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教訓，妥善處理公務員問题，意義不小 ——我看新政府首次處理公務員薪酬調整

本年度（2022-2023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問題經過了一段「前熱後涼」，已落下帷幕。不出所料，剛剛上任的本屆政府，在首次處理本年度（2022-2023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問題上，堅持高、中、低3層公務員劃一上調2.5%的增幅不變。新政府選擇了「企硬」，正面回應了傳媒人勿「跪就輸一世」的警告，又以拒不妥協、不理會增幅落後於累積通漲的高姿態，回應了直接利益受影响的一方。毋庸諱言，抱有對新政府失望、無奈、不滿、憤懣之情的公務員，不在少數，且不同政治光譜、不同層級的都有。個別公務員的憤激之言更令人吃驚：「呼籲『公務員團體顧全本港經濟復甦的大局』者，為什麼自己不以身作則(減薪)？」、「原來『目標為本』的意思是『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由此可知公務員隊伍士氣受傷的程度不淺。

我在6月 15日及21日的《今年公務員薪酬調整 新政府應尋求妥協方案》上、下共兩篇文章中，曾希望新一屆政府尋得可平衡各方利益的妥協方案，從而為自己加分。可惜的是，事與願違。在一些相關問題上，似也沒能汲取上一屆的教訓。

以我參與了現行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含薪酬趨勢調查機制)四十多年的經歷看，今次的情況是現機制自1974年正式實施以來所罕見。更尤其是它是發生在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在「七一」講話中明確提出希望香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之後。對此，各有關方面會不會去對照、反思，｀從中客觀總結到如何踐行建設「良政善治」新局面的有益經驗呢？我試從我觀察到的情况，是其是非其非，直言不諱地談談我的看法，祈能拋磚引玉。

1. 面對問題 新政府取態積極

本屆政府剛宣誓就職沒幾天，就在7月5日的首次行政會議上，處理了上屆政府臨卸任轉交的本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事宜，向社會展示了雷厲風行的新人事、新作風。有意思的是，在被傳媒問到公務員薪酬調整有爭議，有否「令新政府開局不順利」之時，新特首李家超向社會傳遞了那管開局順利與否的信息：「政府的存在就是要解決市民及政府內部問題，現屆政府會以『正向思維』積極處理，不會逃避」！新政府施政不拖泥帶水，急切解決問題的意願及效率表露無遺。但當然，效率之外還要看效果，要看預期的目標設計得是否合理、處理爭議的過程是解決還是衍生了更多的問題、結果如何，等等。

 2. 考慮當下經濟前景 並無偏離機制

主其事的第一責任人、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上屆政府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茵，在行政會議後向傳媒表示，香港當下面對的「經濟前景存有不確定性」、「政府亦預計今個財政年度將出現赤字」，「需審慎處理公務員薪酬調整」。但有工會質疑新局長因此偏離了有關機制。其實不然。此因這些工會並不熟悉現行機制，尤其是它的歷史，不知道這方面早有先例：1974年，即現行機制引入的第1年，儘管薪酬趨勢調查所得的參照指標是正數，且是滯後的結果，但因發生全球石油危機，香港其時面對的經濟前景存有不確定性，當年公務員的薪酬未獲港英政府調整。

其實，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在決定調整公務員薪酬之時，若恰遇新的重大情況，沒有理由不去及時評估形勢。對此，工會應予理解。他們需要關注的問題應該是：一、政府對經濟前景的估量是否準確、反應有否過度？二、這項考慮因素，有否公正合理、一視同仁地應用於其他場合，例如釐定管治班子成員的薪酬之時？三、政府會否在適當時候，有如1975年般，補回「不足之數」(shortfall) ，以體現「准許公務員分享／分擔經濟的起伏」（Allow civil servants to share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economy）的公務員薪酬政策有否得到全面的落實？

3. 改變先後次序 偏離現行機制

現行機制自1974年正式啓用以來，在港督會同行政局達成了公務員薪酬調整建議(pay offer) 後，港英銓敘司(其後改稱「公務員事務司」)必定先第一時間與各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於當天下午開會作出通報，再在之後才知會傳媒。政府有決定後，也必定是先知會職方，從無例外。回歸後「蕭規曹隨」，這先後次序沒有改變過，同樣體現了對公務員團體的尊重。卻不料它竟被新政府顛倒： 7月5日當天下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原本照慣例要與各職方開會的時段，讓路予記者會，與職方的會議則推遲至第二天才召開。而當新局長在記者會上作出宣佈之時，各公務員團體竟仍未收到官方的通報(見下圖，請注意圖片左上角顯示的播出時間和日期) 。

值得指出的是，局長的電郵通知信要遲至一個多小時之後才發出，且不說早在當天中午，就有傳媒作出了公務員加薪「不超過3%」的「雖不中亦不遠」的報導。一件看來雖是「小事」的顛倒慣常次序之舉，既偏離了機制，也無意中透露了對公務員團體的不尊重！

4. 隨意選用通漲率作比較 偏離現行機制

楊何蓓茵局長在7月5日會見傳媒時，被問到行政會議為什麼以2.5%作為全體公務員劃一的增幅時，只是有如她在念誦給職方通知信般，籠統地強調政府「已充分考慮既定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的所有相關因素，當中包括香港經濟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政府的財政狀況、公務員士氣、薪酬趨勢淨指標及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  信中，她沒有解釋訂定「2.5」這具體數字的實際依據，只在與傳媒對話中聲稱機制內並無任何計算增幅的「方程式」。有公務員工會以「無依據、無數據」對她進行了猛烈的批評，並非全無道理。

令人奇怪的是，信中，局長沒有以之與通常被視為可參照的通漲率2.4% (2021-22年度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每月平均數相對於上一年度的升幅百分率) 扯上關係！卻在其後回應記者時，引用了「5月份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率」(時事評論員用詞)1.7%與2.5%增幅作了比較。這種隨意引用一個通常不會正式參照的通漲率作比較，不但偏離了原有的機制，還似乎帶有不純的動機：由於差距大了，後者比前者還多上調了0.8%，更容易誘導輿情，增加逼迫公務員接受的壓力。事實上，假若最新的通漲率是3%、5%或 7%，新局長會拿來與2.5%增幅作比較嗎？這種有意無意把公務員置於公眾對立面、客觀上激化社會矛盾的手法，符合習主席對香港的期盼嗎？

 5. 與公務員團體的溝通 不僅流於形式

據了解，各公務員團體對薪酬調整的要求不盡相同，理由亦各不相同。有要求「追通漲」的，有要求「按數字，加人工」的，等等。但當局致不同團體的回信，內容卻「千篇一律」，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竟然完全相同，並且全部只是籠統地強調政府「已充分考慮既定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的所有相關因素」(見上述第4點第1段) ，既沒有解釋政府訂定2.5%的理據，也沒有交待當局具體考慮了哪些問題。回信對各團體各自的關切沒有作出任何回應，當然也就不會對來信中的任何疑問、誤解，甚至謬誤作出澄清、解說、反駁。公務員同事倒是在看傳媒報導時，獲得了多一點點的信息，包括有一兩個今年特别高調的工會在與局長不知通了什麼話後突然立場「軟化」的新聞。由此看，當局與公務員團體的溝通不僅流於形式，更別說真誠坦率的協商。因而處理的結果似難以展示有如李特首所強调的，「以『正向思維』積極處理，不會逃避」的取態。或許，只上調2.5%的目標達到了，但牽連的問題並未獲得「解決」。

6. 妥善處理公務員問題 意義不小

眾所周知，新一屆政府手上急著要處理的大務要務急務、舊問題新問題老大難問題，千頭萬緒，肩上的擔子真是「壓力山大」！要對應，香港本就需要一支穩定、士氣高昂、能有效回應各種挑戰、高效率、高質素、廉潔、對政府有向心力、對社會有歸屬感和承擔、愛國愛港的公務人員隊伍(註：基本抄自華員會《章程》) 。如何為特區、為行政長官李家超、為中央建設這樣一支隊伍的重任，自不然首先落在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的肩上。以其性質的重要性、緊迫性，這應該也是新政府的大務要務急務吧？

但看看局長的辦公桌上，似乎已經擺上了一份羅列了4項任務的清單：一是當局已急匆匆地把皮球踢給了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對調查方法的檢討；二是將「殺到埋身」、複雜程度遠超趨勢調查的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Pay Level Survey) ；三是立法會一眾以為懂得「頭痛醫頭」便是「大國手」的議員正在「追殺」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跟工作表現的掛鈎；四是大半年後又將面對的下一波，即2023-24年度的公務員薪酬調整事宜(含2022-23年度的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下，公務員隊伍恐將難以消停！屆時，還來不及「埋口」的新傷口會不會一再被「扒開」？妥善處理公務員問題的意義應該不小吧？

黃河 前華員會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前華員會會長 黃河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本屆政府即將屆滿之際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在接受傳媒採訪時，不但「喪插陳肇始無能」，極力貶損只有一個多星期就離任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更把自己的怒火燒向整個護理專業、6萬多專業護士，質疑「世界各地在應對今次百年一遇疫情，都是由醫生領軍」，香港何以交由本身「只是」一個護士的陳肇始！何醫生如此唯「醫」獨尊的心態，觸犯了眾怒！表達惱怒、不認同的，除護士外，還有醫生及專職醫療人員。下面，我節錄了部份反应(文字上我已稍作整理)：

• 衛生當局確有不足，唯做「事後孔明」不難，有哪位専家去年12月時曾警告每天確診可以萬計？(何柏良醫生也沒有。)
• 抗疫，從來不是一個人便能成功！
• 醫院裹只有醫生沒有護士不能完成工作。
• 內地抗疫防疫能有超卓成就，據鍾南山院士，那是因為祖國以中西醫結合和全國上下同心所致。沒有任何一個西醫獨攬功勞。
• 何醫生的講話充滿傲慢與偏見，態度決定高度，踩低別人不一定可以抬高自己。
• 陳局長作為問責高官，當然應該負起她應負之責。她「領軍」抗疫，成績如何，何醫生作為七百多萬受影響的香港市民之一，當然有權評價，但把全部責任推給局長一個人，並貶低她的護士出身，很不公允、很沒有風度，何醫生作為一名資深專家，樹立了一個十分負面的樣版，應感到羞恥！
• 抗疫工作事實上真的一團糟，只是責任不應由她(陳局長)一人負起。那些專家委員會的專家顧問，醫管局的總裁等高層，管轄社署、民政署、食環署等的局長/署長難道不須一起問責？自然，特首也不能說自己交出了一份亮麗的成績表。
• 我從未聽過那些真有能力、在重要時刻真有用的抗疫者，不會謙虛的讃美所有抗疫同工，不會多謝那些冒險犯難的志願工、快遞小哥、環衞阿姨。而是有人竟還有臉、不知醜的跳出來說，找個護士、而不找個跟何總監一樣是「醫生」的醫生在港領軍抗疫，所以香港抗疫做得不好。
• 香港不乏醫學專家擔任政府抗疫顧問，向政府提出意見，包括何醫生本人。然而，究竟他們的推測有何科學依據？則往往很少有交待。他們的意見又經常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不但彼此之間相互矛盾，更不時自相矛盾，使市民無所適從，常被譏為「磚家」。
• 與其說護士領軍不力，倒不如說特區政府過於民主、缺乏政治決斷和擔當 、 沒有統一領導的魄力，不敢採取全民檢測和動態清零的措施，幾度錯失早發現、早隔離 、早治療的最好時機，讓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爆發。始作俑者，不就有政府的專家顧問嗎？他們有諉過於人的嗎？

我有一位朋友的確直斥何醫生諉過於人，又批評他忘記了自己在封城、打疫苗問題上的前言不對後語、不負責任的言論！翻查時事評論員的文章以及傳媒的報導資料可發現，何醫生的某些口碑的確「麻麻」，例如：

• 何醫生的言論與其說是一名「專家」，不如說是一名「政客」，立場一時一個樣，今天可以主張放寬禁令，明天又可以臉皮厚得自我打臉。
• 何醫生的立場基本上是在「收緊」、「放寬」的兩個表述方式中打轉，也基本上是跟著疫情屁股後頭走，不僅沒有提出任何有預見性的言論，反而是在不斷「馬後炮」。
• 何醫生表示自己不會參與檢測計劃，亦沒打算報名協助採樣。他認為，全民檢測在政府「三管齊下」策略下成效低，而自己有嚴格管理生活，受感染機會微乎其微，並不懷疑自己是隱形傳播者。他又呼籲市民決定是否參與檢測時，要考慮自己的風險，以及會否是隱形患者等。
• 在社區普及檢測問題上，何醫生的立場也是前後矛盾。
• 有立法會議員批評何醫生沒有考慮到公眾利益，呼籲醫護界人員應該以身作則(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以儘快找出隱形傳播者。

其實，若以官職而言，新冠病毒病2020年初開始襲港之時，陳局長已是上任兩年半的相關政策局的局長，在責在理，她為什麼就不能「領軍」抗疫？事實上，何醫生沒有理由不知道，很多次的記者會上，香港抗疫的「總司令」、實質上的「領軍人」早已一再亮相。但她比陳局長更沒有醫護的背景－－她就是香港最高的領導人、行政長官。何醫生突然在陳局長即將離任之時，挑起她護士出身的爭議，暴露了自己性格上的陰暗一面。正有如某專職醫療朋友的直言：香港有醫生一向自大狂妄，一直心懷新仇舊恨，鬱結難解，因而最鍾意「噏得就噏」，何况講了並無責任要負。

以此看，若按何醫生的邏輯，因陳局長「只是」護士出身，故抗疫失敗，則以此推論，醫生「領軍」下，抗疫必勝。但為什麼實際上，全由醫生「領軍」的醫院管理局，逃避不了兩年多來，公立醫院屢陷的險境？為什麼公共醫療系統更在第5波疫情下，頻臨崩潰邊緣？再按同一邏輯，為什麼一個又一個世界各地由醫生「領軍」抗疫的地方，逃脫不了確診和死亡人數迭創新高的悲惨命運？這些帳是否都應該算到「領軍」醫生的頭上？

據了解，香港的護士團體正史無前例地聯合起來，向這位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提出抗議。我支持他們的行動，更建議他們還應該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何醫生對護理專業、專業護士的歧視；向醫務委員會查詢，何柏良醫生對其他專業的歧視，是否有悖於專業醫生個人的專業操守？他又應該怎樣去改持一種平視其他專業的正常、健康的心態？

黃河 前香港政府華員會會長、前香港護士管理局成員、

香港衛生界專業團體聯席會議（1985-2007）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