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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創意產業還是電影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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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創意產業還是電影工業?

2016年02月27日 15:53 最後更新:15:53

財政預算案再度提及支持創意產業發展,因此制定一系到措施刺激香港電影業的發展,包括向電影發展基金增加2,000萬注資、協助港產片打入內地市場等等。連同過去數年的支援政策,例如增加戲院數目、舉辦展覽推廣香港電影,現屆政府對電影業的支持可謂不留餘力。然而,以為支持電影業便是支持創意產業,正好表現政府對創意產業發展的認識之不足。


創意產業涉及的項目,當然不止是電影。諸如電視、音樂、話劇、文學、漫畫、動畫、遊戲、設計等都是屬於創意產業的一部分。一個地方要成功發展創業產業,將產品外銷、建立品牌,絕不可能是「一枝獨秀」,僅得一個項目佔有優勢。世界各地的經驗說明,創業產業的興衰,是整個產業的事。只有整個產業興盛,各個項目的工作者才有望分享經濟成果。


日本的創意產業是一個十分值得借鏡的例子。雖然近年日本流行文化的影響力受到韓國的挑戰,但無可否認自七十年代起,日本一直是亞洲創意產業的龍頭。其成功的原因,正是積極發展和結合各個媒體,鞏固當地創業產業的基礎,進而入侵亞洲和歐美市場。日本最受歡迎的漫畫《海賊王》就是這種百花齊放式的創業產業發展模式的佼佼者。由漫畫周刊《少年Jump》起家,到發行單行本,再拍成動畫在日本電視台播放。然後攻上大銀幕,製作電影劇場版。近年更加生產大量精品,並建立海賊王主題樂園。時至今日,這部作品利用跨媒體的方式累積人氣,不單俘虜日本的年輕人,在亞洲也有極大的影響力,甚至對日本的旅遊業有提振作用。有報道指出,《海賊王》一部作品所衍生的經濟活動價值相當於日本全國GDP的百分之一。可見,跨媒體對創意產業的發展是至關重要。


事實上,一個地方的創意產業要成功突圍,電影往往不是其中的關鍵。相反,電影的發展一般是滯後於其他創意產業的項目。原因是,電影製作需要大量資金和技術,投資風險太大。如果沒有其他創意產業項目的成功經驗,就很難得到投資者的支持。而且,電影需要參考對象,例如文學、電視劇、話劇等等。以美國為例,入圍2016年奧斯卡最佳電影的八部電影當中,就有五部是來自小說或其他類型的書藉改編而成。一個發展成熟的創業產業市場尚且依賴跨媒體的支持,更何況是香港呢?因此,如果只是支持電影,而忽視不同類型的創作,香港電影業要重拾昔日光輝是十分困難的。


香港政府對發展創意產業的決心是無容置疑的。不過,如果以為電影工業是創業產業的全部,或是發展創意產業優先的項目,那麼,政府投入的資源只會終告浪費。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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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應該感謝梁振英

 

筆者不是心理學家,不過留意到一個常見的心理現象,故且將它命名為「第二名同情症」。意思是,當一個人或一群人對一個組織抱有怨恨,其負面能量只會集中在其最討厭的人身上。至於該組織內的其他人士,特別與「最受討厭的人」有密切關係的人,則反而會受到同情,甚至是讚賞。


在足球界,有一位非常成功但富有爭議性的人物—摩連奴。每次摩連奴帶領的球隊失利,他往往會發表驚人的「偉論」,例如指責對手比賽態度消極、質疑球證的裁決不公平,甚至與對手的領隊發生肢體衝突,務求將媒體的焦點集中在自己身上。有心理學家指出,摩連奴的做法是試圖突出自己,成為眾矢之的,為球員和球隊上下減壓。因此,不論摩連奴執教過的球隊打法如何粗野,不論他本人如何惹起不少同行和球迷的憎恨,其手下的猛將例如林伯特、杜奧巴、基斯坦奴朗拿度、奧斯爾等等仍是廣大球迷的偶像和眾多廣告商的寵兒。


在古代,也有類似的例子。《戰國策》記載春秋霸主齊桓公是一位好逸好色之徒,不僅屢建華麗的宮室,更加招納多位女子為妾。他的丞相管仲有見及此,便建造比齊桓公更大更豪華的的府邸,迎娶更多的侍婢。管仲的做法,就是試圖令自己成為齊國最被討厭的人物,使百姓將怨氣發洩在自己身上。如此,齊桓公便可保持聲望和權威,有助團結臣民,進而成為春秋戰國的一方霸主。


以上的例子說明,做大事要成功,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建立一個「公共敵人」。只要「公共敵人」存在,其他人便會平安無事,甚至可以得到敵人的同情和欣賞。這個「第二名同情症」理論,在香港政治同樣適用。


必須指出,筆者並不是反對梁振英。縱然梁振英的施政不是無懈可撃,但亦有不少可取之處。然而,梁振英民望低迷是不爭的事實。梁振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已經成為傳媒和大眾的焦點。只要梁振英犯錯或失言,大家便會群起攻之,恥笑之而後快。不論他的言論是否正確,不少市民都傾向負面解讀。可見,梁振英已經成為市民,特別是仇視政府的人,心中的一個發洩對象,亦即是最被討厭的人物。其後果是,梁振英的手下成為大眾同情或欣賞的人物,而曾俊華就是當中最大的受益者。


事實上,曾俊華在任近十年,其表現只可以「不過不失」來形容。在任期間,他沒有犯上任何嚴重的財政失誤,亦沒有任何失德瀆職的表現。然而,正如葉劉淑儀日前指出,曾俊華除了「派糖」外毫無建樹,對香港產業發展沒有貢獻。另外,何喜華亦撰文批評曾俊華,在政府有龐大的儲備下,對長遠的社會福利沒有承擔。


筆者一直認為,曾俊華的財政策略,好比人人派發一個漢堡包。沒有人會認為漢堡包是美點,亦不會吃一個就足以飽肚,但是人人都可以接受。其「派糖」的策略正是如此。向基層、中產、商界「派糖」,他總是蜻蜓點水。他不會完全解決各個階層的財政壓力,亦不會輕易許下長期的承諾,但至少做到「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正正他給予香港廣大市民一個「合理期望」,因而他口中所說的一次性紓困措施,已經逐漸成為政府的經常性開支,與他的理財哲學可謂背道而馳。


針對這份財政預算案而言,曾俊華貫徹他的作風,一樣是各個階層有所斬獲。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基層的福利較去年減少,例如沒有公屋免租安排、其他福利開支只派「雙糧」等等。筆者對有關舉動感到十分不解。正如曾俊華近期不斷的強調,香港面臨環球經濟的影響,經濟有下行的風險。在這個經濟不景的時期,基層必定是受當其衝,因而「派糖」對他們的生活尢為重要。然而,曾俊華選擇在最困難的時期收回福利,而平安無事時又大灑金錢,實有自相矛盾之感。


在財政預算案發表當日,公民黨和人民力量的議員一洗過往只彈不讚的作風,不單止沒有抨擊曾俊華,前者更以「中規中矩」形容這份預算案。以今時今日務求拖垮政府施政效率的反對派而言,這已經是相當理想的評價。一份平平無奇的預算案竟然得到敵對陣營的讚賞,原因就是「第二位同情症」的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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