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案比較，正好說明問題

《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訴訟將於12月12日開庭。律政司欲阻止黎智英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為其辯護，早前遭到高等法院駁回，律政司決定上訴。

高等法院駁回律政司的上訴申請時表示，准許英國律師代表黎智英「有利國安法的發展」，法庭強調國安法「要以堅實的基礎發展，並採取國際間的司法標準。」法庭的決定惹起很大的爭議。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批評決定荒謬，指「黎智英不是被控以一般的罪名，而是涉嫌勾結外國勢力，最終竟然可以由外國大律師代表出庭。」他質疑香港在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上，為何要用國際間的司法標準？

事件可以從幾個角度去探討：

第一，不會無代表。法庭要保障刑事案被告人的權益，確保他有律師可以代表出庭。大律師需遵守「不可拒聘原則」(Cab-rank Rule) ，意指客人願意支付

律師費用，而案件是在其執業範圍之內，無論案件的性質、長短或複雜程度，都不能拒絕，以確保被告不會沒有律師代表。所以，黎智英不會沒有律師代表。香港本地有很多資深大狀，熟悉相關法例，例如公民黨的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就是其中的一個人選。

第二，發展的必要。一般而言，香港定立了條新的法例，或者在法庭的判決當中，產生一條新的普通法罪名。在普通法的體制下，的確有發展案例的需要。但是，即使從發展案例而言，不需聘用其他國家的律師來本地執業。實施普通法的地區，由當地的優秀律師代表被告出庭打官司，當地的法官判成的案例，自然會成為其他國家法庭借鏡的案例，沒有所謂「國際標準」。

第三，效忠的衝突。現在是審判《港區國安法》的案件，涉及中國的國家安全。案件審議的時候，可能涉及一些機密資料，不適合公開聆訊，會改為內庭進行。但是，如果有外國人成為被告的法律代表，就會出現效忠的衝突。城市大學法律系講師黃汝榮就指出，「英國有一條普通法罪行：包庇叛國罪。Tim Owen在代理此案過程中，或會接觸到與英國國安層面相關的證據細節。根據英國法律，他有義務告知英國政府，但他若這樣做，不僅違反了香港證人的保密原則，更會對中國國家安全帶來風險。」

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組成了「五眼聯盟」，有義務分享情報。在美國要求之下，英國政府有可能向Tim Owen索要香港法庭審訊、涉及美英的機密資料。若Tim Owen拒絕提交相關資料，就會觸犯刑事罪行，看不到他會保密。

第四，兩案的差異。外國媒體報導這事件時，重提2019年8月香港律政司試圖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佩里（David Perry）作為黎智英等人參與的反修例非法集會案擔任主控官，結果佩里在英國的龐大聲反對聲浪中退出。外國媒體如《德國之聲》就借此批評特區政府雙重標準。其實，比對兩件案件，正好說明了當中的問題。律政司司長當年本想聘用佩里去會處理案件，並非涉及香港國安法案件，而是涉及非法集會。直接將兩件案件作比較，是在偷換概念。

更大的問題是，佩里當時有意接受聘用，來港代表律政司，但時任英國外相的聶韋敬撰文佩里，認為這案件屬於政治檢控，佩里理應拒絕委聘。英國前司法大臣凡克林亦要求佩里退出此案，理由是佩里不能維持那個角色又同時符合英國的價值。英國國會要求大律師代表受香港委聘的時候，要考慮英國的政治價值和標準，為什麼香港容許涉及國安法的案件，可以委聘外國大律師，不用考慮本地的價值標準呢？

結論是，涉及國安法案件，委聘外國大律師，有泄露國家機密的風險，法庭考慮相關事件的時候，若只單純從發展國安案例來考量，而完全沒有考慮

國家安全的要求，這明顯是思維的缺失。

盧永雄

內地疫情仍在持續爆發，當中有幾個特徵值得關注：

一，無症狀感染者比例極高。以廣東為例，11月16日有8883個確診者，當中只有307個是有症狀的感染者，其餘的都是無症狀感染者，無症狀比例高達96.5%。一方面顯示了病毒傳播的隱匿性，另一方面亦顯示了絕大多數確診者是極輕症者。

二、重症人數極低。多個地方的數據都顯示內地本輪疫情的重症者比例很低。以廣州為例，由10月22日至到11月14日，累計有3.3萬宗確診，但沒有重症和危重型病例；北京由10月17日至11月13日，有1187宗感染，重症只有2宗；重慶亦然，11月以來，累計超過8000宗感染，重症只有3宗。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感染科主任喻成波認為，隨著病毒的變異，傳播性更強，但重症化比率相對地低，重症少的原因由病毒的特徵所決定。

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亦認為，出現大部分無症狀感染者和重症少的原因，是病毒的進化所致，某一特定分支的病毒，由於帶來的重症少，令其繁殖保持優勢。從病毒進化的規律推測，新冠病毒趨於穩定、毒力脆弱的概率較大。張伯禮指有眾多有無症狀感染者的另一原因，與疫苗接種已經形成免疫屏障有關係。中國民眾完成兩劑疫苗接種率超過90%，60歲以上人群兩劑疫苗接種率86.4%（截至11月11日）。人群的免疫提升，會產生更多的無症狀感染者。

國家近日提出了20條優化疫情防控措施，其中一條是要加強疫苗接種。國家疾控局副局長常繼樂指出，雖然中國的疫苗接種總數在全球名列前茅，但80歲以上的人群的接種率不是很高。根據香港今年上半年對Omicron疫情的統計數據顯示，香港有超過9000人因疫情死亡，死亡人員當中，96%為60歲以上，71%為80歲以上。所以，要積極推進老年人加強疫苗接種的覆蓋率。

回看香港今年2月初本輪疫情初發時，80歲以上的人群完成第3針加強劑的接種比率只有10%，比率極低，這也是年初有大批染疫老人家死亡的主要原因。現時，香港80歲以上的人群完成3劑接種的比率已升至61%，免疫屏障增強。

反觀內地，截至11月11日，內地80歲以上的民眾，完成兩劑接種的比率為65.7%，完成第3劑加強劑接種的只有40%，比香港現時的接種率低很多。相信要將內地80歲以上民眾的3針接種率推高至70%以上，才可以形成較好的免疫屏障。

內地相當尊重老年人，對他們在接種疫苗方面沒有太多的強制措施。反觀香港，防疫措施有更高的要求，按「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的要求，如果未能完成接種3劑疫苗，不能進入食肆等公眾場所。這對推升老人家的接種率很有幫助，因為很多老人家都喜歡去酒樓飲茶。到目前為止，內地仍未有這種安排。北京曾嘗試這樣做，但實施了一天，因惹來很大的反對聲音而停止了。

內地應該在健康碼當中加入疫苗碼，增加疫苗接種的強制性，這對保護中老年人的生命尤其重要。當80歲以上人群的3劑疫苗接種率升到70%、甚至80%的時候，中國就可以有更大把握進一步復常。因為即使有較多的感染個案，重症和死亡人數也會進一步大大降低。

盧永雄