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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冤案:曲折的平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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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冤案:曲折的平反之路

2020年12月17日 17:49

王光美接過劉少奇的骨灰

劉少奇冤案是黨的歷史上最大的冤案。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統計,因劉少奇冤案受株連被錯判的案件多達22053件,涉及2.8萬多人。劉案案情複雜,直接關係到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正確與否,關係到對「文革」的評價,關係到毛澤東的一系列論斷和決策正確與否。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在大局未穩的情況下,劉少奇仍然作為反面人物,繼續受到批判。

1977年8月黨的十一次代表大會對劉少奇問題的提法仍然與九大、十大一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清楚地表明,劉少奇、林彪、王張江姚‘四人幫’這樣的死不改悔的黨內走資派,的確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我們黨相繼打倒劉少奇、林彪和‘四人幫’這些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有力地證明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表人物總是要失敗的,我們黨不愧是久經考驗的政治上成熟的無產階級政黨。”

三中全會沒有為劉少奇平反

劉少奇冤案的平反並非一帆風順。以思想解放著稱的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2月的三中全會,會議討論時也只是說到不存在另外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會議的底線。中央工作會議上各個分組提出了很多應當平反的冤假錯案,但因為劉少奇案件太大,牽扯麵太多,涉及許多重大政治問題,許多人認為提出這個問題的時機還不成熟,因此在會上極少有人提出為劉少奇平反。

于光遠在《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一書中寫道:

在11月25日開(中央工作會議)第三次大會前夕,各組提了許多重大案件要求中央處理,對許多尚未平反的冤假錯案也要求解決。在中央常委聽取各組召集人彙報時,鄧小平說:「大家提的問題要解決。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楊尚昆、陶鑄的問題要解決,但是提出的問題不能全部解決。」與會者心中有數。比如劉少奇根本沒有什麼“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問題,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會上肯定歷次路線鬥爭時就包括第九次路線鬥爭——對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鬥爭,而這種說法是寫進了十一大政治報告中的。估計這個中央工作會議乃至會後舉行的三中全會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因此各組討論時也只是說到不存在另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

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講話中,都沒有談到劉少奇的問題。劉少奇冤案的平反,仍然任重道遠。

從秦城接回王光美

1978年12月22日,中央組織部根據胡耀邦的指示做出決定,王光美被釋放出獄。

據王光美回憶:「那時,我沒有家可回。出獄那天,我被有關方面直接送到了廠橋的中辦招待所。孩子們馬上趕來廠橋見我。他們告訴我,這裏是‘兩個凡是’那幾個人掌管的地盤,可住不得啊,應該住到中央組織部長鬍耀邦分管的地方,這樣才安全。經過耀邦同志的過問,我便搬到翠明庄的中組部招待所去了。那時,我一身是病。耀邦同志十分關心,又送我到醫院去治病。」(高建國:《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新華文摘》1998年第11期)

造化弄人,1946年翠明庄是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的駐地,是王光美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

了王光美出席春節聯歡會的情況。

3月,中央組織部經過審查,對王光美的所謂問題做出結論:「王光美同志政治歷史清楚,沒有問題。」隨後,中共中央決定結束對王光美的審查。

6月5日,在胡耀邦的安排下,王光美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被增補為政協委員。6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王光美與其兄王光英在政協會議上的照片。這是她在春節聯歡晚會上露面之後,首次參加重要的政治活動,更加引起國內外各界人士的關注。11月,王光美任中國社科院外事局局長。

讚許《人民日報》造勢

王光美出獄後急於為屈死的丈夫劉少奇申訴平反。胡績偉和《人民日報》編髮了王光美在翠明庄寫的申訴材料,經胡耀邦批轉給中央領導。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經常向胡耀邦請教、聯繫工作,兩人來往甚多。「二胡」為他人仗義執言,在老同志中間是出了名的,他們推動了一批老同志冤案的平反,例如陶鑄和陸定一。

在中央為劉少奇正式平反之前,《人民日報》在胡績偉和秦川的組織下,影印出版了幾千冊延安時期黨中央編印的《整風文獻》。為了找到延安原版《整風文獻》,秦川千辛萬苦,最後在中宣部圖書館尋到1949年新華書店重印本。書中有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該文在「文革」中被批為“黑修養”,在全國家喻戶曉。

《人民日報》的這個舉動得到胡耀邦的讚許支持。胡績偉後來回憶:

記得當我把報社重印的《整風文獻》送給他時,我說:「我們買了一台影印的機器,為了試一試這個機器的效能,我特別選了《整風文獻》,印出來的效果很好,比延安時期的老版本漂亮多了。」他看了看目錄,把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翻了一翻。對於應該很快為少奇同志平反,我們都心照不宣,他高興地說:“你真鬼!”這三個字對我是很大的鼓勵。當時,有的權威人物批判我“膽大妄為”,我也滿不在乎了。(胡績偉《胡耀邦與人民日報》)

領導複查組

1979年2月5日,地質總局局長孫大光致信胡耀邦並黨中央,建議重新審議劉少奇一案。孫大光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一次會議上提出複查劉少奇冤案,因為有華國鋒的態度在前,當時沒有得到正面回應。現在胡耀邦已是中央秘書長、中紀委第三書記,這封信經胡耀邦決定,正式轉報中央主席華國鋒和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汪東興批閱。華國鋒圈閱了孫大光來信,但並未表示有態度的意見。(《縱橫》2006年第3期,張曙《陳雲與劉少奇冤案的平反》)。

在此期間,鄧小平曾指示中央紀委研究處理劉少奇冤案。2月22日,中央紀委召開書記辦公會議。據會議紀要記載:「中紀委辦公會議決議:劉少奇問題,群眾來信要求予以平反,小平同志要中央紀委研究。這兩個人的問題(另一人指瞿秋白)如何研究,另定。」

鄧小平的指示沒有得到落實。為什麼會這樣?胡耀邦在一個內部談話說:「黨中央明明白白知道,現在有許多事情沒有做,應該做,可是現在不能做。劉少奇這個問題,如果匆匆忙忙地,今年上半年拿出個稿子來,也可以,但不好。現在全黨是否意識到劉少奇這個問題過頭了。我覺得是過頭了,‘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小平同志,腦子裡沒有譜嗎?有譜,可是,現在解決不了。一部分人的思想跟不上,從去年下半年到現在,我們的步子邁得相當的快啊!我們自己的領導跟不上。歷史局限性不僅是客觀條件的限制,還包括主觀的可能性。」

2月23日,陳雲在孫大光來信上做出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傳閱完畢,中央辦公廳應正式通知中組部、中紀委合作查清劉少奇一案。」

鄧小平和陳雲要求中組部複查劉少奇問題的批示,這一次終於在胡耀邦的組織領導下開始落實。

3月27日,中央紀委辦公會議研究決定:「劉少奇的問題,經鶴壽同志與任重同志商量,按陳雲同志的意見,由中央組織部和中央紀委共同處理。」

王任重和王鶴壽二同志能夠參與中紀委的工作,為劉少奇冤案平反昭雪出一把力,是與胡耀邦分不開的。胡耀邦曾為他兩人的冤案複查,與中央專案組有過激烈衝突。

1979年4月18日,劉少奇案件複查組正式成立。在胡耀邦領導下,由曾負責複查「六十一人案」和從1978年11月即開始調查起草劉少奇案報告的中組部干審局副局長賈素萍擔任組長。複查小組由8人組成,他們分別來自中央組織部、中央紀委、對外經濟貿易部、中央黨校和軍隊系統。

當時劉少奇案有420多卷檔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一些案卷,總共570卷檔案。複查組在4月至5月中旬集中看材料,5月至6月搞調查,7月至8月做補充調查,寫複查報告。他們查了約半年,本以為那麼大的帽子、那麼多的帽子,證據應該很硬,不好推翻,結果發現所謂的「證據」全都是子虛烏有,基本上都是偽證、逼供的產物,還有諸如修正主義路線等罪名,更是莫須有。

11月,複查組向中央正式做出《關於劉少奇案件的複查情況報告》。

胡耀邦幾次與中央組織部和中紀委的幹部進行研究,精心指導,強調要把這個報告寫得縝密確鑿,經得起歷史檢驗。胡耀邦審閱了調查報告,認為這個調查報告對所謂劉少奇1925年在長沙「被捕叛變」問題、所謂1927年在武漢和廬山進行“內奸活動”問題、所謂1929年在瀋陽「被捕叛變」問題、所謂“其他反革命罪行”問題、所謂“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問題”的調查核實,都是詳盡確切的,證明完全是蓄意陷害,八屆十二中全會的決議是錯誤的。(《胡耀邦傳》(徵求意見稿)第二卷)

華國鋒轉向

後人在記述這段歷史時,往往講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為劉少奇冤案平反昭雪,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鄧小平、胡耀邦、陳雲、鄧穎超等人做了很多說服工作。堅持「兩個凡是」的一些領導人明確反對給劉少奇平反,他們認為平反了劉少奇,那毛澤東怎麼擺?“文化大革命”怎麼評價?黨的基本路線和繼續革命理論怎麼看?

為了克服最後的阻力,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等人做了各種準備工作。1979年冬季的一天,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員集體聽取了複查小組的彙報。(宋曉明主編:《追尋1978——中國改革開放紀元訪談錄》)華國鋒、鄧小平、汪東興、胡耀邦、徐向前等人出席了會議。鄧小平、胡耀邦、徐向前先後發言,肯定了複查工作。鄧小平、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等人與華國鋒、汪東興進行了面對面的交鋒。鄧小平等人對不理解和抵制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阻撓為劉少奇平反的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會上華國鋒明確表態,同意為劉少奇平反,對十一屆五中全會將要決定的其他重要事項也表示贊同。華國鋒的轉向,為解決問題提供了最為有利的條件。(李萬青、葉健君編著:《鄧小平大決策》)包括專案組組長汪東興在內也說(劉少奇案)是冤案。

12月,鄧小平、陳雲、鄧穎超、胡耀邦等審閱複查報告表示同意。鄧小平並提議,可考慮將這一報告作為中央對劉少奇案件的平反決定。

與此同時,胡耀邦主持起草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準則》特彆強調:「建國以來的冤案、假案、錯案,不管是哪一級組織、哪一個領導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一切不實之詞必須推倒。」這條規定即是胡耀邦提出的著名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兩個不管”原則。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胡耀邦在全會上被選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胡耀邦成為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主要領導人。

全會在對劉少奇案的複查進行討論時,有的同志提出,如果要為劉少奇平反,就要公開承認黨和毛澤東在「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可能會引起社會思想的混亂。胡耀邦指出:我們黨是一個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嚴肅認真、光明磊落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我們要恢復黨的優良傳統,要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必須貫徹在黨的全部實際活動中。為劉少奇平反,以及為一系列冤假錯案一一平反,正是為了使黨和人民永遠記取這個沉痛的教訓,使這類錯誤永遠不致重演。(《胡耀邦傳》(徵求意見稿)第二卷)

經過討論,全會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決定:(一)撤銷八屆十二中全會的決議和相應的文件,恢復劉少奇的名譽;(二)適時舉行追悼會;(三)對因劉少奇受株連的人和事,進行複查,凡屬冤假錯案一律予以平反。

視機前,當五中全會公報和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向全國播出時,王光美全家百感交集。

指揮輿論戰

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的決定剛剛傳達下去,一部分人中思想相當混亂。有人反對平反,認為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有人認為平反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公開為劉少奇平反,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做好冤案昭雪的宣傳工作。

1980年3月12日,胡耀邦出席中宣部部長交接會。這是他最後一次以中宣部部長的身份作講話。他特別囑咐宣傳系統在劉少奇平反昭雪宣傳上要注意的問題。

據新華社解放軍分社社長、高級記者、少將劉回年同志在其回憶錄《重大事件親歷》一書中回憶:

。中央要求寫一組推翻強加在劉少奇同志頭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的重頭文章,在劉少奇追悼大會前發出。總社決定由我牽頭,和幾位政治記者一起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在中央組織部翻閱了所有重新調查取證的材料,抓緊時間,寫出了《工人階級一位勇敢的戰士——劉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在反帝鬥爭中建立功勛——劉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滿洲省委的卓越領導者——劉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三篇長篇通訊。這三篇稿子送審後,於3月12日、16日、21日先後播發,全國各大報紙在顯著位置刊用,《人民日報》還在每篇稿件前加了很長的按語。這些按語,據說是胡耀邦同志親自加的。

3月23日,在接見出席中國科協「二大」的全體代表之前,胡耀邦在休息大廳里問華國鋒:關於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麼樣?華國鋒連說三個“好”,胡耀邦便說:“林彪、‘四人幫’控制輿論大權,批了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發表了數百萬、上千萬篇文章,我們只用三篇文章就把他們的徹底推倒了。”(章百家主編,孫大力本冊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圖畫讀本》第八冊:改革篇 (中冊))

3月,劉少奇重要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中共中央並決定編輯出版《劉少奇文選》。5月21日,《劉少奇同志紀念展覽》在中國革命博物館正式開放。胡德平時任博物館負責人。

根據五中全會精神,《人民日報》要寫一篇為劉少奇平反的社論,這是一篇難做的文章。社論要涉及毛澤東,涉及他在劉少奇冤案問題上的錯誤,同時還要維護毛澤東的形象。

《人民日報》以評論部主任范榮康為主的寫作班子,前後花了70天,修改11次,最初送審稿標題為《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論為劉少奇平反的重要意義》。1980年4月3日,代表中央主管宣傳的胡喬木找《人民日報》負責評論工作的同志談話,將社論原題目改為《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論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重大意義》,就社論主題思想,文章框架談了他的意見。

第二節最後一段有重要刪改。這段開始的原文是:

其次,要不要公開平反,下這個決心也很不簡單。劉少奇同志的案件,牽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牽涉到毛澤東同志本人。雖然把劉少奇定成叛徒、內奸、 工賊,並加以迫害致死是出於林彪、「四人幫」一夥之手,但是說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頭子”,卻直接是毛澤東同志的責任。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曾經把劉少奇同志視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曾經針對劉少奇同志寫過《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央在考慮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時,不能不考慮它的後果。

發表時,將在「牽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後一大段重要的句子都刪掉了。刪去這些段落和句子,《人民日報》的同志和很多讀者認為,社論的說服力、真實性和分量被大大削弱了。

社論最後經胡喬木審改後報送胡耀邦。1980年5月16日,在 「五一六通知」通過14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為劉少奇平反發表社論,公開承認這是“我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是“我們黨所犯的一項嚴重錯誤”。

反思劉少奇冤案

中央正式決定為劉少奇平反之後,胡耀邦在多個場合明確提出為劉少奇召開隆重的追悼大會,並就召開的時間、規格等問題,和華國鋒、鄧小平等人多次進行溝通。在黨內和社會上思想並不一致的情況下,及時舉行追悼會政治意義重大。

在1980年4月初召開的一次常委會上,胡耀邦又一次提出了為劉少奇隆重召開追悼大會的問題。具體時間倒好商量,但按什麼規格來辦,卻產生了不同意見。鄧小平乾脆地說道:「一切按國家元首逝世後的待遇搞,地點選在人民大會堂。我們既然為劉少奇同志平反,就要拿出真正的大氣勢來嘛!」

在開追悼大會前,要將劉少奇同志的骨灰從河南迎回北京。為此,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研究並批准了中央組織部報送的《關於劉少奇同志骨灰從鄭州迎回北京的請示報告》,知會治喪委員會辦公室辦理。治喪委員會決定由王首道、劉瀾濤等人陪同王光美及子女前往鄭州迎回骨灰。

1980年5月14日,劉少奇骨灰被迎回北京。筆者當時年輕,在北京西郊機場自發參加了骨灰迎接儀式,並拍有照片。

5月17日下午,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參加了追悼會。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正式宣佈:「黨中央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根據確鑿的證據,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徹底推倒了強加在劉少奇同志身上的種種罪名,鄭重地為他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5月16日是「文革」開始的日子,「文革」最大的“成果”之一是打倒了劉少奇。劉少奇追悼大會選在5月17日舉行,具有強烈地否定「文革」的政治意義。

胡耀邦辭職後,1988年底曾到湖南長沙療養。在這裏,他對劉少奇冤案的形成以及黨內民主進行了更為深刻的思考。他在與湖南省教委主任朱尚同談話時說道:「我也講過違心的話。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少奇同志是‘內奸’的材料,知道是不可靠的,但勉強舉了手。會議公報雖然說是‘一致通過’,但是就有那麼一位老大姐沒有舉手,這就是陳少敏同志。真是難能可貴。為什麼那麼多人不得不舉手,這當然是由於長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見,加上‘四人幫’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壓手段,使黨內普遍形成一種奴化思想意識的結果。我們黨由於沒有擺脫封建主義的影響,有相當一段時期,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見,不能保護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我過去講過,也是從馬列著作看來的,在奴隸社會中,大多數人是‘奴隸’,極少數是‘奴隸主’,也一定有少數‘奴才’。任何時代這種奴化思想都是有的,程度不同而已。」

告王光美。王光美是第一批到胡家弔唁的人。當王光美在一家花店選購花籃時,店主聽說花籃是獻給胡耀邦的,執意不肯收錢,說:「這花籃也代表了我們店裏人的心意!」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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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

1967年元旦,彭德懷仍然沒有獲得人身自由。

新的一年來到了,外面是什麼情況,鐵窗里的彭德懷一無所知。他如同一隻猛虎,被關在了一隻籠子裏,將他與人民隔離開來,沒有了行動的自由,更沒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對於目前的狀況,他感到焦慮和不安。

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場上,他看不到自己的對手,無法與對手短兵相接,更談不上拼刺刀,這位戰場上的赫赫名將,感到了自己的無力和失望。

他實在感到苦悶和不解,毛澤東主席讓自己出來到大三線去工作,現在怎麼又會被一些學生莫名其妙押回北京來?這些學生哪來那麼大的膽子,毛澤東主席知不知道自己現在的情況?

無數的問號在他的腦子裡翻騰著。他懷疑黨內出了內奸,有壞人在迫害自己。

他實在無法忍受這種狀況,就將發給自己寫檢查的紙筆鋪開,準備直接寫信給毛澤東主席。

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因為寫信(文字)給自己引來災難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在1955年寫了近30萬言的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國以來有關文藝工作的一些個人意見和看法的胡風——這是一個被認為是「魯迅傳人」的文人,後來被打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頭子,無辜迫害關押達二十五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才獲得了平反。另一個就是彭德懷,於1959年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廬山會議上,上書“萬言書”,陳述“大躍進”中有得有失,不但被免去了國防部長職務,同時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反黨集團”頭子。人們始終弄不明白,行伍出身的彭德懷,為什麼會想到用寫信的方式來表達個人的看法和意見——這並非他的“強項”,然而他卻做了這樣的選擇。

於是歷史出現了驚人的相似,他被罷官後來到北宋名將楊六郎掛甲歸田的地方,住進清代名將吳三桂的吳家花園,在此掛甲歸田,讀書耕地。在中國歷史上,因上書言事,為民請命而被罷官的人不乏其人,但像彭德懷那樣堅持真理,始終不向權力屈服,永遠都保持正直、開朗的胸懷,困境中不忘國家和民族命運的的確不多。

一種是毛澤東已認識到對彭德懷進行罷官批判的錯誤,為了防止未來的戰爭,有意讓彭德懷出來工作,將來還可以帶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時候為他恢複名譽。

另一種說法就是:由於1965年3月美國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戰備的指示,要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又決定第三個五年計劃實行「以國防建設第一,加強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佈局」的方針。在此形勢下,毛澤東認為受審查的彭德懷、黃克誠、習仲勛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議分配他們到外地掛職下放。因此,對彭德懷的這一安排,實際上是變相的“流放”。(謝春濤:《廬山風雲》)

哪一種說法對呢?現在都已無從考證。還是朱光將軍的話說得比較客觀,他認為毛澤東主席讓彭德懷出來工作,談了五個多小時的話,又請他吃了飯,喝了酒,並說:「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歷史了。現在看來,也許真理在你那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但就是不肯恢復他的原職。”

這,確是事實。

因此,彭德懷到三線工作,的確是忍辱負重!

元旦這一天,彭德懷仍然不得安寧,他隔壁的紅衛兵衝進屋來,說是給他「拜年」。

世界上哪有這樣的「拜年」呢?他們將彭德懷拉起來,讓他站在屋子裡,強逼他“交待罪行”。

彭德懷不服,問道:「你們把我弄到北京來,我的工作怎麼辦?你是找我算舊賬還是新賬,新賬我沒有,我去三線是毛主席動員我去的;舊賬要算我不怕,我早就向中央講清楚了,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紅衛兵吼道:「你這個老反革命,老混蛋,你還想翻案!」

說著他們就衝上前來,一把奪過彭德懷手中的煙斗,又去翻他旁邊的黃挎包,將裏面的紙張弄得滿地都是。

彭德懷平心靜氣地站著,靜靜地看著這些。

當晚,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況處於另一種生活環境,即被革命群眾組織揪回北京待審。時間已過去7天,還未宣佈罪名,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現在再一次失去了工作的權利,他無法忍受,決定給毛澤東寫信,反映自己的情況。

他從自己的日記本上撕下一張白紙,寫好後認真地疊成方形,放在自己的眼鏡盒裏,然後叫來哨兵,讓他替自己轉交出去。

彭德懷在信中寫道:

主席:

你命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7日押解北京。現在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後一次敬禮!祝你萬壽無疆!

彭德懷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這封信經層層轉送,最後終於到了周恩來的手中,周恩來在中央碰頭會上宣讀了這封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信。

毛澤東是否讀到過這封信呢?至今都沒有文字記載,但我們有理由相信,毛澤東最後也會看到這封信的。

這是彭德懷寫給毛澤東主席的最後一封信。信中報告了自己的處境,充滿著一種悲憤、痛苦與無奈,彭德懷已預感到自己在這場全民族的劫難中,很難生還,因此用了「向你最後一次敬禮」這樣的“絕命”之筆。

3月6日,彭德懷被轉移到北京五棵松不遠的羅道庄衛戍區幹部隊監護。

這裏管得更嚴,大門有衛兵守衛,犯人的囚室前有哨兵,更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在彭德懷的囚室里還安排了一名哨兵,他的一言一行都要進行記錄。

看著四周的環境,彭德懷自言自語地說:「我知道這裏不是營房,是班房……我在這裏是坐監獄。」

哨兵見他嘴裏不停地說話,就過來干涉。

彭德懷對著哨兵拍腿感嘆道:「今年我已經被撤職八年了,這八年白白地浪費過去了!」

八年,一個抗日戰爭都打勝利了,可抗日戰爭中曾立下不朽戰功的一員虎將——彭德懷的問題一直都未能解決。

冬天將至,彭德懷卻只有一件破棉襖,一條破棉褲,身上沒有換洗的衣服。一個70歲的老人,只得讓哨兵給借來針線,然後戴著老花鏡一針一針地自己縫補。由於囚室里光線不好,手時常被針刺出了血,他放在嘴裏吸一吸,又開始自己縫補起來。

4月1日,彭德懷實在憋不住了,他藉著囚室小窗透進來的亮光,再次給毛澤東寫信,這封信寫得很長,在信中他詳細地談到了自己被抓來北京的經過。對於當時報紙上不斷批判他在西南大三線搞翻案活動,收買人心,妄圖兵變等誹謗,都進行了一一的駁斥。

他在這封信的最後這樣寫道:「……我到西南頭7個月,大約走了20個縣市,15個工礦企業、區(雲南還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這方面一些知識和提供領導參考,並無其他意圖。」

信發出去後,仍然是石沉大海。

按說,此時彭德懷應該明白過來,不會再寫信了吧。可要是那樣,這個人就不是彭德懷了。

在交出信件後的二十天裏,彭德懷同過去一樣,仍然痴情地盼望著回信,他常常站起來,獨自看著窗外那棵樹上搖動著的樹葉,獃獃地發愣。

二十天後的4月20日,彭德懷再次提筆,不過這次他不是給毛澤東寫信,而是給周恩來寫信。

彭德懷在信中還分析了這種礦渣的利用價值。認為可以加工成鈣鎂磷肥,這種肥料成本低,肥效高,對於周圍的農民種田很有好處。因為當地屬於大山區,農民種地靠天然肥,外面的化肥很難運進去,就是運去了成本也很高,農民買不起,應該加快這種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這是有利於工農聯盟的事情。我們千萬不能搞了工業,丟了農民,得了財富,失了人心。

彭德懷在信的末尾對周恩來說:「小事情本不應該打擾你,但我不知應告何人,希原諒!祝你永遠健康!」

信的最後署名「石穿」。

為國為民,滴水穿石。彭德懷自己都落到了這種地步,心中卻仍然關心著三線建設的點點滴滴,關心著中國最基層的工人和農民的利益。

寫信,成了彭德懷在囚禁中表達個人情感的一種方式。

(摘自《一九六五年後的彭德懷》 沈國凡著)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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