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生孩子」是一個熱門話題，這一方面是因為近幾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疫情隔離的那段時間裡，很多人都覺得在家生孩子的人會變多。
因此，2020年一直被期盼著會迎來一場「嬰兒潮」，那麼真實情況到底是怎樣的呢？
國家統計局尚未發佈過去一年的官方生育數據，但與一些人口統計學家的預測相反，許多城市和省份已發佈的統計數據顯示，出生人口數量下滑幅度都超過了一成，有一些城市甚至超過了兩成。
圖片來源：攝圖網
多地出生人口下滑幅度超一成
首先來看一線城市廣州。根從廣州市活產數變化數據看，近10年，廣州市分娩量在生育政策調整的刺激下產生過生育高峰，但迅速回落，廣州2020年回落至19.55萬，較2017年下降了近10萬，達到近10年來最低水平。
其次是浙江省的經濟大市溫州。1月20日，溫州市健康婦幼指導中心發佈了2020年出生人口大數據：出生人口近6年來再創新低。2020年度溫州地區58家助產機構住院分娩活產數73230，比2019年同期減少19.01%。
據悉溫州出生人口歷史最高峰在2012年，分娩活產數是144988，和2020年相比，減少近50%。
同樣是在浙江，寧波的數據也是一樣。寧波市衛健委去年9月發佈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上半年，全市戶籍人口出生數同比下降19.24%，二孩率下降2.50%。根據半年生孕合計數佔全年出生數比例，該市衛健委發佈的2020年寧波戶籍人口出生預報，預測2020年全市人口出生數約為3.6萬人，與2019年相比，下降幅度較大。
寧波下轄的縣級慈溪市，其出生人口數量也出現明顯下滑。2020年慈溪市出生人口6476人，2019年為7382人。2020年出生人口較2019年減少906人，下滑約12.27%。
而在浙江的山區市麗水，全年出生22799人，比上年減少7041人，下降了23.6%。出生人口中，男性11864人，女性10935人。
另據統計，2018年銀川新生兒數量為29956人，2019年銀川新生兒數量為27753人，到2020年，銀川新生兒數量相較前兩年明顯下降，為24452人。每一年男孩和女孩的數量基本持平。按此計算，2020年銀川出生人口下滑了11.89%。
從目前各個城市披露的可對比數據來看，2020年大多數城市出生人口下滑幅度超過了一成，也有一些城市超過了兩成。
此前，「母嬰圈的網紅」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院長段濤也在其公眾號上發文：“我曾經和很多省份的專家溝通過，2020年大家分娩量的下降基本上是在10%-20%之間，以此估計2020年中國的分娩總量下降10%-20%是大概率事件。”
圖片來源：攝圖網
為什麼不願意生娃？
以前，在計劃生育期間，有些家庭冒著罰款的風險也要生下二胎。但如今二胎政策全面放開了，很多夫婦卻不願再生了？
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黨委書記夏慧敏指出，僅依靠生育政策的調整仍然不足以提升育齡夫婦生育意願，「生育意願主要受經濟收入、婚姻狀況、職業發展、居住地、養育壓力、政策和社會支持等因素影響。」目前，房價收入比偏高，育兒成本高昂，托幼、義務教育等相關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仍然缺位，照料壓力、養育成本以及追求生活質量等因素極大的約束了育齡夫婦生育意願。
浙江官方此前發佈的一篇《浙江人口結構及其變化趨勢分析》分析指出，（目前）生育成本巨大。根據全國生育意願調查，經濟負擔重排名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幾乎所有的被訪者都認為學前教育支出對他們來說負擔較重。而對於雙職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務嚴重依賴家庭代際支持。
浙江省統計局發佈的《浙江省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情況調研報告》顯示，浙江育兒費用佔用家庭較大開支，家庭育兒負擔較重。57.3%已托育家長認為照護費用高昂，經濟壓力較大。6.1%的家長反映平均每月用於育兒的全部費用在6000元及以上，65.1%的家長反映在2000-6000（含6000）元。而單個兒童在托育機構育兒費用也不低，60%家長反映平均每月托育費花費1000—3000元（含3000），10.7%家長反映是3000元及以上。
任澤平團隊近日發佈的報告顯示，生育意願減低主要有三個原因：
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一是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從而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2013~2019年離結比從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主要初育年齡從20~27歲推遲到22~29歲。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人，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礎。
教育醫療住房等直接成本、養老負擔、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生得起、養不起」。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此外“四二一”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高。
只有中國人不願意生？
放眼全球，生育意願降低已經成為了普遍性的現象。現代化水平相對較高的地區，生育率越是下降。
韓國1月初發佈的人口數據顯示，2020年韓國的死亡人數首次超過出生人數。2020年只有27.58萬名嬰兒出生，創下歷史最低值，比2019年下降了約10%。同年死亡人口約30萬，總人口出現自然減少。
在連續十餘年人口負增長的日本，情況也不容樂觀。日本厚生勞動省公佈的數據顯示，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約為84.8萬人，與2019年相比減少約1.7萬人，降至1899年有該項統計以來的歷史最低。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發佈的2020年人口統計報告也顯示，2020年法國新生兒只有74萬，比2019年減少1.3萬，出生嬰兒數量創1945年二戰之後的最低水平。
為了鼓勵結婚生育，近年各國政府沒有少花精力。比如，日本最新的新婚補助顯示，居住在實施新婚補助計劃地區的新婚夫婦，從今年4月起可以獲得最高6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9萬元）的補貼，用以支付婚後的房租和其他費用。其中，日本中央政府承擔2/3的補助經費，地方政府承擔1/3。
此外，日本的部分地方政府還引入了人工智慧（AI）婚配系統，旨在進一步提高適齡青年的結婚率。為此，中央政府在2021財年的預算中還劃撥了20億日元對這一系統進行完善和推廣。
神州快訊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