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調整心態 放膽改革 實現香港2030+

博客文章

調整心態 放膽改革 實現香港2030+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調整心態 放膽改革 實現香港2030+

2021年10月17日 18:13 最後更新:10月18日 06:20

最近剛發表的施政報告,明確交代香港現時欠缺3000公頃土地,而發展局配合施政報告推出的香港2030+的規劃願景與策略更新版,亦首次指出人均私人居住面積應為237呎,并多管齊下去達至土地供應的目標。另外,施政報告也附上一份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報告書,認真看待香港在大灣區的角色,利用新界北部的發展機遇去支持香港持續發展。這幾個方向正確,努力值得肯定。

但是下一步如何走下去,是否只談理想,但繼續用舊的方法?土地房屋供應問題由來已久,為何要拖到本屆政府最後一次的施政報告才突然落力,加重有關論述?這樣容易令市民聯想到是由於中央近期不斷軟硬施壓,現屆政府唯有順其意願,說些動聽的事情,然後把具體操作推給下屆政府。如果當真,那困擾香港的多年問題又怎能處理好?筆者作為專業人士一員,嘗試從自己熟悉的領域再分享一下。

首先,很多公務員的心態上仍然戀殖崇洋。在我們日常設計文件送審時,官員仍然多引用以英美唯主的標準,規範和經驗。當然,西方國家的標準水平我們需要留意保持觸覺,但同時,國家近年的科學發展水平,特別是在處理疫情的成績,也同樣有目共睹。那麼管理內地發展的各類規範指引,應該也有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例如鄰近的深圳近年在土地行政和規劃上,. 發展得很快,推出了不少新措施和法規。香港和深圳都是經濟繁榮城市,也同樣要兼顧發展與環境生態平衡,加上地理位置相鄰,按道理我們的法規,作業備考,標準等有互相交流學習的地方。屋宇署/地政署/規劃署等官員應在這方面下些功夫,除了採用西方標準,也可補充一些國標,平衡一點。這建議優點有二,其一,是在編制各類作業守則或審議圖則,官員可以參考國內一些成功的經驗,而不是生硬的套用離地而遙遠千里的英標美標。其二,就是在工作過程中官員可以增加國家的認同感,而不是為了適應外國指引永遠被他們牽著走。國家如何做出通訊技術5G的成績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另外,施政報告提到要重組政府架構,精簡行政審批程序,這亦是很重要的舉措。可惜政府一直沒有下好決心處理好相關事情。眾所周知,政府部門各自為政,缺乏協調統籌性,太講究程序而非目標主導,令到香港公務員隊伍的日常操作固化問題嚴重。施政報告提到要分拆運輸及房屋局,但房屋供應其實是發展局主導。兩個局的功能和關聯密不可分,施政報告在這方面太輕描淡寫,令人失望。香港的政策局每隔幾年總有些分分合合,這不能夠改變官員的心態,所以很多問題是治標不治本。至於精簡行政審批程序,施政報告逐一提到技術研究、城規許可、工程詳細設計、工程刊憲、處理反對、爭取撥款、收地、安置及補償,以至土地平整和鋪設基建等工序的必要性。但國內大城市在建設開發過程中同樣要處理這些事情,關鍵在於國內部門官員目標明確,敢於承擔,而本地官員則怕事不作為,簡單事情複雜化,部門間溝通互動不足,令到很多本可以同步進行的事情需要拖長處理,大大增加開發時間和成本。筆者認為,除非政府部門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否則現時的建議似是將工作由部門甲交給部門乙,換湯不換藥,并沒有什麼實際的精簡。更審者,是筆者發現政策局方想精簡,部門署方為了保障部門的權力,不願放權,或繼續各自發表複雜的管制指引。另外,高級官員願精簡下屬卻怕事不放寬的情況亦時有發生。

一個比較正面的地方,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報告書提到政府會進行可行性研究,把位於核心市區位置的一些政府辦公室及設施遷往北部都會區。這代表政府高層認同自己有一個帶頭領導的示範作用,而不是繼續在冷氣房內做小政府。不過,筆者希望這類研究不用進行年。

總括來說,香港2030+已經交代了很多願景。下一步就是將建議落地,除了技術層面,公務員的心態只關重要。香港現時很需要齊心,願承擔,認同國家的各階層官員為香港的未來出力!

鄭仲良 建築師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會長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往下看更多文章

AI驅動中國醫療進步

 

醫療資源的增長似乎永遠跟不上醫院裡的患者的增長,致使醫療成像和其他醫療進程的延遲越來越嚴重。從事人工智能AI研究的生物醫學工程師李偉民及其團隊,開始與來自中國各地研究機構和醫院的人士進行合作,包括生物醫學工程師、放射科醫師、呼吸系統專家、臨床醫生等.

此專家團隊在兩個多月時間里長時間工作,利用來自多家醫院的14.5萬張X光胸片對相關軟件進行測試, 開發出一種能識別包括新冠肺炎在內的呼吸道疾病的算法,準確率超過90%。此後,該軟件被多家醫院用來減輕放射科的工作負擔。有關數據和代碼已被存入中國國家生物信息中心,以協助全球新冠研究。李偉民說,儘管他有臨床背景,但與AI和信息學研究人員的合作讓他感到如魚得水。如今,此類合作在中國變得越來越普遍。近年來,國家衛健委等部門積極鼓勵臨床醫生與有關專家開展合作。

上項目,只是中國對AI技術、集中化醫療數據進行長期規劃和投資的結果之一,也是科研人員與臨床醫生合作文化的結晶之一。過去十年來,中央政府撥款和自上而下的政策,已助推中國的醫療研究轉變為由數據驅動的領域——計算機和機器工程能減輕醫務工作者的工作壓力。

倫敦大學學院生物醫學工程師胡一鵬說,相關合作已推動中國的研究團隊迅速開展工作,“如果說某些因素發揮了作用,那就是有關技術在中國通常比在其他國家更快地得到醫院測試和使用”。

在中國學術界和私人行業,AI技術也迅猛發展,智能診斷領域迅速擴大。中國已對本國的醫療研究基礎設施大舉投資。例如,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項目預算來看,研發投入已從2006年至2010年的46億美元猛增至2011年至2015年的137億美元,在2016年至2020年達到196億美元。增加撥款已縮小中國與美國在研發撥款方面的差距。

中國生物醫學研究人員對使用AI技術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專家說,就在5年前,中國許多科學家仍不相信AI的力量。但如今,越來越多科學家開始相信AI將能用於生物醫學研究。香港在這些方面遠遠落後了,更需努力追趕。

馬志明 中大醫學院學生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