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發以來，特區政府一直沒有定出「清零」作為目標，內部認為在香港現行環境下，沒有可能清零。施政報告終於作出改變。
林鄭講到疫情時指出，抗疫過程中既要考慮所採取措施的法律基礎、市民的承受能力和對經濟的影響，又要顧及是否切實可行，以取得預期效果，殊不容易。但我可以肯定地說：我們每一個決定都是基於科學、專家意見和掌握的資訊，從沒有滲入任何政治考慮。
她話鋒一轉，講到「清零」的問題。
特首宣讀施政報告。
林鄭說，最近社區中不明源頭的確診個案或羣組感染再次出現，新一波疫情一觸即發，我們必須採取一切「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措施嚴控疫情，以及進一步增加防疫措施的精準度。在外防輸入方面，政府已全面收緊入境管制措施，要求所有在中國以外地區到港人士必須在酒店進行強制檢疫14天，而來自高風險地區的則須能提供病毒檢測陰性的證明才可登機；在切斷病毒的社區傳播方面，我們要求高風險羣組接受強制檢測，並更廣泛地推行沒有病徵人士「願檢盡檢」，或再次推行大規模的社區檢測，力爭在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和配合下達至「清零」，期望可早日符合恢復兩地人員往來的目標。
特區政府總算講出「力爭清零」。過去政府官員講到這個問題，總是講有何難處做不到，但今次由特首定出清零的目標，大家不用再拗這是否目標，總算行出第一步，往後就要看如何實踐。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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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