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日前舉辦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論壇上，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特大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執行副院長葉堂林介紹，通過用大數據對京津冀協同發展進展進行測度，發現2020年北京在三地在營企業註冊資本總額中的佔比為73.95%，較2014年下降了9.57個百分點，而天津、河北分別上升了3.72個和5.85個百分點。
「非首都功能疏解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牛鼻子’。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7年來，非首都功能疏解成效非常顯著。」葉堂林說。
2018年8月，北京「大紅門早市」商戶入駐河北滄州珠商貿城。 新華社記者 楊帆攝
三地產業協同狀況較好
北京在京津冀三地在營企業註冊資本總額中的佔比，較2014年明顯下降。北京的批發與零售業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點內容，在「基於大數據的京津冀產業協同進展研究」中，葉堂林還發現，從2014年到2020年，北京批發與零售業在營資本總額增長為54.56%，天津增長為126.92%，河北增長為127.70%。
「可見，北京批發與零售業的增長由於非首都功能疏解得到了顯著的抑制。」葉堂林說。
從三地高新企業的數量來看，2019年北京高新製造業企業的數量與2010年相比有所下降，天津有所增加，河北的石家莊、滄州、衡水大幅上升。葉堂林認為，這表示在製造業方面，河北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三地的產業協同狀況較好。」葉堂林表示，在產業分工方面，北京註冊資本最多的是租賃與商務服務業、科研服務業和金融業，因此北京總體處於產業鏈的研發和銷售環節。天津則以金融租賃和科研服務業為主，總體處於產業鏈的資本和銷售環節。河北在營註冊資本最多的依次是製造業、批發零售業和建築業，總體處於產業鏈的製造環節。
實現「雙碳」目標，京津冀具有先發優勢
目前，京津冀協同發展已進入滾石上山、爬坡過坎、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三地發展差距仍然較大。城市規模和功能存在斷層，城市間經濟聯繫較弱。不同規模的城市間尚未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分佈格局，制約了區域整體競爭力提升。」北京市發改委黨組成員、市委市政府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李文紅在論壇上說。
如何縮小三地發展差距？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中國社科院生態文明所研究員楊開忠表示，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進程中，還存在五大機遇。
「首先，京津冀特別是北京，在全國創新資源、創新生態系統方面具有明顯競爭優勢。第二，在實現‘雙碳’目標過程中，三地具有先發優勢。從2014年開始，三地就把生態環境保護作為協同發展的三個突破點之一。實現‘雙碳’需要技術支撐，技術重要的來源就是北京及周邊地區。」楊開忠說。
我國將推動城市組團式發展，形成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路型城市群結構。楊開忠認為，這將給三地加快大、中、小首都圈和泛首都圈的形成帶來重要機遇。
此外，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京津冀作為京津重地和國際交往中心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第五個機遇是加快數碼化發展，建設數字經濟。
天津應進一步借力臨近北京的區位優勢
天津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期完成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期目標後，天津如何繼續發力？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李蘭冰指出，未來天津有四個方面需要關注。
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
首先，在產業協同方面，天津應進一步借力臨近北京的區位優勢，把北京科技中心的資源優勢和天津先進位造業基地的基礎疊加起來，加強京津在原始創新、創新成果專業化鏈條上的合理分工。
在空間協同方面，李蘭冰提出天津應在臨近北京的區位推進一些大的功能區、集中承載區的建設，來推動建設京津都市連綿帶。
第三是要推進高質量對外開放，加快天津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北方國際物流航空中心建設，以優化三地資源配置和市場協同。最後是協同治理，李蘭冰表示，期待有助於深化改革的一些政策措施能夠出台。
神州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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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灣微動力污水處理站 中新社記者 龐無忌 攝
文/龐無忌
未及盛夏，湖北省鄂州市東溝鎮的一個小村灣里，午後陽光已十分灼熱。65歲的張文進大爺站在自家承包的水塘邊，觀察著池水的凈化效果。在他身後不遠處，便是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梁子湖。
跟隨自然資源部組織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主題採訪，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記者來到這裏。“（凈化水質的水生植物）已經放進水塘半個多個月了，再等2個月左右，就可以準備種湘蓮了”，張文進對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記者說。
張文進是東溝鎮茅圻村張家灣村民，也曾是當地的「養殖大戶」。過去30多年，河蚌（產珍珠）和魚類的混養，能給他每年帶來大約6萬元的純收入。
由於緊鄰梁子湖且氣候適宜，過去，茅圻村乃至東溝鎮大部分居民都從事河蚌養殖。遠銷海外的「東溝珍珠」便是產自這裏。
但無論是養魚還是養河蚌，投放大量的肥料餌料都會對水質和土壤帶來極大的污染。村民們的水塘連著梁子湖，而梁子湖不僅是武漢的後備水源，它還經長港注入長江。過去這些年，梁子湖流域許多地方水質惡化到Ⅳ類標準，不再適合飲用，游泳等直接接觸人體的用途也被視為並不適宜。梁子湖水質的不斷惡化對長江母親河來說無疑是一種威脅。
為了徹底扭轉水質惡化局面，從2016年開始，珍珠養殖重鎮東溝鎮就全面退出了養殖業。像張文進一樣的「養珠人」也轉型種湘蓮、開民宿等等。為了形成對生態產業的持續投入，鄂州市更給予梁子湖區以“特殊對待”，建立了生態保護補償機制。
給自然資源標個價
這個機制運轉的第一步，是摸清當地自然資源的總量，然後給它們標個價。
鄂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局長黃如輝介紹說，首先，鄂州市在全域開展自然資源資產平衡表編製，摸清各類自然資源的數量，現在「這張表」每年都會編製一次，成為年度常規工作。
這些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值多少錢？為了弄明白這個問題，當地與高校合作研究生態價值計量方法，採用當量因子法對土地、水域、森林等自然資源資產賦值，將各類資源對生態的服務貢獻統一度量為無差別、可交換的貨幣單位，根據模型測算出全市各區以及環梁子湖區域的生態服務價值。
對自然資源以及其產生的生態服務價值「明碼標價」之後，則可以橫向進行補償調節。為了更好地保護環境，梁子湖區在7年前已全面退出一般工業，但不要工業就沒有稅收。地方發展靠什麼？
單靠梁子湖一個區的力量顯然無法解決這個難題。這時候，就需要使用跨區域的生態保護補償資金。
3.55億生態保護補償資金
黃如輝說，自2015年開始，接收生態服務價值的各區共向創造生態價值的梁子湖區，分年度支付生態保護補償資金共計3.55億元。
據介紹，地處上游的梁子湖區退出一般工業等每年會減少約1億元的稅收等方面收入，但去年，其接收到的來自下游地區的補償資金有近2億元。
這筆錢被用於開展山水林田湖生態保護修復。以梁子湖區茅圻村張家灣為例，當地將生態保護補償資金用於美麗鄉村建設，實施了生態民居改造工程；轉型發展生態農產品種植、生態旅遊等產業，鼓勵從事養殖業的農民轉產，累計投入500餘萬元。
張文進大爺等村民各家用來凈化水質的水生植物引進和栽種費用等就來自這裏。全區300多個污水處理場站的建設資金也大多來自生態保護補償資金。
記者在茅圻村看到一個安裝太陽能板的微動力污水處理站。據介紹，這樣的處理站運營成本低廉，每個處理站每天可處理20噸左右的生活污水，服務200戶居民，整個茅圻村有3個這樣的處理站，居民生活污水不再直接排到梁子湖。
除了獲得生態保護補償資金外，官員政績考核也全面實施「綠色導向」。黃如輝介紹說，鄂州市在湖北省率先取消生態區域和農業鄉鎮招商引資、工業增加值考核，不斷加大生態績效指標考核權重。同時，開展領導幹部自然資源離任審計，審計結果作為幹部考核、任免、獎懲的重要依據。
多方努力之下，梁子湖水域水質持續改善，目前部分地方已達到經處理後可飲用的Ⅱ類水質標準。梁子湖也成為全球瀕危動物白鶴、「鳥類大熊貓」青頭潛鴨的重要棲息和繁殖地。
1億元水質對賭的背後
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區的探索只是一個小範圍的試點。人們關注類似的生態價值計量和生態保護補償模式是否可以在更大範圍內推廣。
事實上，這樣的嘗試已經出現。
今年5月，一則消息轟動網路。山東省、河南省就黃河流域（豫魯段）生態保護簽訂了一個金額高達1億元的賭約。
「水質年均值在Ⅲ類基礎上每改善一個水質類別，山東省給予河南省6000萬元補償資金；水質年均值在Ⅲ類基礎上每惡化一個水質類別，河南省給予山東省6000萬元補償資金。」此外，在水質變化補償方面，兩省之間也有一個上限為4000萬元的補償協議。這個億元的水質對賭也被網友戲稱為現實版的“魯豫有約”。
除魯豫外，這樣涉及上下游的生態保護補償協議還有不少。2012年財政部、生態環境部及安徽、浙江兩省正式實施全國首個跨省流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試點，正式簽訂《新安江流域水環境補償協議》。中央財政每年拿出3億元，安徽、浙江各拿1億元，兩省以水質「約法」，共同設立環境補償基金。
未來，這樣的「賭約」可能會更多。4月份，財政部等四部門印發《支持長江全流域建立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實施方案》，該方案實施範圍涉及長江流域19個省。
湖北省自然資源廳副廳長沈學軍也透露，目前當地正以水資源為重點，從生態系統性和流域整體性出發，進一步探索長江幹流、丹江口庫區、環梁子湖區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和生態保護補償的相關機制。
不過，記者了解到，目前作為基礎性工作之一，自然資源資產平衡表的編製依然面臨許多困難。一些試點地方對自然資源只有實物量的核算表，而缺乏對自然資源的價值量進行量化核算。如何給自然資源「標價」，可謂眾說紛紜，目前學術界仍有較大爭論。只有將環境價值納入傳統核算範圍之內，並與經濟活動關聯起來，才能從根源上改變人們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忽視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問題。
來自：國是直通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