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5日）下午四時多，政府記者招待會交代疫情，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生透露，今天香港新增98宗確診，9宗輸入個案，89宗屬本地感染，30宗源頭不明，59宗與已發現群組有關，當中1宗來自跳舞群組，累計超過721宗；1宗來自日出康城地盤群組，累計63宗；沙田一田新增1宗，累計共11宗；大埔豐年樓外傭宿舍新增8宗，累計共10宗；藍田隧道地盤新增2宗，累計共有14人確診。
屋苑持續爆發，今天再多2宗來自東頭邨貴東樓，至今共有11人確診。大埔豐年樓1C、觀塘寶達邨達怡樓，及黃大仙彩雲邨明麗樓，已被列為強制檢測範圍。
黃大仙東頭邨貴東樓再增加2宗確診，居民在區內檢測。
在麗晶花園、東頭邨再爆疫後，令人擔心大廈爆疫互相傳播的問題，過去最關心經去水渠U型去水管傳播，最近有懷疑下層傳向上層的個案，令人關注氣霧傳播。
張竹君表示，一個處所有累積10宗或以上確診個案，便會公布。任何地方即使只有一宗個案，住戶也應該關窗，減少通過空氣感染機會。
張竹君早前曾表示 ，不少大廈出現確診個案，部分大廈有2至3個單位出現個案。如果大廈有4個不相識的單位有確診個案，就要強制檢測，但亦要看情況，包括環境污染及風險評估等，因此並非硬指標。
有鑑近日疫情嚴峻，中心呼籲市民盡量減少外出、社交接觸及外出用膳，如需外出應佩戴外科口罩及時刻注意手部衞生，強烈呼籲長者應盡量留在家中，避免外出，並考慮透過親友協助處理購物等日常生活所需。
另外曾經到過大埔豐年樓外傭宿舍的外傭，大部份均和僱主居住，只有少部份曾在週六或週日住一晚，又或者在宿舍內等候工作而暫住。曾經到過大埔豐年樓1C單位的人士，如果曾逗留超過兩小時或以上，便需要接受強制檢測，如果有人刻意不去檢測，事後被揭發的話，政府有權作出法律制裁。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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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