖海侯認為，在此事上，可以有更強有力的理據：
1.是不是黨員不是重點，是什麼黨員也不是重點，英國的工黨做的這一職位，美國的民主黨做的這一職位，中國的共產黨也做的這一職位；
2.有沒有內地背景不是重點，有沒有伯克利背景也不是重點，臺灣背景可以，美國背景可以，內地背景也可以；
3.認不認識校長張翔不是重點，和張翔是不是一樣都是華人也不是重點，可以不相識也可以熟識，可以都是西方人也可以都是東方人。
主管研究，就看研究方面的駕馭能力和領導能力；主管學術發展，就看學術發展方面的開拓能力和統籌能力。把輿論附加在申作軍、宮鵬身上的不相干資訊、身份剝離，才能明辨是非，才能理直氣壯，才能堅持下去、繼續下去。
七
正常被視為不正常，是因為“正常”本身有問題。
香港習非成是久矣。有人鬧內地，便不提內地，規避內地；有人鬧內地人，便防範內地人，遠離內地人。所以，印度裔可以當香港大法官，內地人不能做副校長；公民党的人可以在大學任教，有內地背景的不能在小學教書。
太多的不嫌多，太少的還嫌多，這是多元的香港嗎？
特區政府要承擔這責任。
教育系統裡，無論小學、中學、大學，愛國學校成了“極端少數派”；公營機構裡，可以有美國人，英國人，就是不能有內地人；行政、立法、司法機關裡，內地背景的人想要加入仍是“天方夜譚”。
因為一直太少，所以有一個便以為“不正常”；因為遲遲拒絕接納，所以才導致該有的“不能正常化”。港大任命有內地背景的人擔任副校長，早就不該出現香港社會的風口浪尖上。而澳門，有內地背景的人早已加入特區政府施政團隊。
這一步，如今在艱難中邁出了，但還可以走得更遠，走出學校，走到行政、立法、司法機關裡，走到香港社會各領域裡。
八
香港社會需要卸下的思想包袱，在於對內地的“恐懼”。
靖海侯有時候常感焦慮，為中央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和誠意一直不能有效傳達至香港社會而焦慮。
五十年不變是寫進基本法的。小平同志講，五十年後更沒有變得必要。香港的特色和優勢，有利國家，有利世界，有利兩地的現在和未來，香港沒有必要“內地化”，理論上、制度上和實踐上也沒有“內地化”的基礎。
有內地背景的人加入港大，改變不了港大的特色；港大的管理層都變成有內地背景的人，也非人之所願。但放任信任基礎的潰敗，一定會加大社會矛盾的張力、政治爭議的空間，讓港大乃至香港都深陷政治的漩渦中，消解其存在發展的價值。
香港就是香港，內地就是內地，“一國兩制”就是“一國兩制”，再多的合作交流也不會改變這一頂層設計；更多的合作交流只是讓這一框架的運轉更為平滑和諧。
我們不能說服反對派，但要努力說服普通的香港市民，讓他們感知這誠意，看到這前景，理清變化的好處、不變的壞處，發現香港存在於在他們心中、也存在在國家心中共同珍重的價值。
九
2017年初，靖海侯問過港大的一名學生，他說自己屬於“中間派”，不能容忍左派壓過右派，也不能容忍右派壓過左派。
每個香港市民都可以捫心自問，發展到今天的香港社會環境，到底誰是多數，到底誰是少數。但凡有一點同情心，都不會為香港在發生修例風波失序後，正在找尋的新的平衡而困擾。
有香港媒體人注意到，在剛剛發佈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中，關於港澳專題論述的字眼，由去年的“支持”變成了“保持”，並分析為是一種思路的調整。
其實，保持既是支持，也是保護，保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支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兼具政治含義與經濟意義。
中央的要求和期望很低，就是三個字：“別折騰”。
在香港的內地人和有內地背景的其他人，要求和期望也很低，就是想不被標籤化，得到基本的尊重，享有同樣的發展權利。
還是總書記那句話，“求大同、存大異”，在包容中成就彼此。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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