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各地高校分數線陸續公佈，在「幾家歡喜幾家愁」之後，又到了填報志願的時候。
填報高考志願的時候，我們究竟更看重什麼？有些人將填志願視為一次至關重要的人生抉擇，如何填報會直接影響自己未來的職業道路、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有些人覺得填錯志願也不可怕，大不了重頭再來；有些人看重專業，另一些人則認為學校和學校所在的城市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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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看當年的選擇，常常聽到一種說法，說自己當年就是「稀里糊塗」過來的。高中生的閱歷有限，選專業時多多少少會有“蒙”的成分。一些人填志願完全是家長“包辦”，甚至因為自己喜歡的專業，與父母意見不合鬧脾氣。還有好多人連選的機會都沒有，被調劑到不想讀的專業，有苦難言。
其實，選專業時的類似煩惱和現象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在高等教育與市場緊密連結的今天，學子們不可能不考慮自己的選擇與將來職業回報之間的關係。面對普遍存在的「讀人文學科不好找工作」、“文科生收入不高”等話語，許多人文學科的愛好者會在專業選擇時猶豫不決。
在西方，「富讀文、窮讀理」的現象更加嚴重。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人文學科面臨著新一輪危機，學習人文學科的學生越來越少，越來越多文理學院倒閉或合併。面對著西方人文學科的新一輪危機，個人又該如何做出選擇？在當今西方年輕人的“You Only Live Once”（YOLO，你只活一次）的亞文化下，我們又能吸取到什麼經驗？本期讀刊和大家聊一聊這些話題。
01
富讀文，窮讀理？
兩百多年前，美國「國父」之一約翰·亞當斯在給他妻子的信中寫道，他為他的後代們制定了計劃——他希望他的孩子們能夠學習一些有助於國家發展的實用專業，比如數學、航海、商科。如此，他孩子的後代們才有機會學習繪畫、詩歌、音樂、建築、雕塑、針織和瓷器的機會。
無論對於集體還是個人來說，這種觀念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這種觀念的背後是一種理性的計算：相比急需實現階層躍遷、保住階層地位的人來說，有錢有閑之人更有條件選擇去讀一些「無用」的學科。一方面，這能夠陶冶性情；另一方面，這也能形成他們的文化資本。
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告訴我們，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符號資本之間可以互相轉化。在有了經濟資本之後，富人能夠有機會通過學習「無用」的文科，以獲取文化資本。而且，在精英大學一起學習文科的同學所形成的社會關係網，也成為了這些富人的社會資本。特定的文化資本為特定的審美活動和娛樂活動提供了前提條件。因此，他們喜歡去參加各種“高雅”、有“格調”的文化活動，以形成“區隔”。
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回歸故里》里就提到，出身於貧困工人階級的他，需要拚命提高自己的藝術品位、改變自身的說話方式，以融入知識分子圈；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出身卻深深印刻在自己的精神當中，任何社會習得都是無法抹去的。夾在這兩種身份之間，他感到十分痛苦。
《回歸故里》，[法]迪迪埃·埃里蓬著，王獻譯，後浪|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7月版。
關於「文化區隔」和“格調”的論述林林總總，大都在論述這些「文化區隔」對某個階層或圈子身份認同的建構的關鍵性。有錢有閑階層的口味各種各樣——古典音樂、當代藝術、莎士比亞、馬術、高爾夫、紅酒、雪茄……無論它們如何改變，似乎都脫離不了“昂貴且非實用”的性質。有些後發的中產階級則喜歡亦步亦趨，他們喜歡模仿或加入這些文化活動——或許以最廉價的方式，以獲得某種身份上的承認。但是，尤其在英美，在精英大學裏主修文科這件事，或許還是較難被“模仿”的。
在《大西洋(3.240, -0.02, -0.61%)月刊》對康奈爾大學社會學教授金·威登（Kim Weeden）的採訪中，威登表示，在美國，大學生父母的收入的確跟他們所選的專業具有相關性。來自較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傾向於學習「有用」的專業，比如計算機、數學、物理等。有錢人家的孩子更多會讀歷史、英語、表演等專業。威登說，“因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緩衝來抵禦失業或就業困難所帶來的風險。”而且，威登認為，來自較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從小更可能接觸到藝術、音樂和文學，這些接觸有可能會讓他們在讀書時選擇去攻讀這些專業。
電影《歌舞青春》（2006）劇照。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經濟學教授雷格·克拉克（Greg Clark）分析了2000年-2015年劍橋大學學生所選擇的專業，他發現，擁有精英英語姓氏的學生——他將其視為高社會地位的指標——與普通英語姓氏學生相比，擁有精英姓氏的學生更可能選擇古典學、英語和歷史專業，而擁有普通姓氏的學生更可能學習計算機和經濟學。這似乎意味著擁有「財務安全網」的學生更可能選擇那些預期收入較低的專業。
NPR曾發佈過一個美國1979年至2010年不同職業兒童時期的家庭收入與成年後收入對比研究。他們發現，選擇做醫生、律師、金融分析師、諮詢從業者、工程師、程式設計師等職業，收入能都比兒童時期的父母收入高。其中，做醫生的收入高齣兒童時期家庭收入的40%左右，堪稱美國「階層躍遷」效果最好的職業選擇，這也難怪在美國做醫生的競爭如此激烈。不過，若孩子選擇做藝術家，其收入水平比兒童時期低30%左右，是收入降低最慘烈的職業。
圖片顯示美國不同職業的家庭收入在成年前後的對比，圖片來自NPR。
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道爾頓·康利（Dalton Conley）認為，在研究家庭收入與孩子專業選擇的問題上，父母的收入只是一個很有限的指標，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與父母的財富量才是重要的。因為儘管收入和職業聲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但財富和教育水平會相對保持一致。他說，「人們不會追求收入、財富或聲望本身的最大化，大家追求的是普遍意義上的社會階層，每代人都會因此而做出衡量」。所以，富人家的孩子可能會選擇那些比他們童年時家庭收入還低的職業，這是因為他們的社會階層並不會因此跌落。
02
西方文科再次面臨危機？
選擇讀什麼專業並不只是個人的理性選擇，政府也會介入並調控這一進程。去年，由於疫情影響，澳大利亞教育部宣佈了一項「培養更好就業的學生」的計劃。其中，學習農業、數學專業的學費將減少62%，健康、信息技術、工程、建築、環境等專業的學費將減少20%，而讀人文學科的學費將飆升113%。很明顯，澳大利亞政府更希望學生去讀那些職業導向型的專業，更少去讀「無用」的人文學科。而且，該政策鼓勵學習人文學科的學生能通過選修理科專業來降低他們的學費成本。
這個舉措在去年引發了許多爭議。選擇人文學科和藝術學生的就業率並不比「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專業學生低。而且，在經濟衰退的影響下，學習人文社科的學生能夠更好地在裁員時找到新工作。《衛報》還建議英聯邦國家學習美國大學更有通識性專業設置，因為英國學生的專業化選擇比許多國家早，他們在十四歲的時候就開始分科。此外，《衛報》希望學習STEM專業的學生也能獲得更好的人文教育。ABC則給出了更詳盡的數據，通過調查澳大利亞40000名畢業生的工作情況，他們發現廣義的人文社科專業的畢業生的就業率為93.6%，理科生的就業率是90.9%，因此這個政策的潛在基礎——理科生就業率比文科生更高——並不存在。
儘管如此，「重理輕文」的議程並沒有改變。其實，這是長期持續的政策導向。從上世紀九十年代「STEM」這個名字出現以來，「STEM」越來越成為各國教育戰略的流行語。在美國，奧巴馬政府曾宣佈美國將投入10億美元用於「STEM」教育，特朗普政府也發佈過「STEM」教育的戰略。從國家發展的宏觀層面來講，政府推動理工科教育的發展是必要的。但是，因此忽視或排斥人文學科不啻為一種不幸。
其實，人文學科面臨「危機」這樣的話語已老調重彈好久了。自從美國上世紀三十年代高等教育的角色轉換為“職業培訓”以來，高等教育與就業、市場和國家發展戰略的關係愈加緊密，類似“人文學科瀕臨滅亡”的論調在輿論場上一直都非常響亮。1964年的一本名為《人文學科的危機》（Crisis in the humanities）的暢銷書中就警告大家，在以科學為中心的世界，文科越來越邊緣化了。這些話語在如今早已屢見不鮮。
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本傑明·施密特（ Benjamin Schmidt）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認為，雖然這幾十年來人文學科一直在喊「處於危機之中」，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他認為，在戰後，人文學科經歷了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1955年到1985年，在這個階段，嬰兒潮一代大量湧入人文學科學習。在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之後，人文學科轉繁榮為蕭條，畢業生數量大量萎縮。這是人文學科的第一次危機。第二個時代是1985年到2008年，這是個長期的穩定期，人文學科的變化不大。第三個時代是2008年至今，人文學科的危機重新到來，人文學科畢業生佔全部畢業生的比例降到了美國四十年來的最低點。美國歷史學會發現，從2014年到2017年，歷史課程招生人數下降了7.7%，其中高級課程的下降幅度比低級課程的要大，其中歷史學的教職崗位也降至近三十年來的最糟糕水平。
比起半個世紀前，如今的人文學科多了許多新專業，比如性別研究、種族研究等。但是，人文學科學生佔畢業生總數的比例比1970年代更低；同時，取得哲學、歷史學、語言和英語這四大人文學科的學位總數，在近20年來首次跌破了10萬人。近年來，美國許多私立的文理學院出現了巨大的財政赤字和倒閉潮。與人文學科面臨危機的情況相反，「STEM」專業的崛起成為了這十幾年來的教育增長點。
經濟危機明顯對學生的專業選擇造成了影響。在1970年，有近七成的美國學生認為通過教育來「培養有意義的人生哲學」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四成左右的學生認為教育是為了“賺更多錢”，而在經濟危機後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這個比例發生了逆轉。本傑明·施密特認為，經濟危機後，學生對於就業市場的恐懼導致他們逃離人文學科。不過，施密特並不認為學生對收入的預期一定是準確的。大量證據表明，人文學科專業的學生的收入會比「STEM」專業的低，但其實除了工程學、金融、計算機等熱點專業和領域外，其他理工科專業的收入跟人文學科的畢業生相差不多。
本傑明·施密特回顧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人文學科相對繁榮的時期。那時，美國大學的人文學科以英語和歷史這兩個專業為核心。在最好的狀態下，這個核心維持、重建並豐富了美國文化生活；在最差的狀況下，這個核心充當了文化資本的渠道——美國人沒有放棄教授莎士比亞這樣的「正典」，並為不同階層傳授原本相當精英的文化。（那時，由於大學擴招，西方新興的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子弟也進入原本相當精英的大學，於是很多底層文科學生也有了像迪迪埃·埃里蓬那樣的痛苦經歷。）如今，英語和歷史作為人文學科核心專業的現象已經消失，本傑明·施密特則對正在崛起的文化研究抱以希望（我們很難從數據中看出這類領域學生的增長）。他發現，歷史上曾是黑人學院的學校，人文學科的招生數還保持著穩定。對於那些想從主流視角之外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學生來說，人文學科比以往更加有用。
03
「大辭職潮」和“YOLO”，
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很重要
統計數字是冰冷而宏觀的，無法顯示出每一個個體在選擇讀什麼專業、過一種什麼樣生活背後的價值取向、家庭、情感、運氣和理智等各種因素的博弈。真正存在完全「自主」的選擇嗎？即便沒有他人干預大家選專業，看似個人自主的選擇其實背後也受到外界各種各樣無形的影響。
但是，個體終將又是自由的，大學裏選擇什麼專業並不會永遠把人「框死」，我們還有很多機會去“重新出發”，過上自己想過的生活。在西方，由於疫情打擊嚴重，去年，許多年輕人被困在家裏工作。今年，他們掀起了一場「大辭職潮」（The Great Resignation），這個詞一度成為西方社交媒體熱門的標籤。
「大辭職潮」（The Great Resignation）源自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教授安東尼·克羅茲（Anthony Klotz）。他認為，在疫情暴發時，由於充滿著不確定性，許多人會繼續做他們的工作；在疫情好轉之後，一場大辭職潮隨之而來。果不其然，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僅今年四月份就有400萬人辭職，為這二十年來新高。據保險和金融服務業巨頭保誠保險今年五月的調研，有三分之一的美國工人不想為他們的僱主全職工作，四分之一的工人計劃在疫情好轉時尋找新工作。
電影《實習生》（2015）劇照。
無窮無盡的Zoom會議和線上辦公讓許多被迫在家獃著的美國千禧一代重新思考人生事務的重要次序——究竟該過那種生活？勞動重要還是閑暇重要？自己為工作所付出的精力和健康到底值不值得？在家辦公讓大家與家人的聯繫變得更緊密，也給了許多人時間，讓他們重新審視因工作而疏遠的家庭生活——在自己的人生中，家人意味著什麼？
因此，在今年疫情的恢復階段，許多美國年輕人決定辭職，選擇過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有人選擇了離家近的工作，方便與家人共度幸福時光，還有人選擇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徒步旅行、搞藝術、學新專業、創業，大家都想開啟自己新的人生。「大辭職潮」與“YOLO”（you only live once，你只活一次）的思潮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遊戲驛站”散戶狙擊華爾街大鱷的事件中，“YOLO”一族佔據了各大媒體的話題榜，他們在反擊華爾街大鱷時展現出極強的冒險性和驚人的非常規性——疫情讓人重新認識到生命的可貴，只有在生命處於危險的狀況下，「你只活一次」才會更深地觸動大家，促使大家做出非常規的選擇。為何不瘋狂地活出自己呢？今朝有酒今朝醉、激進的人生選擇，成為了後疫情時代美國年輕人的新理念。
當然，有許多人批評這種「YOLO經濟」，認為這只是在後疫情時代和低利率時代的千禧一代中產階級短暫的怪現象，而對於底層人民來說，疫情所帶來的損失遠遠大於疫情給他們反思生活所帶來的意義。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能從“YOLO”中摘取出積極的元素，當我們將自己猶豫的問題帶回到「你只活一次」的大背景下再去做選擇時，許多常規的理性計算和權衡，很可能會被推翻。
因此，一部分考生非常喜歡文科，但是卻由於文科的收入前景等各種原因而猶豫；還有一部分考生選擇了文科，但是經常抱怨其經濟前景渺茫。不管哪種困惑，回到「你只活一次」的背景下，很多問題或許就能夠清晰。人文學科畢業生在畢業後的就業幸福感比商科和理工科更高，因為他們“每天都有機會做自己擅長的事”，當然，前提得是他們對於自己的工作和專業“非常感興趣”。
神州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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