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篇談了我對本年度(2022-2023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含薪酬趨勢調查)問題的4點觀察。本篇續談其餘3點：
(5) 首先是不幸地，今年的薪酬趨勢調查，時間上緊貼著今年初以來最為猖獗的第5波疫情。短短三幾個月裏，全港確診人數超過一百萬，死亡人數超過九千，震驚全港、震驚中央！多間公立醫院急症室人滿為患，病患者睡到了室外露天低溫之下；室內，多位等候住院的病患者與多具已打包的遺體竟緊挨共處一室，情景令人觸目驚心！社會民心、 民生、經濟迭受重挫之下，市民對政府、醫院管理局抗疫失效的不滿，讓公務員成了發洩的對象之一。面對洶湧的疫情，要求市民「居家辦公」，其主要目的本在減少市面上的人流、斬斷傳播鏈，為公共衛生緊急措施之一。但煽情的輿論不由分說地把公務員執行政府的指令「居家辦公」，說成了公務員，尤其是文職公務員不願抗疫、躲懶在家、逃避責任的藉口，成了其中一項必須刻不容緩改革公務員制度的理由。不少公務員感受到很大的委屈、不滿。
「生不逢時」是另一個「不幸」。截止4月1日的過去一年的私人公司僱員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恰在此時公佈。它顯示高層薪酬趨勢淨指標為近年新高：7.26%，不但公務員詫異，公眾更譁然，民意對高級公務員薪酬調整有可能遠高於通漲率額外反感。此時偏有兩個建制派公務員工會，不但不尋求社會的理解，反而刻意高調與民意對撞，擺出要求任期即將屆滿的政府「拿出承擔，盡早決定給予公務員合理的薪酬」的姿態。
令不少文職公務員忿忿不平的還有較早前，全體紀律部隊公務員已另獲加薪。政府全盤接納《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的建議，共29個職系、約100個職級的紀律人員的起薪點、頂薪點獲提高1至2個薪點。兩類公務員的薪酬差距進一步擴大。但政府沒有計劃為文職進行相似的檢討，令文職公務員感到受了不公平對待。另一方面，即將上任的新一屆特區政府政治問責官員的薪酬，恢復按年調整薪酬的機制，並即時跟隨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自2019年7月1日起的平均按年變動作出調整，追回3年來的通脹變動。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接納獨立檢討委員會的解釋理據，指這只是「回復至應有水準，而不應被視作加薪」。值得關注的是，其一，此舉實際上重現了現行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早期曾採用過的補回「不足之數」(shortfall) 的做法。其二，同一天空下，在接近或同一政府財政及社會經濟狀況之下，紀律人員、政府高官薪酬可以大幅上調，餘下的其他公務員可不可以？政府會否用同様的標準去衡量？下屆政府如何在顧及各方關切下合理處理將備受關注。
(6) 儘管今年的薪酬趨勢調查，時間上緊貼著反彈得十分猖獗的第5波疫情，公務員事務局、可以向政府提出意見的薪常會以及應主動監察政府的立法會勞工界議員，卻仍以「平常心」、面對一如「風和日麗」的正常情況般，對待今年的薪酬趨勢調查以及緊接著的公務員薪酬調整事宜。對本港經濟民生遭受的重挫、人心的浮動，集體視如「無物」，覺而「無感」。及至今年2月初，正是年初即開始蹂躪香港的第5波疫情「滿月」、確診和死亡人數急劇飆升之際，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已如常授命進行今年的調查。當局對事態的發展，似全無預判，當然也就全無預案。相關人等任由爭議發酵、升級。即使對公務員隊伍、社會出現的對機制、政府政策、歷史的誤讀、誤解、無知，均似不見有關當局去解釋、澄清、糾正。人們見到的是一切照慣例、程序辦理的僵化，見證了社會大局觀的集體欠缺。
(7) 我經常說，公務員≠一般打工仔/僱員/勞工。兩者之重要差異，主要在於公務員擁有另一種身份角色－－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成員，有着不一樣的執行政府政策、向市民提供各類公共事務的職責。因而公務員工會≠一般工會，公務員權益問題≠一般勞工事務，處理的手法並不一樣。一個例子是，公務員工會雖同樣享有《基本法》賦與的罷工權，卻要格外地慎用，因為掣肘比一般打工仔多許多。多年前，華員會的福利員分會想罷工，我提醒他們要「三思」，不到萬不得已勿奢言罷工；真要行動，務須作十分周全的考慮－－原因是他們服務的對象是社會上的弱勢人士、依賴「救命鐘」的衰弱長者。多年來，對本地和國際的勞工事務，華員會堅持的是有限度、低調、非政治化的參與。以本港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的選舉為例，華員會一直奉行應讓位予私人機構工會多些參與、最多支持一位公務員參選的政策。
因而，對社會/勞工事務，公務員工會不宜過度參與；對公務員權益爭議，宜少或不邀请外間工會、政黨政團、議員介入，有利於保持公務員隊伍的穩定、政府施政的順暢。這在今時今日已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新形勢下，依然適用。對此，宜用較長遠、寬闊的眼光視之，不宜走民粹主義之路。
回顧現行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自1974年正式引入以來，不時發生的爭議經常令公務員與政府、公務員與公務員、公務員與公眾的關係緊張。其中，回歸後實行「港人治港」下的情況尤令人遺憾。有人或會怪罪於反對派工會、「攬炒派」亂港之故。那麼在《港區國安法》威懾下，職工盟、教協已解散，未解散的已轉趨低調或靜音，更在中央已親自操刀、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選委會、立法會、勞工界，反對派、「攬炒派」已絕跡下的情况又如何呢？諷刺的是，歷史走到今天，香港已進入中央、港人亟盼由亂及治的新階段，公務員薪酬調整爭議引發公務員與公眾的關係的緊張程度，竞反而刷新了新的記錄！對此，有識之士難道不應反思嗎？
寄望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延後處理，能尋得可平衡各方利益的妥協方案之餘，能令各公務員、各工會團體對「准許公務員分享／分擔經濟的起伏（Allow civil servants to share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economy）」的薪酬政策、社會經濟民生狀況的認知，有比較正確、全面、深入的了解。盼望各工會能引導幹事、會員、公務員、屬會，學會從大處著眼、從大局出發思考問題，與時俱進，理解並踐行與社會各界風雨同路、共同攜手建港、撥亂反正的重要性、緊迫性！
黃河 前華員會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前華員會會長 黃河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今年3月，當第5波疫情仍在瘋狂肆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醫院管理局、衛生署、醫護人員、各行各業仍在疲於奔命、狼狽應對、人心惶惶之時，2022-23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事宜以及圍繞它的爭議並沒有讓路，照舊浮現。發展至最近幾個星期，爭議更被一再炒熱。其燙手的程度，是1974年現行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正式啓用以來不多見的，某些情況更是前所未有。我的觀察有如下7點：
（1）行政會議於6月7日臨時抽起本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議案，沒有照慣例審議。此舉屬史無前例，有些令人意外。一周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正式公佈延後處理的理由，指今次的薪酬調整在社會上有爭議，當局「程式上亦明顯處理不到，希望給予空間下屆政府處理」。理據是否充分令人存疑。其實，公眾對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意見，事屬正常。若遇上社會經濟不景、失業率上升、政府有財赤，不同聲音還會更強烈，全世界皆然，香港並不例外。今年特別之處在香港內外形勢嚴峻，經濟民生迭受重挫，前景並不明朗。其中之一為年初開始的第5波疫情已經歷快半年，迄今仍未消退，確診人數現又回頭上升至七、八百，據說不久後有可能重上4位數字，而第6波疫情也有可能接踵而至，港人眉頭難以舒展，問題叠加之下，故民意對公務員薪酬調整額外敏感。此時偏有公務員工會刻意高調與公眾民意對撞，擺出對著幹的姿態，致爭議一再升溫。交予下屆政府處理，無疑會驟然增加剛剛上任的新政府的壓力。但如果延後處理，能令各方降降溫，而非繼續「吸睛」，能有多些時間去重新審視自己堅持的理據，而非固執己見，能尋得可平衡各方利益的妥協方案，若此，新政府應可為自己加分，則並非不可能！
(2)多年來，對有關調查、調整機制有誤讀誤解者不在少數。他們之中有立法會議員、媒體評論員、社會人士等，也有口口聲聲「跟機制」卻不識機制的公務員團體代表。過往甚至也出現過一位布政司、一項行政會議議決以及一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偏離機制的例子。連身兼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主席的薪常會成員去年對傳媒的一番發言(詳見我2021年5月30日《正確認識公務員薪酬調整問題很有必要》一文)，竟也曾有偏離，可見情况之複雜！對此，一直以來，從未有任何薪常會官方人士作出過糾正。薪常會聯合秘書處也從未與職方打過「口水仗」、「筆戰」。但今年，尤建中秘書長揭開了一頁新的篇章。他公開、高調還擊了一向被視為「意見多多」的華員會會長利葵燕。他直斥利會長對調查機制的局限性作出的批評「不符事實」！指控不可謂不嚴重！令人稱奇的是，不知何故，尤秘書長致利會長的信件竟被人迅速上載到Facebook的「公務員secrets」社交平台之上。而兩日後，在傳媒面前，尤秘書長又自鳴得意地表示，他早前的「出聲」指斥「不會『嚇親』華員會」，盡顯其態度之囂張。所見舉動殊不尋常，不知有人意欲何為？
其實，只要冷静、客觀看待，當知，雖然薪酬趨勢調查機制經過近半個世紀不斷的實踐、檢討和改善，已相對而言比較完備，但無可否認，仍然有不易克服的局限，致社會上對調查、調整機制有不少的質疑、誤解。對某些人士，例如資深傳媒人有關「今年加薪百分之七的薪酬趨勢調查結果是否一個客觀、可靠的參考指標，值得思考」的意見，未必不可以作進一步共同的探討。實際上，回看歷史，若過往有人一味維護當下使用中的調查準則和方法，堅拒重新檢討，則機制的改善從何而來？
(3) 就今年高層公務員薪酬有可能依據薪酬趨勢浄指標獲上調7.26%，社會輿論大多持批評意見。某些反對聲音還十分嚴厲，例如：「職級愈高加薪愈多，肥上瘦下不特止，在市面減薪裁員潮不斷下，公務員逆市大加薪，簡直不知民間疾苦，甚至在基層傷口上灑鹽」，等等。前保安局局長、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如此忠告：「公務員的薪酬隨通脹增加是可以接受，但高級公務員加薪超過7%屬『脫離現實』，會有很大爭議，社會不會接受」。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便直率表示：「相信政府會考慮社會觀感、經濟發展等情況，令公務員加薪的差距收窄」。
對來自社會的強烈的不同聲音，有兩間公務員工會(公務員總工會、高級公務員協會) 選擇了公開還擊，直斥「公眾觀感」「完全屬主觀看法」！如此視社情民意輿論如「無物」，正是「勇者不懼」，卻難免令人驚訝，尤其出此言者還有一位高級公務員！有評論就直斥：「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傳宗昨日說希望政府拿出承擔，盡早下決定，給予公務員合理的薪酬。對很多飽受減薪，失業之苦的市民來說，這種公開發言有迫宮之嫌，甚至是惡形惡相，令人反感」！去年曾批評政府人員協會「從火星來的」資深評論員今年這麼說：「惹來市民反感，對調查機制失去信心，改革機制的要求必會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這是公務員工會樂見的後果嗎？」
工會走民粹主義路線，雖可博得會員、公務員的掌聲，卻也會加劇公務員與公眾的對立情緒，既不利爭取公眾對公務員的多些理解和支持，也有損特區政府的管治，應予正視。
(4) 據報導，有記者訪問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郭偉強議員：「高層公務員及低層公務員薪金加幅不同，會否感到不公平？」對此，郭主席如此回應：「根據現時趨勢，若私人市場高層職位有大幅調整，會反映在本次的薪酬趨勢調查中，因此好難話公不公平，而係反映市場變動」。言下之意，公務員薪酬調整毋須理會會否加劇公務員隊伍內部的貧富懸殊、公不公平。
我不知道這是否代表了他所屬的工聯會的立場？抑或郭議員未有察覺，他已走上民粹主義之路，正在無原則地討好高級公務員。有人或會辯稱，郭偉強議員之言純粹表示了公務員薪酬調整應按趨勢調查指標辦理，有如公務員總工會較早時召開記者會高調提出的要求：「按數字、跟機制，加人工」罷了。若此，則人們不得不質疑：郭議員他們對相關機制的正確認識倒底有多少？又知否自己已實質上犯了邏輯上的錯誤，情況令人震驚？－－
- 他們必須首先搞清楚，應按哪一個數字去調整公務員薪酬？
- 他們知否有這樣的先例：同一機制下，政府曾「按數字」，即按薪酬趨勢淨指標調整公務員薪酬，也曾視情況不「按數字」調整，或全部或部分不調整（凍薪）？
- 他們知否，若「按數字」，則今年高層公務員的增幅應為7.26%，中層為4.55%、低層只有2.04%，中層及低層增幅與高層的增幅將分別相差2.71%、5.22%之多？對此，他們接受嗎？
- 如果他們辯稱可以跟「慣例」，即多年前華員會爭取到的所謂「低跟中」調整，即低層增幅拉高至與中層4.55%看齊，則他們必須回答，低層不按淨指標2.04%，而是額外再增加2.51%，即共4.55%的幅度調整，有否違反他們「按數字，加人工」的原則？
- 他們聲稱「公眾觀感」並非公務員薪酬調整時須「考慮的六大因素之一」，「完全屬(公眾)主觀看法」，是否表示政府毋須理會輿論民意？
- 若依同一邏輯，因「低跟中」從來不在「六大因素」之列，只屬於政府的政策宣示，屬於「政治決定」，則為免違反他們「跟機制」考慮「六大因素」的原則，是否應該要求政府廢除此「低跟中」政策？
……
(待續)
黃河 前華員會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