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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進取 故日新-淺談高校師生創新創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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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進取 故日新-淺談高校師生創新創業模式

2022年08月08日 14:26 最後更新:14:55

文:/ 郭越

在科技創新浪潮興起的今天,大學教授逐漸走上了創業之路。而集齊大學教授、創業者、投資人三大身份,在高校「象牙塔」和商業的世界遊刃有餘地行走,將理論研究和實踐充分地結合,「教授+學生=獨角獸」模式其實早期在美國就已經有相當多成熟的案例,比如奠定矽谷基礎的叛逆八人幫,麻省理工(MIT)的Robert Langer教授和他的學生們等等,是目前可以研究和借鑒的模式。這種老師帶著學生的模式,存在一定技術優勢,也天生存在一定信任感。內地在改革開放以後,許多城市都形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而香港高校有很好的國際聲譽和傑出的基礎研究,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紅利下,香港的老師,帶領自己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科研人員將專案帶到內地,能很好的將科研專案產業化。這對於香港有其獨特的意義。

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大疆,在科技圈內頗具傳奇色彩的公司,8年做到全球第一,目前的客戶遍佈全球100多個國家。面對美國的封殺,還能霸氣抗衡。2019年,在美國對大疆提高關稅、限制進口,想要迫使大疆撤離北美市場。全球任何企業面對美國政府如此霸道的政策,往往只能忍氣吞聲,從日本的東芝和松下、德國的西門子、法國阿爾斯通,就連金融企業法國巴黎國民銀行也曾被制裁和封殺。可是大疆卻欣然迎戰,漲2%的關稅,就加價2%,結果封殺之前,大疆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是72%。封殺之後,市占率最高達85%。

大疆的技術和產品的成功,從「走出香港」到「全球霸主」,兩位教授就起到了關鍵作用。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學電子與電腦工程學系教授李澤湘,另一位就是哈工大博士生導師朱曉蕊。兩人聯合給大疆投資的同時,朱曉蕊還擔任了大疆的首席科學家,不僅帶著學生幫助大疆搞技術研究,幫助其攻克了許多技術瓶頸,而且也一直持續不斷地為推薦、輸送優秀人才,為大疆的技術突破貢獻了巨大力量。

朱曉蕊教授關於師生合作的成功並不僅僅包括大疆,另一個高校師生模式產生的百億級別傑出作品是——速騰聚創。 速騰聚創創始人邱純鑫是朱曉蕊第一個博士生,也是在教授的指導下,邱純鑫積累了大量機器人定位實戰經驗。在2014年完成博士論文之後,便以課題組為創始團隊、創立速騰聚創時。朱曉蕊對學生給予了大力支持,不僅是速騰聚創的聯合創始人,還擔任首席科學家職位。鐳射雷達研發需要耗費大筆資金,這對於一個初出茅廬的學生來說絕對是一道生死檻。而朱曉蕊成功為速騰聚創拉來天使輪和A輪投資。

在拿到初始資金後,速騰聚創便步入了正軌,半年時間內就研發出16線機械旋轉式鐳射雷達RS-LiDAR。如今,速騰聚創成為了全球唯一實現第二代智能固態鐳射雷達車規量產交付的企業。目前已經獲得10輪融資,最既有東方富海、雲鋒基金、昆仲資本、華興新經濟基金等VC/PE機構,也有比亞迪、宇通、香港立訊、湖北小米長江產業基金、北汽產投等產業資本。如今,速騰聚創的估值在100億元左右,成功躋身獨角獸行列。

師者,傳道受業解惑也。顯示驅動晶片公司集創北方近日在內地科創板IPO申請,若算上最新一筆65億元融資,集創北方估值達到300億元,A股即將迎來一家硬核上市公司。集創北方背後,是一個「兒子創業、導師幫忙、父親投資」的故事。85後創始人張晉芳的父親張來栓,早年靠能源發家,在朔州當地頗具威望;兒子卻沒有走父輩老路,在老師的引導和幫助下,對晶片技術由衷熱愛。

在導師幫助下,張晉芳看到了人機交互未來的成長空間,他果斷拉來4個同學,於中關村一間40平米房間內成立了集創北方。為支持兒子創業,張來栓拿出4億元「投資」,為公司發展打下夯實基礎,張晉芳則不負厚望,把一家晶片公司做成獨角獸,如今走向了IPO。

這並非是一個「二代創業」的典型樣本。卻是值得香港的企業家們去深思個案.過往無數案例中,父輩為「二代」打造的往往是他們想「看到」的子女人生。而張晉芳的人生,屬於了自己,屬於了夢想。而這一些,都是來自於導師的幫助和父親的支持。

敏於觀察,勤於思考,善於綜合,勇於創新。過去,相對內地很多城市,香港有多間世界級的科研大學,更有科學園,數碼港等機構,為何發展科技產業卻遠遠落後?不僅僅是特區政府的不干預政策,政府包括各大高校也同時缺乏對於科技發展的信心及相關的配套政策,沒有規劃和目標,以致香港缺乏科技產業改革的動力。特區政府於2015年正式成立科技局,大大加強了科技發展的力度。過去五年, 政府投放了超過1500億元推動科技發展,是對創科研究史無前例的支持。在各方努力下,香港創科生態發展向好,本地初創公司數目5年間大幅增加近七成至2021年增長至大約4000間,本地孕育的獨角獸企業更是從無到有,至今共有十多間。這也急需高校以及研究院所,研究機構的創新思維和創新模式的孕育和產生的必要性。而對於香港乃至全國科技創業環境的一大痛點,就是產、學、研、用的脫節,懂學術的不懂產業,懂產業的沒有資金,有資金的不懂需求。而具有商業眼光和投資思維的高校教授往往就是這樣的一個關鍵節點,將學術界、產業界、投資界聯結起來「建立一個緊密融合的科技創新生態」。

在這個生態基礎打造上,首先要學生對從事的研究專案產生興趣, 教授們需要新的教育模式,不僅讓學生學懂知識, 更能培訓出一群有實踐能力的學生。還要開創「導師+學生」的天使投資模式,成為學生所創企業的第一輪投資人。鼓勵學生們學以致用,投身創業。

其次為了加快企業產品化的能力, 需要創辦不同平臺, 或者合作建立產業基地,專注於創業孵化。創辦科創學院,以完備的產業鏈和成熟的創新創業市場,提供前沿技術支撐。

最後, 因爲資金對接對科創企業高速成長甚爲重要,教授們還成立了好些基金, 幫助企業對接資金和人才。

除了朱曉蕊教授之外,還有李澤湘、高秉強、甘潔等教授,也紛紛走出了一條「導師+學生」的獨角獸孵化之路。

香港科創未來還是充滿了希望和挑戰。期望高校和社會各界齊心參與,集眾人才量厚植香港科技創新土壤,我們期待更多這樣的「學院派創投模式」出現。

【作者郭越 為 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 政策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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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防疫的墨菲定律

 

文:/陳智恒

在筆者大學時公共管理學入門課中,提及到組織病象,其中一種病象是「墨菲定律」,但有趣的是筆者在學習時討論最多的是統計課。有人或會覺得墨菲定律相當玄,似乎又和機率有關。但更大的問題,實在是公共管理系統中,管理者心態和制度都出現問題,而香港最近一波新冠疫情,正體現了墨菲定律的「精髓」。

墨菲定律有八個特點,包括:1) 有機會出錯的,不管機會有多麼小,都一定會出錯;2) 總在最糟的時候出錯;3) 如果有很多事情會出錯,必定是為禍最大的那件事出錯;4) 事情不像外表那樣簡單;5) 每件事都會被推、拖、拉(時間被延長);6) 讓事情自由發展只會更糟;7) 老天總是偏袒隱性缺失;8) 假如每件事情看似順利,必定疏忽了什麼事情。簡單來說二個部份,一是只要有機會出錯的,都一定會出錯,而且會在最糟糕的時間、在最「大鑊」的漏洞出錯;二時自由放任危機輕率管理只會惡化,無論時程度上或是時間上;三是表面順利多會暗蔵殺機。

假如每件事情看似順利,必定疏忽了什麼事情。香港在平靜相當長的時間而沒有出現本地個案後,首先出現問題正是被豁免的機師和空中服務員,再說實在一點是國泰航空的機師和空中服務員。香港政府原想依靠國泰航空承諾的內部管理,以所謂「閉環管理」方式讓機師和空中服務員免隔離。然而先是出現有關人員在休息地自私離開酒店而染疫,後來更疑因國泰為空服人員「客機去貨機返」,再因空服人員違反檢疫要求,而出現第五波首輪的疫情。據報導所顯示,事件中不只是個別國泰員工,個人違反檢疫要求的問題,更可能涉及企業有組織性規避特區政府的防疫要求。林鄭政府表示會跟進,然而「洪門宴」報告都出來了,但國泰一直未有進一步懲處。林鄭是否有決心、勇氣和能力去面對這一間傳統英國資本企業?我們拭目以待。

有機會出錯的,不管機會有多麼小,都一定會出錯,而且總在最糟的時候出錯。在上一輪國泰空服員帶來的疫情仍未平息,再因一位南亞裔人士在檢疫後確診,把疫情再帶入社區,造成葵涌荃灣一帶的另一輪爆發,更令葵涌邨多座大廈需要「限足令」。其實早前內地專家團已指出香港檢疫酒店有防疫漏洞;而這一波疫情發生前其實已零星發生數宗與檢疫酒店問題有關的個案。可惜特區政府仍未吸取教訓改善,終造成大禍。

老天總是偏袒隱性缺失,除了人的檢疫問題,潛蔵多時的動物和物件檢疫問題,都在這一波中再一併發生。在大家對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而焦頭爛額時,突然發現多宗與入口倉鼠有關的Delta 變種病毒。動物和物件能傳染新冠病毒,自疫情出現以來一直時有所聞,歐洲早在前年就出現過,並需要大規模撲殺貂鼠,單是丹麥1700萬隻!進口物品與這次香港疫情是否有關仍為未知數,但特區政府對此並未有很重視,但早前幾宗機場地面貨運員的個案是否有關,筆者似乎未見到特區政府對此有甚麼跟進和公佈。但深圳早前已加強對進口冷凍食品,以至其他常溫郵遞快遞物品的檢疫;而最近杭州的疫情,就疑為進口物品帶有Omicron變種病毒而造成。筆者還是強調墨菲定律那一句:有機會出錯的,不管機會有多麼小,都一定會出錯。

然而讓事情自由發展只會更糟,像民主黨日前在鼓吹西方主張的「與病毒共存」,但歐洲的丹麥就因為開放「與病毒共存」,而令確診人數暴增至一天超過五萬人。如果類似情況在香港出現,必會令香港的醫療系統全面崩潰,即使未必很多人會因為新冠而死,但或會令很多人因醫療系統崩潰而失救。而西方最近「與病毒共存」的成績,確實是「鶴立雞群」:歐洲丹麥開放「共存」後,平均每天四萬三千人確診;英國平均每天19萬;美國在一月高峰時達平均每天80萬人確診,西方「與病毒共存」的成績「有目共睹」。

筆者認為「洪門宴」只是這波疫情的小插曲,香港商界「融滙」中式和西式的社交文化日久,在政府未有收緊防疫要求下,發生這種事件,並不令人驚訝,當然大眾觀感上確實是非常不好,但君不見英國那首相一樣在疫情加國喪期間違規開派對。筆者認為事件所反映更大的問題,是特區政府一直把問責官員的「社交能力」誤作「溝通協調能力」。官員要良好社交能力嘛,那業務相關主管人員所邀請的社交活動,當然就要出席;而早前特區政府對「洪門宴」的處理安排,也似乎印證筆者了這一觀察。

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體現了墨菲定律,呈現了特區政府在公共管理系統性問題,特別是安全管理問題,以及對財閥的縱容。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駱惠寧主任在新春致辭中談到「良政善治」:『它是一個過程,需要建立健全制度和機制,需要推動解決不少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不要以為可以「躺贏」而懈怠,或是遇到難題就繞道,只會失去奮鬥的激情和變革的勇氣!』

【作者為 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 政策研究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