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政府即將屆滿之際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在接受傳媒採訪時，不但「喪插陳肇始無能」，極力貶損只有一個多星期就離任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更把自己的怒火燒向整個護理專業、6萬多專業護士，質疑「世界各地在應對今次百年一遇疫情，都是由醫生領軍」，香港何以交由本身「只是」一個護士的陳肇始！何醫生如此唯「醫」獨尊的心態，觸犯了眾怒！表達惱怒、不認同的，除護士外，還有醫生及專職醫療人員。下面，我節錄了部份反应(文字上我已稍作整理)：
- 衛生當局確有不足，唯做「事後孔明」不難，有哪位専家去年12月時曾警告每天確診可以萬計？(何柏良醫生也沒有。)
- 抗疫，從來不是一個人便能成功！
- 醫院裹只有醫生沒有護士不能完成工作。
- 內地抗疫防疫能有超卓成就，據鍾南山院士，那是因為祖國以中西醫結合和全國上下同心所致。沒有任何一個西醫獨攬功勞。
- 何醫生的講話充滿傲慢與偏見，態度決定高度，踩低別人不一定可以抬高自己。
- 陳局長作為問責高官，當然應該負起她應負之責。她「領軍」抗疫，成績如何，何醫生作為七百多萬受影響的香港市民之一，當然有權評價，但把全部責任推給局長一個人，並貶低她的護士出身，很不公允、很沒有風度，何醫生作為一名資深專家，樹立了一個十分負面的樣版，應感到羞恥！
- 抗疫工作事實上真的一團糟，只是責任不應由她(陳局長)一人負起。那些專家委員會的專家顧問，醫管局的總裁等高層，管轄社署、民政署、食環署等的局長/署長難道不須一起問責？自然，特首也不能說自己交出了一份亮麗的成績表。
- 我從未聽過那些真有能力、在重要時刻真有用的抗疫者，不會謙虛的讃美所有抗疫同工，不會多謝那些冒險犯難的志願工、快遞小哥、環衞阿姨。而是有人竟還有臉、不知醜的跳出來說，找個護士、而不找個跟何總監一樣是「醫生」的醫生在港領軍抗疫，所以香港抗疫做得不好。
- 香港不乏醫學專家擔任政府抗疫顧問，向政府提出意見，包括何醫生本人。然而，究竟他們的推測有何科學依據？則往往很少有交待。他們的意見又經常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不但彼此之間相互矛盾，更不時自相矛盾，使市民無所適從，常被譏為「磚家」。
- 與其說護士領軍不力，倒不如說特區政府過於民主、缺乏政治決斷和擔當 、 沒有統一領導的魄力，不敢採取全民檢測和動態清零的措施，幾度錯失早發現、早隔離 、早治療的最好時機，讓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爆發。始作俑者，不就有政府的專家顧問嗎？他們有諉過於人的嗎？
我有一位朋友的確直斥何醫生諉過於人，又批評他忘記了自己在封城、打疫苗問題上的前言不對後語、不負責任的言論！翻查時事評論員的文章以及傳媒的報導資料可發現，何醫生的某些口碑的確「麻麻」，例如：
- 何醫生的言論與其說是一名「專家」，不如說是一名「政客」，立場一時一個樣，今天可以主張放寬禁令，明天又可以臉皮厚得自我打臉。
- 何醫生的立場基本上是在「收緊」、「放寬」的兩個表述方式中打轉，也基本上是跟著疫情屁股後頭走，不僅沒有提出任何有預見性的言論，反而是在不斷「馬後炮」。
- 何醫生表示自己不會參與檢測計劃，亦沒打算報名協助採樣。他認為，全民檢測在政府「三管齊下」策略下成效低，而自己有嚴格管理生活，受感染機會微乎其微，並不懷疑自己是隱形傳播者。他又呼籲市民決定是否參與檢測時，要考慮自己的風險，以及會否是隱形患者等。
- 在社區普及檢測問題上，何醫生的立場也是前後矛盾。
- 有立法會議員批評何醫生沒有考慮到公眾利益，呼籲醫護界人員應該以身作則(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以儘快找出隱形傳播者。
其實，若以官職而言，新冠病毒病2020年初開始襲港之時，陳局長已是上任兩年半的相關政策局的局長，在責在理，她為什麼就不能「領軍」抗疫？事實上，何醫生沒有理由不知道，很多次的記者會上，香港抗疫的「總司令」、實質上的「領軍人」早已一再亮相。但她比陳局長更沒有醫護的背景－－她就是香港最高的領導人、行政長官。何醫生突然在陳局長即將離任之時，挑起她護士出身的爭議，暴露了自己性格上的陰暗一面。正有如某專職醫療朋友的直言：香港有醫生一向自大狂妄，一直心懷新仇舊恨，鬱結難解，因而最鍾意「噏得就噏」，何况講了並無責任要負。
以此看，若按何醫生的邏輯，因陳局長「只是」護士出身，故抗疫失敗，則以此推論，醫生「領軍」下，抗疫必勝。但為什麼實際上，全由醫生「領軍」的醫院管理局，逃避不了兩年多來，公立醫院屢陷的險境？為什麼公共醫療系統更在第5波疫情下，頻臨崩潰邊緣？再按同一邏輯，為什麼一個又一個世界各地由醫生「領軍」抗疫的地方，逃脫不了確診和死亡人數迭創新高的悲惨命運？這些帳是否都應該算到「領軍」醫生的頭上？
據了解，香港的護士團體正史無前例地聯合起來，向這位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提出抗議。我支持他們的行動，更建議他們還應該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何醫生對護理專業、專業護士的歧視；向醫務委員會查詢，何柏良醫生對其他專業的歧視，是否有悖於專業醫生個人的專業操守？他又應該怎樣去改持一種平視其他專業的正常、健康的心態？
黃河 前香港政府華員會會長、前香港護士管理局成員、
香港衛生界專業團體聯席會議（1985-2007）召集人
前華員會會長 黃河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我在上篇談了我對本年度(2022-2023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含薪酬趨勢調查)問題的4點觀察。本篇續談其餘3點：
(5) 首先是不幸地，今年的薪酬趨勢調查，時間上緊貼著今年初以來最為猖獗的第5波疫情。短短三幾個月裏，全港確診人數超過一百萬，死亡人數超過九千，震驚全港、震驚中央！多間公立醫院急症室人滿為患，病患者睡到了室外露天低溫之下；室內，多位等候住院的病患者與多具已打包的遺體竟緊挨共處一室，情景令人觸目驚心！社會民心、 民生、經濟迭受重挫之下，市民對政府、醫院管理局抗疫失效的不滿，讓公務員成了發洩的對象之一。面對洶湧的疫情，要求市民「居家辦公」，其主要目的本在減少市面上的人流、斬斷傳播鏈，為公共衛生緊急措施之一。但煽情的輿論不由分說地把公務員執行政府的指令「居家辦公」，說成了公務員，尤其是文職公務員不願抗疫、躲懶在家、逃避責任的藉口，成了其中一項必須刻不容緩改革公務員制度的理由。不少公務員感受到很大的委屈、不滿。
「生不逢時」是另一個「不幸」。截止4月1日的過去一年的私人公司僱員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恰在此時公佈。它顯示高層薪酬趨勢淨指標為近年新高：7.26%，不但公務員詫異，公眾更譁然，民意對高級公務員薪酬調整有可能遠高於通漲率額外反感。此時偏有兩個建制派公務員工會，不但不尋求社會的理解，反而刻意高調與民意對撞，擺出要求任期即將屆滿的政府「拿出承擔，盡早決定給予公務員合理的薪酬」的姿態。
令不少文職公務員忿忿不平的還有較早前，全體紀律部隊公務員已另獲加薪。政府全盤接納《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的建議，共29個職系、約100個職級的紀律人員的起薪點、頂薪點獲提高1至2個薪點。兩類公務員的薪酬差距進一步擴大。但政府沒有計劃為文職進行相似的檢討，令文職公務員感到受了不公平對待。另一方面，即將上任的新一屆特區政府政治問責官員的薪酬，恢復按年調整薪酬的機制，並即時跟隨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自2019年7月1日起的平均按年變動作出調整，追回3年來的通脹變動。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接納獨立檢討委員會的解釋理據，指這只是「回復至應有水準，而不應被視作加薪」。值得關注的是，其一，此舉實際上重現了現行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早期曾採用過的補回「不足之數」(shortfall) 的做法。其二，同一天空下，在接近或同一政府財政及社會經濟狀況之下，紀律人員、政府高官薪酬可以大幅上調，餘下的其他公務員可不可以？政府會否用同様的標準去衡量？下屆政府如何在顧及各方關切下合理處理將備受關注。
(6) 儘管今年的薪酬趨勢調查，時間上緊貼著反彈得十分猖獗的第5波疫情，公務員事務局、可以向政府提出意見的薪常會以及應主動監察政府的立法會勞工界議員，卻仍以「平常心」、面對一如「風和日麗」的正常情況般，對待今年的薪酬趨勢調查以及緊接著的公務員薪酬調整事宜。對本港經濟民生遭受的重挫、人心的浮動，集體視如「無物」，覺而「無感」。及至今年2月初，正是年初即開始蹂躪香港的第5波疫情「滿月」、確診和死亡人數急劇飆升之際，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已如常授命進行今年的調查。當局對事態的發展，似全無預判，當然也就全無預案。相關人等任由爭議發酵、升級。即使對公務員隊伍、社會出現的對機制、政府政策、歷史的誤讀、誤解、無知，均似不見有關當局去解釋、澄清、糾正。人們見到的是一切照慣例、程序辦理的僵化，見證了社會大局觀的集體欠缺。
(7) 我經常說，公務員≠一般打工仔/僱員/勞工。兩者之重要差異，主要在於公務員擁有另一種身份角色－－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成員，有着不一樣的執行政府政策、向市民提供各類公共事務的職責。因而公務員工會≠一般工會，公務員權益問題≠一般勞工事務，處理的手法並不一樣。一個例子是，公務員工會雖同樣享有《基本法》賦與的罷工權，卻要格外地慎用，因為掣肘比一般打工仔多許多。多年前，華員會的福利員分會想罷工，我提醒他們要「三思」，不到萬不得已勿奢言罷工；真要行動，務須作十分周全的考慮－－原因是他們服務的對象是社會上的弱勢人士、依賴「救命鐘」的衰弱長者。多年來，對本地和國際的勞工事務，華員會堅持的是有限度、低調、非政治化的參與。以本港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的選舉為例，華員會一直奉行應讓位予私人機構工會多些參與、最多支持一位公務員參選的政策。
因而，對社會/勞工事務，公務員工會不宜過度參與；對公務員權益爭議，宜少或不邀请外間工會、政黨政團、議員介入，有利於保持公務員隊伍的穩定、政府施政的順暢。這在今時今日已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新形勢下，依然適用。對此，宜用較長遠、寬闊的眼光視之，不宜走民粹主義之路。
回顧現行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自1974年正式引入以來，不時發生的爭議經常令公務員與政府、公務員與公務員、公務員與公眾的關係緊張。其中，回歸後實行「港人治港」下的情況尤令人遺憾。有人或會怪罪於反對派工會、「攬炒派」亂港之故。那麼在《港區國安法》威懾下，職工盟、教協已解散，未解散的已轉趨低調或靜音，更在中央已親自操刀、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選委會、立法會、勞工界，反對派、「攬炒派」已絕跡下的情况又如何呢？諷刺的是，歷史走到今天，香港已進入中央、港人亟盼由亂及治的新階段，公務員薪酬調整爭議引發公務員與公眾的關係的緊張程度，竞反而刷新了新的記錄！對此，有識之士難道不應反思嗎？
寄望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延後處理，能尋得可平衡各方利益的妥協方案之餘，能令各公務員、各工會團體對「准許公務員分享／分擔經濟的起伏（Allow civil servants to share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economy）」的薪酬政策、社會經濟民生狀況的認知，有比較正確、全面、深入的了解。盼望各工會能引導幹事、會員、公務員、屬會，學會從大處著眼、從大局出發思考問題，與時俱進，理解並踐行與社會各界風雨同路、共同攜手建港、撥亂反正的重要性、緊迫性！
黃河 前華員會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