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商政教界的鄭海泉因病離世，他由出身貧苦家庭的激進學運領袖，成為匯豐史上首位華人大班，這個傳奇歷程的轉折點，在於他 1973年中大畢業後不久的一個決定。
鄭海泉1973年中大畢業後，決定告別虛無理想主義與激進思想，走上務實軌道，影響他一生。
1972年中大學生會第二屆幹事會上莊，他出任副會長，我這個一年級新丁就當外交幹事，和他是同一個學生會內閣。那個時代，學生運動開始風起雲湧，保釣運動掀起民族主義情緒，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引爆了悲天憫人的激情，部分學生投身於支持弱勢社群的行動。在這兩股大流中，鄭海泉都是核心領導者。
我加入學生會之前一年，就曾跟隨鄭海泉投入木廠街盲人工廠的工潮，深深記得微跛的他，一拐一拐與百多名失明工友一起操到中環請願，然後在天星碼頭通宵靜坐，這次充滿悲情的行動，最終逼使資方讓步。
他做學生會副會長那年，保釣運動仍然澎湃，1972 年5月13日 2000多學生冒被拘之險，在中環遊行至日本和美國總領事館，他也是領導之一。
他當學運領袖時，曾投入盲人工廠工潮( 1971年底)，支持失明工友在天星碼頭靜坐抗爭。
在此之後，學運激情漸退，1973年鄭海泉大學畢業，開始要規劃未來的路向，出於對盲人工友的使命感，他加入了盲人輔導會當社工，但回心一想，這畢竟非他大學唸的專業，是否應這樣做一世？他考慮過未來的事業方向後，最後決定回歸現實，進修經濟學碩士學位。
一位中大師兄告訴我，鄭海泉最初本想入中大研究院，修讀經濟學碩士，但在面試時，來自台灣大學的講座教授邢慕寰對他的學運背景有保留，當問他讀經濟學的志向，他答說「為人民服務」，更影響對方的印象，結果他沒有被取錄。
這挫折促使他漂洋過海，遠赴新西蘭的奧克蘭大學讀經濟碩士，經過艱苦半工半讀，終於拿了學位，返港闖天下。這一決定，令他走上了一條康莊大道。
1973年中大畢業同學重聚，他也有參與(第2排右2)，那一年的抉擇，成為他事業之路的新起點。
他回港後的1978年，匯豐銀行才剛開設經濟研究部，當時這部門不大受重視，規模很細(當時只有三家銀行有研究部，兩家是美資，另一家是恒生)，由於他有英聯邦大學碩士學歴，加了分，終於獲得取錄。他加入後，上面還有位上司，但他仍勤勤懇懇工作，表現也很出色。其後那上司離職，他就坐上研究部第一把交椅，並開始受到匯豐最高層的注意和器重。
到了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未來將有巨變之前景已難以逆轉，所以匯豐最高領導層和港英政府，都知道要着手部署「本地化」，提拔本地精英上位，既與中國政府打交道，也盡可能把影響力延續到1997年後。在這時代大變局中，鄭海泉因緣際會，被選中進入未來將負大任的「本地精英」之列，受到重點栽培。
記得有一次匯豐主席浦偉士在中環總部宴請傳媒，我亦在場，那時候鄭海泉仍未是最高管理層，卻陪同主席出席，我已強烈感到他正被部署日後擔當更重要角色。
在政治領域，出於同一原因，他也受到器重，先由匯豐借調到政府中央政策組，然後獲委為立法會議員，到回歸前兩年，更進入最高諮詢機構行政局。
當時鄭海泉另一個角色，是與中方溝通，他年輕時的民族主義情懷，加上他待人接物的技巧，令他得到對方接受，並委任他為香港事務顧問，與其他愛國人士一起，為回歸後的管治出謀獻策。
在「精英本地化」的大方向下，鄭海泉於回歸前後在匯豐節節上升，由執行董事到香港主席，更再上層樓成為亞太區主席。
他登上事業巔峯的歷程，起點於他毅然告別虛無理想主義和激進思想，轉上務實的軌道，做到了自己格言所說的「不要活在過去」。在這條路上，憑着他的卓越才能和時勢巨變，終於成就了這個「香港傳奇」。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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