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十年》並非洪水猛獸，只是一部對現實不滿的政治電影。香港有自由，電影人喜歡拍什麼片就拍什麼片。但大陸亦有她的自由，她不喜歡什麼電影，就不想那些電影在她視線裏出現。兩雙踫撞，易起火花。
在回歸之前港英政府統治的年代，反而沒有那麼容易擦出火花，因為政府會出手禁播。在1981年，有一齣台灣片叫《假如我是真的》，主角就是人稱譚校長的譚詠麟。其故事改編自內地作家沙葉新的同名小說，描述一個青年被誤認是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達的兒子，搞到一眾上海高官都走來巴結他，借此譏諷內地文革後的官僚現象。該電影獲頒台灣第18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獎及最佳改編劇本獎，譚校長亦憑此片成為最佳男主角獎。
不過《假如我是真的》當時被港英政府禁映，認為播出此片會「影響與鄰近地區關係」，直至1989年才解禁。那時我是中學生，的確愈禁愈想睇，結果找了沙葉新的小說來看，也覺得沒有什麼大不了，當然也覺得港英政府為什麼大驚小怪。所以如今若有人話好嚮往港英年代，我就要告訴大家，以電影業來講，如今的自由還是多一點。
當然，更多歷史材料透露出來後，到今年回看港英政府當年的決定，又覺得不難理解。中國在1966年開始爆發文化大革命，一直延續了10年。在中國搞文革之初，立即感染到香港，本地左派在1967年暴動，後來暴動平息，文革亦完結，但港英怕放映這些諷刺內地政情的台灣電影，會挑動和內地的衝突。還有是港督麥理浩在1979年訪京見了鄧小平，鄧公聲言會收回香港，後來中英開始就香港前途談判，在這些敏感時刻播放諷刺大陸的電影，都怕會添煩添亂。
時光流轉，到了如今，敏感電影可以播映。《十年》獲獎，我聽到部份政府中人和建制派也有意見，認為這件事越搞越大，如果阿爺當初採取「睇佢唔到」的策略，並沒有禁止內地轉播香港金像獎頒奬禮，對《十年》視而不見，說不定《十年》不會獲獎，即使獲獎，也沒有這麼大迴響。
我把這種意見稱為「低調論」，但據我的了解，這種低調論在北京越來越無市場。過去很多人叫阿爺低調一點，對香港的事情減少評論，慢慢就會過去，慢慢就會變好。不過在阿爺的眼中，香港回歸快19年，事情不但沒有變好，而且不斷變壞。香港討厭內地的聲音，有增無減，支持港獨者不止有言論，還有行動去組黨，你再告訴阿爺「你低調點就無事啦!」又或者「你越罵他越紅」，阿爺都不會相信。
新的政策思維在醞釀中，到北京認為低調無用時，就會為她不接受的東西「劃紅線」，即是會告訴你，這就是界線，你不要過界，過界就不會客氣。最可能劃紅線的議題，就是港獨。
香港政界就是喜歡一窩蜂，本土派在新界東補選得到15%選票，泛民傳統大黨如公民黨和民主黨，就急急推出或醞釀本土綱領，趕趕潮流。這些一面倒的跟風行為，更會觸發阿爺的反制行動，怕若不行動，對年青人的影響會越來越壞。
香港和內地一直在互動中，有良性的互動，有惡性互動。當善意不斷減少，惡意不斷增加的時候，兩地衝突加劇，勢所難免。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