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創新發展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來源：聯合早報

作為中西合璧的國際化經濟體，香港有條件發揮相容並蓄、開放合作的底蘊，從世界各地資本主義歷史中，總結出嶄新的模式，既走出適合自己的道路，也為人類文明做出獨特貢獻。

在回歸25周年之際，香港發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步入一個重要的歷史關口。香港各界宜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群策群力，把握大方向，確定大思路，在制度創新方面做出調整和貢獻。企業家于品海最先提出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概念，可以成為香港制度變遷的目標性框架。他如此直截了當批評當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世界上“最腐敗和最扭曲的資本主義，它是原教旨的資本主義，從英國血汗工廠時期到今天沒有本質上的改變，只有過局部修正，當年港督麥理浩的社會改革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次修正。”

他認為，生活在“一國兩制”框架內的香港人，未能批判性地認識到香港經濟的制度缺陷，特別是長期形成的既得利益結構，導致少數人壟斷經濟增長成果，獨佔中國大陸高速發展的紅利，因此有必要改革和發展香港的資本主義。他相信，這種資本主義既不同于港英殖民統治時期的政策，也不同于歐美國家目前實行的資本主義，而是適合本港社情的新型資本主義，即“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制度既有優越之處，亦有天然內在缺陷。它的優點是可以通過市場競爭和利潤回報，激發個人的自利本能，挖掘個人的創造、創新和創業潛力，達到推動科技進步、實現經濟增長、積累物質財富的社會效果。它的缺點是資本和“經濟人”的自利動能，在不受適當約束的情況下，容易走向極端，出現無序化發展勢頭。在法律規定的財產繼承權保護下，導致勞動者特別是弱勢群體，可能世世代代在財富分配中處於劣勢，激化社會內部的利益和階級衝突，危及穩定的政治和經濟環境。

財富與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全球性現象，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Piketty）在其系列著作中，對此做了細緻的描述和分析。他指出，勞動者創造的財富一直根據有利於資本階層的社會結構進行分配，由此而生的社會不平等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建構，而非經濟或技術的自然產物。

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可以全球自由流動，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則受到民族國家體系的諸多限制，這令資本階層獲得更大比例的財富，特別是金融和地產資本，而普通勞動者很少能夠享受社會經濟增長的紅利，尤其是資產升值的收益，這導致家庭分享的經濟利益相對愈來愈少。主流意識形態竭力為這種不平等現象辯護，賦予其合理性，維護完全有利於資本和資產擁有者的不公平分配結構。這直接引發了全球範圍內以“佔領華爾街”為代表的民粹主義運動。

作為一個被英國統治超過150年的經濟體，香港既有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畸形管治結構，又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這就帶來香港社會所謂的“深層次矛盾”。過去25年來，香港的管治深受教條主義，或稱“本本主義”的毒害，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社會實際上經常處於政府失靈、市場失靈的狀態。

香港不能再堅持“裙帶資本主義”

香港的社會科學研究與其自然科學發展類似，著重西方基礎理論的延伸，而本土理論創造和應用型科研水準較低，因此學界和管治團隊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認識流於膚淺，基本上停留於西方教科書層面。在實際施政中，管治團隊缺乏對政府責任和市場角色的正確理解，政策制定往往略過把西方理論當地語系化的過程，即使政策在執行中產生巨大負面效果，比如出現超過20萬人口蝸居的貧民窟。他們仍然刻舟求劍，不思改革，懶漢似地死抱著書本上的教條不放。

香港管治團隊和部分學界人士一度不承認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頑固地堅持源于港英時代惡劣的“裙帶資本主義”。這使得香港市民普遍覺得特區政府施政缺乏公平正義。香港的經濟政策向企業與資本嚴重傾斜，政府拒不承擔自己在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中的責任，把政府失靈包裝成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金科玉律，結果令香港經濟領域出現結構性雙頭壟斷（duopoly）現象。經濟壟斷反過來更加限制特區政府的施政能力，加劇資本無序擴張的野蠻行為，令市場無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近年來，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均問題在東西方都呈現惡化趨勢。根據法國巴黎經濟學院發佈的2021年度《世界不平等報告》，全球最富有的0.01%人口佔有世界11%的財富，最富有的10%人口佔有全球收入的52%和全球財富的76%，而貧窮的50%人口僅佔有全球收入的8%和全球財富的2%。

為扭轉這種貧富懸殊局面，各國政府努力建立一整套公共機制，試圖通過二次分配，引導資本為社會整體利益服務。皮凱蒂為解決財富分配不均開出的藥方，是在全球範圍內對富人扣掉負債以後的資產徵收累進稅，累進最高稅率可達80%。皮凱蒂通過海量的歷史資料和嚴格的邏輯分析表明，對富人徵收重稅，並不會對國民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然而，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的離岸小型經濟體，香港保持低稅率和簡單稅制具有合理性，不能照搬皮凱蒂提出的做法。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證明，目前它仍然是一個能夠實現自身救濟的制度。歐洲的福利制度為改良和挽救資本主義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新一輪全球化暴露出壓低經濟增長速度的缺陷，因此世界資本主義須要尋找新的救濟之道。作為一個中西合璧的國際化經濟體，香港有條件發揮相容並蓄、開放合作的底蘊，從世界各國和各地區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中，總結出嶄新的模式，既走出適合自己的道路，也為人類文明未來發展做出獨特貢獻。

讓市民持有土地資產

思深方益遠，謀定而後動。于品海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只是一個初步構想，須要經過大量實際社會經濟政策試驗，才能逐步成型。傳統經濟學理論討論了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為發展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為徹底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可以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方向、新趨勢和新機遇，大膽嘗試研究和擁抱創新型可持續的財富分配方式。

具體而言，在經濟高度金融化和地產化的香港，為每位市民提供一定資產性收入，就是特區政府可以考慮的合理治理方案之一。在良性資本主義制度中，市場機制能夠有效進行資源配置，而私有產權制度給民眾提供最基本的財富增長管道。經濟增長給民眾帶來的，不應只是勞動收入的增加，同時還應該有資產財富增值。如果香港市民同時獲得勞動與資產的收入，那對提振本地消費、改善產業結構、維護社會秩序，甚至實現人心回歸的目標，將起到極大的助推作用。

我們建議特區政府把收回的北部都會區土地，集中放到一個大基金或投資公司，然後把公司股份無償分發給全港市民，並規定這些股份只能被繼承或者長時間（比如100年）持有後，在限制條件下交易。這樣不分背景的每位市民都能得到同樣多的股份，都能從北部都會區未來的土地和其他資產增值中獲得收益。由於該公司持有北部都會區的土地資產，財務指標穩健得到保障。這實際上是一場“社會參與型資本主義”建設實驗。

（作者是香港紫荊党政策研究院院長，伍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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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港的管治秩序恢復正常，施政環境得以改善，但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並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取得巨大成功，可是也累積了不少社會矛盾，一些亂象特別是地方主義思潮和運動未能得到及時遏制，最終導致2019年社會大動亂發生。俄烏戰爭、世紀疫情、中美對抗等因素的出現，更是進一步威脅香港的繁榮穩定。新一屆特區政府宜抓住香港國安法帶來的歷史機遇，清除那些阻礙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政治思潮和亂象，從而守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改善民生以及推動經濟發展。

地方主義情緒和觀念是一種社會現實。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於世界的理解和賦予的意義都依賴個人和社會的詮釋。人們都是以自己的經驗和知識為材料來解釋社會現實，問題在於大多數人的經驗和知識都受到所居住區域的限制。相同地域的人們容易形成對世界大致相同的解釋，建構共同的身份認同，而這種解釋和認同又成為社會價值觀和政治活動的基礎。地方主義的重要特徵之一在於意義是與相同地域的人們共同和協調發展的，持不同意見的個人尤其是外來個人容易被排斥。

更重要的是，地方主義觀念的影響並不會局限於模糊的身份認同，它還可以演變為弱化中央權威的政治問題。中國內地在各個時期都出現過地方主義苗頭，它否定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損害外來官員的威信，排斥和打擊外來幹部等等，企圖建立維護小圈子利益的地方主義小王國。然而，在強大中央權力的干預下，推行地方主義政策的官員被降職、撤職甚至查辦，地方主義沒有發展到嚴重危害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的地步。

《基本法》相關規定明確了香港高度自治的地位，因此香港出現的地方主義思潮和行為，其目標遠遠超出地方自治權力的訴求，而是更加激進的政治目標即“去中國化”和分離主義。回歸後香港的地方主義思潮和運動，最初與一連串的城市規劃和建設問題相聯繫，這在保存利東街、反對填海、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反對高鐵等社會運動中得到集中體現。這些地方主義運動，既顯示了部分市民對殖民時期的懷念，也表明他們試圖在殖民地歷史中建構新身份的衝動。

香港學者陳雲在2011年出版的《香港城邦論》，把躁動不安的地方主義思潮推向極端。他在書中不僅大肆污蔑中國內地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而且極力醜化內地文化、內地同胞和在內地出生的香港人。他斷言中國內地存在諸多負面因素，包括國際屈辱、受害者情意結、生存空間緊迫、喪失領土的憤恨、對國際道義的不信任、工業紀律社會、中產階級的心靈狹窄、大企業家的愛國衝動、企業產力迅速增長但大量青年就業困難等，因而難以與香港走向同樣的發展目標，所以他鼓勵香港市民與內地脫鉤，勸告香港人不要關心大陸事務，反而要積極建構植根於本土的港人身份共同體。陳雲的“城邦論”屬於極端地方主義主張，並未呼籲香港獨立，但其要求的完全自治直接孕育了其後出現“香港民族論”和“港獨”思潮。

香港新一屆政府面臨的最艱巨任務是解決人心回歸問題。雖然“港獨”思潮和活動已經被鉗制，但地方主義思維定式已經蔓延到香港教育、新聞、文藝、政治、經濟等各領域，催生出抵制中央、抵制內地的“軟抵抗”心態和行為，成為香港社會改革與發展的絆腳石。如果香港要成功建設和發展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國際航空樞紐，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智慧財產權貿易中心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那麼特區政府在推行和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同時，還需要通過提升香港國際化程度來消除地方主義的不良影響。

香港國際化戰略的目標是基於本港獨特的社會個體主義價值觀和普通法司法制度，以及開放的經濟貿易和金融體系，通過面向世界各地的人際關係網路，向國際社會輸出香港影響力。實施這一戰略需要立足“一國”之本，在國際大格局中謀劃和制定政策，深化改革開放，推動創新發展，形成區域優勢，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滿足國際社會和市場需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做出應有貢獻。

香港宜以國際化視野全方位對標倫敦和紐約，在全球城市體系中找准定位，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全面融入全球分工合作，佔據全球城市體系的核心節點；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既持續增強經濟金融、科學技術等硬實力，也注重提升傳媒、創意、品牌、宗教等軟實力，推動軟硬實力相互融合、相互促進；改變自我封閉心態，始終用改革開放的思路和辦法破除制約經濟民生的難題，在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全面提升香港在全球的影響力和競爭力；深度參與和影響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人才鏈、服務鏈，並積極努力佔據越來越多的高端環節；增強集聚和配置全球高端資源要素的能力，成為全球人才、資金、商品、資訊、科技等要素流動的重要樞紐節點，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和品牌。

為了提升香港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特區政府宜聚焦關鍵重點領域，在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創科中心的核心功能建設上取得新突破，尤其要在對外開放、全球網路、人才集聚等關鍵領域打造全球性平臺。

香港需要建設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平臺。特區政府宜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以高水準開放推動高品質發展，建設高品質外資集聚地和高水準對外投資策源地，加快形成面向全球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投融資、生產製造、專業服務等網路，創新對外投資方式，鼓勵企業通過並購國際品牌、技術、市場網路管道等方式向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上游進軍。

香港需要建設聯通全球的網路樞紐平臺。特區政府宜推動建設各類有形和無形網路通道，提速增效，互聯互通，增強面向海外和內地的集聚和輻射能力，建設全球城市體系高端節點；構建面向全球的立體化、高效能聯通網路，優化海、陸、空、網上“四位一體”的通道體系，打造立足亞太、聯通全球的國際網路樞紐；建設新一代資訊基礎設施，探索打造全球資料港，建立全球資料樞紐平臺。

香港港需要建設國際化人才集聚新高地。特區政府宜學習以色列向全球猶太人開放的民族政策，把香港建設成“海外華人之都”。香港的國際化不能只看定居本港外籍人士的數量，更要看有多少海外華人以香港為家。特區政府宜設立專門團隊研究和聯絡海外華人，把握全球華人優才流動大趨勢，堅持全球視野、國際標準，面向全球華人社會引才聚才，以強大人才優勢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抓住北部都會區建設機遇，聚焦科技前沿和重大產業領域，彙聚一批全球頂尖華人科學家和產業領軍人才；積極為海外華人在香港施展才華提供廣闊天地，著力在優化人才發展環境上下功夫，堅決反對極左思維，允許來去自由，在國籍、永居權、簽證等方面為海外華人提供便利，幫助解決居住、子女教育、醫療等實際問題，讓香港成為海外華人優才創新創業、實現夢想、報效國家的熱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