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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曾經說「民主是歷史的終結」 如今說「阿富汗事件是美國時代的終結」

博客文章

福山曾經說「民主是歷史的終結」 如今說「阿富汗事件是美國時代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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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曾經說「民主是歷史的終結」 如今說「阿富汗事件是美國時代的終結」

2021年08月22日 10:01 最後更新:10:21

美國著名的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一書的作者,他在1989年鐵幕崩潰時先發表文章,再出版這本非常著名的書藉,之後幾十年,對他的理論爭議辯論之聲,不絕於耳。

福山當時認為,隨着冷戰的結束,全球民主化浪潮之後,「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將成為主流,是謂「資本陣營」的勝利。說穿了就是美國的勝利。但隨着中國的不斷崛起,這種觀點是否還能站得住腳大受質疑。2017年的特朗普時代、2020年新冠疫情、以及最近發生的阿富汗事件,美國選舉制度產生出來的問題讓人不禁要問,福山曾在1989年指出西方和民主的勝利,32年後,全球現在在諸多領域看起來更像是一場噩夢。

福山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

福山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

隨著塔利班佔領喀布爾,福山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他不再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歷史的終結,反而相信阿富汗事件是世界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美國時代的終結提早到來了。而這種衰落主要是美國內部原因造成的。他呼籲美國放棄霸權妄想,先解決內部問題,應對中俄威脅。

福山的名著。

福山的名著。

以下是福山文章全文:

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權本星期垮台,絕望的阿富汗人竭力想要逃離喀布爾。隨著美國與世界漸行漸遠,阿富汗的這一恐怖畫面顯示出在世界歷史上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這一事件所反映出的真相是,美國時代的終結提早到來了。導致美國虛弱和衰落的長期因素更多來自於國內而非國外。美國仍會在未來數年保持其大國地位,但它到底具有多大的影響力則取決於其解決內部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它所執行的外交政策。

從1989年柏林牆倒塌到2007-09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霸權獨佔鰲頭還不到20年。那時的美國在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等諸多權力領域都佔有優勢。它最狂妄的時刻出現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當時它不僅想要改造阿富汗(美國在2001年先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而且還想改造整個中東地區。

正如它低估了本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對全球金融的影響,它也高估了軍事實力對政治的影響,以為單憑武力就可以引發重大政治變革。歷經十載,美軍深陷在兩場游擊戰中無法自拔。由美國領導的全球化運動引發了嚴重的不平等,而一場國際金融危機更使這種不平等雪上加霜。

弗朗西斯·福山。

弗朗西斯·福山。

這一時期的單極化程度在歷史上都是比較罕見的,此後整個世界逐漸恢復到一個更為正常的多極化狀態,中國、俄羅斯、印度、歐洲和其他權力中心從美國手裡拿走了部分權力。阿富汗可能最終不會對地緣政治造成太大的影響。美國在1975年撤出越南,這一提早出現的恥辱性失敗並沒有擊垮美國,它很快就在十年後重回巔峰,現在正與越南一道遏制中國的擴張主義。美國仍掌握著許多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經濟和文化優勢。

對美國全球地位構成最大威脅的是其國內形勢:美國社會呈現出嚴重的兩極分化,幾乎在所有議題上都難以達成共識。這種兩極分化始於稅收和墮胎等傳統政策議題,但此後就演變成了一場有關文化認同的激烈鬥爭。認為自己被精英集團邊緣化的人群要求得到承認。我在30年前就認定這是現代民主的一個致命弱點。在通常情況下,一個嚴重的外部威脅,如全球疫情,應該成為團結民眾共同奮鬥的機會。但新冠肺炎危機卻加深了美國社會的裂痕,保持社交距離、佩戴口罩以及現在的接種疫苗都不再被視為是單純的公共衛生措施,而是劃分不同群體的政治標識。

從體育比賽到分屬不同政治陣營的美國人要購買不同品牌的商品,類似的衝突已經蔓延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在後民權時代,美國作為多種族的民主國家,其引以為傲的公民認同已被敘事分歧所取代,即1619年敘事對抗1776年敘事,兩大敘事的區別在於這個國家是建立在奴隸制之上還是建立在爭取自由之上。這場衝突發展到對立雙方各自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現實,即2020年11月的選舉要麼是美國歷史上最公平的選舉,要麼是一場產生非法選舉結果的大規模欺詐。

從冷戰到21世紀初,美國精英達成了一個強烈的共識,美國要引領全球政治。磨人而又似乎永無盡頭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不僅使許多美國人厭惡類似中東這樣的麻煩地區,而且也使他們不願再捲入一般性的國際事務。

兩極分化還直接影響到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奧巴馬執政期間,共和黨人持鷹派立場,指責民主黨人想要「重置」美俄關係並對俄總統普京抱有天真的幻想。後來,前總統特朗普公開擁抱普京,扭轉了這一局面。如今,大約一半的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對美國生活方式的威脅比俄羅斯還大。屬於保守派陣營的美國電視新聞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前往布達佩斯,向匈牙利的威權派總理維克托•奧爾班(Viktor Orban)表達敬意。說「擁有自由主義者」(右翼分子的流行語,為了「激怒左翼」)之類的俏皮話比捍衛民主價值觀更重要。

在中國問題上,兩黨的共識更加明顯:共和黨和民主黨都認為中國是對民主價值觀的威脅。但共識也就到此為止。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更大考驗來自於台灣而非阿富汗,即如果台灣地區受到中國的直接攻擊,美國要怎麼辦。美國是否願意為了該島的獨立而犧牲本國人民的生命?或者,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國是否會冒險與俄羅斯發生軍事衝突?這些都是不容易回答的嚴峻問題,但各方可能都會戴著黨派鬥爭的有色眼鏡去進行一場有關美國國家利益的理性辯論。

兩極分化已經損害到了美國的全球影響力,更不用說未來的上述考驗。影響力大小取決於外交政策學者約瑟夫•奈所稱的「軟實力」,即美國制度和社會對全世界人民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現已大大減弱:我們已很難說美國的民主制度近年來運轉良好,或者說所有國家都應該效仿美國的黨同伐異和功能失調。成熟民主的標誌是國家權力能在選舉後和平移交,而我國並沒有在1月6日通過這次民主測試。

執政七個月來,拜登政府最大的政策敗筆是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去應對阿富汗的迅速崩潰。無論這麼說有多不體面,但沒有證據證明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是個明智的決定(即使這個決定最終可能被證明是正確的)。拜登表示,為了集中精力應對以後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更大挑戰,撤軍是必要的。我希望他是認真的。巴拉克•奧巴馬從未成功地「轉向」亞洲,因為美國一直在專心平息中東的亂局。本屆政府需要轉移資源和注意力以團結盟友遏制地緣政治對手。

美國不太可能恢復其早先的霸權地位,它也不應該抱有這樣的想法。它所能懷有的期望是與志同道合的國家一起維持一個有利於民主價值觀的世界秩序。它能否做到這一點不取決於它在喀布爾採取什麼樣的短期行動,而是取決於它能否在國內恢復民族認同感和樹立一個目標。

看完福山的文章,會發現他在1989年的「歷史終結論」雖然犯錯,但他對美國現在面對的內部問題,還是分析得比較透徹。




深喉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新加坡《海峽時報》發表題為《陷落之後:阿富汗國家失敗的3個教訓》的文章,作者是美國哈得遜研究所亞太安全專家帕特里克·克羅寧,文章總結了美國在阿富汗失敗的3個明顯教訓。全文摘編如下:

美國哈得遜研究所亞太安全專家克羅寧。

美國哈得遜研究所亞太安全專家克羅寧。

如今,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結束了,塔利班領導人在被美軍趕下台20年後重新控制了喀布爾。塔利班的頑強可以歸因於許多因素。但其迅速復蘇是拜登撤走美軍的結果。正如喬治·奧威爾所說:「結束戰爭的最快方式就是輸掉戰爭。」

阿富汗重新淪為「失敗國家」,對美國的盟國和夥伴來說意味著至少3個明顯的教訓:1. 將力量投放到別國領土存在嚴重的局限性;2. 應對新出現的挑戰需要進行不同戰略的取捨;3. 安全形勢的變化——比如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倒台——將對美國在安撫盟友、威懾潛在敵人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基於幻想的力量投放計劃可能會把美夢變成噩夢。因此,從戰略到軍事力量投放再到推動發展,政策上的抱負必須與現實緊密結合。

一項戰略必須促進與現有資源相匹配的現實目標。雖然拜登招致大量政治指責,但阿富汗戰爭的責任主要在於此前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因為它們未能把有限的手段和廣泛的目標調和起來。美國的雄心不受約束,導致在一個不利於善政的地方,對當地的國家建設憧憬過於遠大。

這次慘敗沒有敗在幫助阿富汗人方面,而是敗在我們過高估計了從外部可以做到的事情。有一個問題比美國在阿富汗野心過大嚴重得多,那就是我們因為干預伊拉克而迅速失去了戰略重心,其實伊拉克並不承擔「9·11」悲劇的責任。

許多人認為已經投入太多的資金,這種思維模式催生了美國的「永久戰爭」。拜登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儘管他執行得很差。

1. 如果沒有當地民眾足夠的政治意願和支持,那麼遠距離投放力量不可能在當地建立秩序。沒有哪個地方比阿富汗這個「帝國墳場」更能證明這一點了。2009年,中國一位同行私下告訴我,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是明智之舉。事後看來,他的告誡似乎頗有先見之明。

塔利班在阿富汗版本的人民戰爭中展示了最強大的防禦力量如何存在於民眾之中。誠然,美國那些更開明的盟友和夥伴,不大可能為了實現這種終極防禦能力,而去複製阿富汗四分五裂和不可管理的局面。

由於投放進攻性軍事力量未必能實現預期的政治目標,有時還會造成災難性後果,各國自然不願佔領有爭議的領土。籠罩在阿富汗戰爭陰雲上的一線希望是美國認識到,從遠方強行實施的權力最終都會失敗。

2. 真正的戰略家和決策者明白,所有資源都是有限的。有時,為了更好地保護至關重要的利益,有必要放棄重要但次要的訴求。

打擊「基地」組織是反恐領域的一次成功。努力把阿富汗改造成美國的樣子就是徒勞了。正如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米歇爾·弗勞諾伊所說:「回想起來,美國及其盟友從一開始就弄錯了。我們設立標準是基於我們的民主理想,而不是基於在阿富汗環境中什麼是可持續的或可行的。」

據美國阿富汗重建特別監察長稱,美國在過去20年里為裝備和訓練阿富汗國防和安全部隊花費了約830億美元。然而,當塔利班突然襲擊時,這些部隊似乎消失了。美國駐軍的存在讓人過高地估計了阿富汗安全部隊的能力。

沒有不付出犧牲的勝利,沒有零代價的介入,沒有萬能的技術,沒有不付出代價的能力建設。但盟友和夥伴必須對它們的防禦戰略有更高明的看法,而美國人必須對它們的投資更有鑒別力。為正確的目標提供資金至關重要。

財政現實顯然會影響國家間的競爭,包括高技術研發、軍事現代化和軍力態勢。如果美國需要一筆緊急資金來應對疫情大流行和長期被忽視的基礎設施需求,那麼它將不得不增加收入或削減其他開支,或者兩者兼做。

顯而易見的是,拜登政府正在就全球優先事項進行深思熟慮的戰略取捨,其目的是減輕美國在西南亞的負擔,以便集中精力處理所謂「印太地區」更為廣泛的利益。

華盛頓的目標是卸掉美國在打不贏的阿富汗戰爭中的責任。拜登政府在阿富汗問題上的戰略決策是真正地「轉向」亞洲,而不僅僅是奧巴馬政府時期所闡述的戰略方向。

3. 美國履約能力受到考驗。最後,不管拜登政府的戰略設計是什麼,也不管「志同道合」的盟友們如何齊心協力維護基於規則的秩序,盟友和競爭對手都會希望檢驗這樣一種觀點---即美國的力量正在減弱,華盛頓無法履行承諾。

在亞洲各國政府對阿富汗命運突然轉變進行總結時,有一點似乎是肯定的:「前置的、實體的部署」(軍事部署)是無可替代的。在所謂「印太地區」,各國肯定強烈要求美國以具體的方式提供保證、保持威懾。拜登政府必須到場並做好準備。

阿富汗倒退到中世紀對許多阿富汗人來說是個悲劇,對美國人來說也是悲哀的一天。但它不是美國的安魂曲。事實上,雖然相互指責會沒完沒了,但撤軍的決定是基於對成本和收益的冷靜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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